202406理论探讨|面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档案文化生产力生成逻辑和作用机制研究

面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档案文化生产力生成逻辑和作用机制研究

      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逐渐发展形成的。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1]202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两会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3]从国家战略层面不难看出，新质生产力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新增长极，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深入探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因，除了科技创新、经济变革、劳动资料等因素，还包含文化赋予它的新特质，[4]这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基础、更深厚、更持久的力量。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力不仅以物质形态存在，而且还以知识形态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反复强调，人类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也还要受到思想文化因素的影响。[5]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经济发展已由传统的物质资源拉动，逐渐转向为精神和物质资源的双向拉动，人的智力、创造性思维与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变量，全新的经济发展范式与价值创造逻辑推动文化生产力新变革。从人类发展的进程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决定着国家经济的兴衰，文化作为一种隐性因素蕴含在物质产品中，已经成为生产力迭代升级的最终动力，不再是物质载体的附加属物，而是作为整个生产活动不可或缺的核心资源，而生产力的进步则进一步促进文化的繁荣、文明形态的跃升。这其中，档案文化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着厚重的社会文明、历史底蕴与民族精神等优秀文化要素，是进行精神资料生产、提供精神产品、满足精神需求的重要载体，尤其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这是数字时代人类文化生产活动的全新表达。

      我国关于档案文化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学界从不同维度对档案文化建设进行深入分析，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文化体系。目前，以档案文化为核心主题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在档案文化产业研究方面，2003年10月，“京津沪渝档案学会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集中探讨档案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引发了学界对于“档案文化产业”的深入研究。[6]高王忠认为档案文化产业是新时代背景下所保存各种形态、各种载体的档案所隐蕴、包容、包含着的以文化人（改造人），进而调整（协调）人、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信息资源总集合。[10]吕文婷等人从制度环境、发展主体、运作模式三个方面提炼出“档案＋文化产业”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档案文化资源、档案文化产品、档案文化消费。[8]第二，在档案文创产品开发研究方面，王贞认为要利用馆藏藏品开发衍生的文化创意产品，拓宽档案馆服务的渠道。[9]赵跃等人从数字资产的背景出发，构建资产化导向的档案数字藏品开发框架和策略。[10]谢诗艺等人提出用数字化技术破解档案文化“商品化”困境，加大档案资源开发力度，生产出档案衍生产品。[11]第三，档案文化的服务方面，蒋效君认为应将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源投入社会发展研究中，需要同时兼顾社会和经济效益。[12]陈健怡等人认为加快信息化融合是档案文化服务的强劲动力，要利用档案资源数据本身的特性，提升档案文化服务的个性化、精准化。[13]另外，学术界还从多个维度展开对新质生产力和档案文化生产力的研究。袁蕾涵等人认为以新科技革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给档案文化发展提供了动力变革和新的机遇。[14]郭万超认为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二者互动是近代文明演进的重要方式，文化形成了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15]燕连福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两者并非相互隔膜，互不相干，而是相互贯通，具有内在联系。[16]黎沁怡认为新质生产力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能够加快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17]张磊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内含“天人合一”理念的生产力，文化起到重要作用。[18]

      纵观现有研究，我国在新质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力研究的理论成果较为丰富，已经初步廓清了两者的概念本质。但是档案文化属于一门系统性的研究工程，鲜有研究成果置身于档案文化与生产力关系进行分析，从档案文化的维度来研究文化生产力少之又少，研究其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更是寥寥无几，很少有学者对这一论题做出系统的回答，导致学界对档案文化促进生产力发展问题认识不全面。鉴于此，文章从档案文化入手，试图促进文化领域生产力的生成，通过档案文化生产力的维度来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丰富新质生产力的文化内涵，这即是响应党中央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的应有之义，又对促进文化生产力生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目的，唤起社会各界专家、学者们对档案文化生产力研究的重视和关注。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脱离文化因素而单独存在，文化建设是上层建筑中的关键环节，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价值共识和文化认同基础。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任何经济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19]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档案文化生产力两者是相互贯通的，共同服务于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需要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具有逻辑共契的内在联系。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作为生产力的三要素。[20]新质生产力主要以这三个关键要素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为基本内涵，故文章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个维度入手，试图厘清新质生产力与档案文化生产力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其生成逻辑进行审视。

      2.1 档案文化资政育人作用促使劳动者素质发生改变。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为，人作为生产力主体和生产关系的生产者，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作用。[21]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劳动者的素质直接决定生产力的能级，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文化素养和科技知识水平的能力，都是提高生产力的内在动力。所以新质生产力的“新”不仅体现在劳动工具的新，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善用现代技术、拥有知识快速迭代能力的新型劳动者上，他们具有强烈文化担当和高度文化自信，具备掌握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设备等新型生产工具的能力，成为激活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劳动者。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教育投资的外溢效应不断显现，国家教育的普及程度已经超过国外中等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总体发展水平已经跃迁至世界先进行列，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人才资源大国，无论是研究生、大学生，还是中专生、技术工人都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人才资源总量超过2亿人，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过8000万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22]各类专业人才、技能人才活跃在生产一线和创新前沿，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与传统生产力适配的普通工人与技术工人不同的是，新质生产力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而文化则是提升劳动者能力的根本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也指出“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劳动力素质会得到极大地提高，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会得到极大的拓展。[23]这说明高素质劳动者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层面，也包括精神、价值观、道德观等人文方面，文化素质也同样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这其中档案文化的作用功不可没。档案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因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经验总结，始终起到教育人、塑造人、影响人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指出“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24]其中“存史”就是通过保存档案留存史料，使历史得以延续，“资政”就是“以档资政”“育人”就是通过档案编研、档案展览、档案利用等方式，深挖用活档案资源，为人民群众当参谋、提建议、献良策。档案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记忆痕迹和情感认同，构筑了伟大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价值，这使得劳动者在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对专业技能的感知会受到我国优秀文化建构的影响，唤醒同一文化背景下受众或集体心理特定的文化基因，表现出与文化氛围相一致的行动选择，使劳动者找到自我身份感和集体归属感。这种精神力量对于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激励作用，是全民族发展先进生产力共同意识的凝结，促使劳动者从单一技能逐渐转变为综合素质于一身的新型劳动主体。

      2.2 档案文化催生科技创新促使劳动资料发生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25]生产力的进步往往以劳动资料的技术性突破为标志，劳动资料中加入科技创新属性，使生产工具变得更先进、更智能。从具体表象上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科学技术、生产要素等提升的结果，是劳动资料进化的产物，但从历史发展进程的演化中不难发现，先进生产力总是在最适宜的文化土壤中得以突破，文化建设有助于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是壮大生产力中的革命性要素。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26]纵观历史，引领潮流的先进技术，都是在蓬勃发展的文化运动中产生，无论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还是新时代信息技术井喷式的发展，最终都是由文化育化出的社会有机体决定的。任何科技的进步、文明的兴衰成败都可以从文化中找到根源，文化与科技两者之间其实是双向促进、协同创新的过程，如果没有文化创新，思想就不可能解放，技术创新就更无从谈起，如果没有文化的滋养，社会就缺少创新的动力源。新质生产力的时代下，劳动资料并非都是具体物质，也可由虚拟工具替代，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非实体形态生产工具的广泛应用，极大丰富了生产工具的表现形态。特别是以生成式AI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档案文化生产中的主体作用越来越明显，已经渗透到文化生产各个环节，将劳动者从体力劳动解放出来。[27]例如，AI数字人在社会各个领域已经开始深入应用，档案文化领域也不例外。档案馆、档案室等档案机构通过定制设计专属数字人，依托强大的数据库化身档案馆向导，成为档案数字化创新重要生产力工具，如昆山市档案馆“昆兰”，厦门大学档案馆“厦小档”、泉州市档案馆“小君”等数字人，能够快速理解用户需求，并精准定位目标文件，极大节省了用户搜索时间，提升了生产工作效率，满足了群众的个性化服务需求。

      2.3 档案文化内涵的数据价值促使劳动对象发生改变。马克思强调：“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8]”进入到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数字技术与现代化信息网络全面运用于经济活动之中，引起原有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彻底性变革，劳动对象呈现出数字化、虚拟化的新特质，不仅是钢铁、棉花、粮食等摸得着的实物可以作为劳动对象，那些数字、图像、信息等摸不着的虚拟物亦可以作为劳动对象，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价值创造范式，劳动对象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物质形态，“数据呈现”成为劳动对象的关键特征。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设的意见》中提出，把数据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新型生产资料。[29]2023年2月，《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将加快数据资源大循环作为数字中国建设基础，指出要“推动数据资源规模和质量加快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有效释放”。[30]从国家层面的重视程度释放出明显的信号，数据作为数字时代新型的生产要素战略地位日渐凸显，已经同传统的土地、厂房、资本、机器设备等同等重要，将打破传统生产要素的质态，成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优质生产要素。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档案作为数据信息的重要承载体，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记录着我国五千多年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蕴藏着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载体多样的档案数据资源。截至2022年底，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藏档案117148.7万卷（件），其中，中央级2167.7万卷（件），省级6077.2万卷（件），副省级2633.9万卷（件），地级23464.9万卷（件），县级82804.9万卷（件）。[31]截至目前，全国4154个档案馆已开放各类档案23827万卷（件）。[32]这些档案数据作为国家数据资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生产力属性和生产力特点，是一种原始记录、真实可靠、权威凭证、稀缺有限的原生信息资源，属于独具特色的生产要素，可有效弥补大数据价值密度低的先天不足，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广泛价值的基础性资源要素，使劳动对象由实务形态延展至无形领域。

      文化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文化生活需要、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途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档案文化生产力，必须从档案的精神动因、数据价值、产业发展、社会服务等四个方面，探寻档案文化生产力的作用机制。

      3.1 锚定新质生产力的价值目标，深挖档案文化呈现的精神动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概况总结了多种生产力，其中就包括“精神生产力”。[33]马克思把精神生产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标准和人类发展的最高追求，并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精神生产实现了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这里的精神生产力，就是文化生产力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属性。档案作为国家、社会等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是进行党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是一代代中华儿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记录，是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纽带，是精神生产力的重要来源，远到炎黄文化，近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精神思想都是通过档案资料世代相传。从历史视角来看，一个民族的档案文化是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基因库”，我国传统档案文化展示的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的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同马克思主义一道发挥引导作用，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摒弃西方市场经济过度追求物质满足的窠臼，更加注重经济的人文价值，这为文化生产力发展注入深刻底蕴。此外，发展文化生产力还离不开伟大建党精神的滋养与哺育。革命档案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砥砺前行的革命历程，展示的是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和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建党精神，这些都为文化生产力生成与发展提供最深层、最根本和最基础的精神动力，让每名中华儿女在新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参与新质生产力的建构过程，最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承载体，在群体记忆构建中迸发出生动、真实的生命力。这种动力正是人民群众保持探索精神和求知欲望的核心源泉，在精神生产力的作用下，让勇于质疑、追求知识、创新求变的精神成为主旋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迈进。档案部门要以档案文化资源为基础，善于“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揭示档案中承载的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利用好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创新意识、发扬创新精神，通过展览陈列、新媒体传播等方式，把档案蕴含的中华文化强大的创造力转化为日常行为准则，让档案文化在新时代绽放生命力，助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同时，还要发挥档案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作用，倡导文化的平等与包容，通过举办或参加国际性专业会议、开展国家互访、出国举办档案展览、参与国际学术研究和出版活动等方式，广泛加强对外交流和合作，让更多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3.2 发挥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势能，开发利用档案文化的数据价值。传统的档案开发利用是一项“体力活”，需要大量专业工作人员参与，造成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率低，档案公共服务创新动力不强，在实践中部分数据价值没有得到充分释放。中国信通院对我国部分企业样本的测算结果显示，2022年数据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的贡献度仅分别为0.31%、0.65%和1.69%。[34]2022年7月，国家档案局公布的《国家档案馆档案开放办法》进一步加大了档案开放的力度。[35]2024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对档案文化传播提出了明确要求，开展馆藏档案的开发利用和公布，促进档案文献出版物、档案文化创意产品等的提供和传播。[36]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据成为真正的生产要素，需要借助信息技术进行数据资源的采集处理、整合汇聚、挖掘开发和共享利用，以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为突破点，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破解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难题，打造千姿百态的应用场景，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这才是加快形成以数据要素为引擎的关键所在。所以档案文化生产力要从数据建立、开发、流通三个方面上下功夫。首先，要建立数字化档案资源数据库。对纸质资料、照片、录音磁带、录像磁带、影片档案等进行数字化转换，实现档案的电子化存储和管理，构建以历史文化档案、红色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等为主的档案文化数据库。例如，安徽大学档案馆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数字人文技术实验室合作，采用文本挖掘技术提取档案文本和图片中的本体，采用时间瀑布流的方式组织和呈现档案数据，建设了安徽大学数字记忆网。其次，要加大档案数据的开发利用。将散乱、多模态的档案数据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组织成有序化、结构化、系统化的资源体系，经过筛选、序化和描述，快捷精准地获取数据。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开发的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收录了来自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地的地方历史文献，可向公众提供多元检索和全文检索服务。第三，要促进档案数据的流动。档案数据只有流动起来才能创造价值。当前，社会公众的数据意识不断提升，信息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精细化特点。档案数据的流通使用可采取建立开放共享平台、制定开放共享政策、加强数据质量控制等方式，向社会提供数据资源，真正释放档案价值，让其活起来，让档案成为满足公众日益升级的信息需求的重要途径。

      3.3 拓宽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样态，探索档案文化数字产品产业化。《“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指出“要加强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探索产业化路径”，[37]这为档案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指明了方向。由于档案馆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质，馆藏档案资源和数据本身无法通过直接市场交易获利，但基于大量原始档案数据塑造的优质数字内容原创产品，能够被数字技术赋予新的商品属性，这是追求原始档案生命周期延续的结果。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元宇宙”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38]只有扶持建设一批从事档案开发利用的文化创意企业，进一步把先进的数字技术、流动的信息要素引入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用先进的生产力拓展档案文创产品的生成方式和传播渠道，才能让新产品、新场景、新空间不断成为档案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引爆点”和“增长极”，重构传统档案开发利用的叙事方式。其一，要借助档案还原历史场景。档案是记录历史、解释历史、再现历史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利用数字化的档案信息内容打造沉浸式的历史叙事场景，更容易让用户了解档案内容，增强用户的参与度和黏性，扩大档案历史事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目前，国内已有档案馆开展了基于多模态档案记忆资源的沉浸式体验，利用AR、VR、数字孪生、云宇宙等新技术实现对历史场景的虚拟重现，让人民群众身临其境感受历史场景。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简牍博物馆等共同打造的VR古籍活化项目，是国内首部重现二十世纪初古文献四大发现的VR互动纪录片《古籍寻游记》，该片第三集以居延汉简的发现历程为主要内容，以居延汉简的相关史料、考古遗存等为依托，将观众化身东汉戍守边关的士兵，参与完成斧头劈柴、手持弩箭射击等动作，以更加沉浸的方式体验历史场景，让古籍历史真正“活”起来，再现档案文献中记载的边塞生活面貌以及将士保家卫国经历。其二，利用文化 IP 激活档案资料。文化IP是档案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的核心动力，其蕴含的文化元素以及鲜明审美特征，[39]能够为档案文创产品的开发利用提供增值服务。目前，已有相关档案馆开展数字典藏实践，通过提取和转化档案中的历史文化信息，将档案中的文化元素融入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等文化产业之中，形成独特的IP品牌。如重庆市档案馆与四川省档案馆联合制作的“百年印记”红色档案文创盲盒，精选了川渝两地12件红色珍档作为核心元素，展示富含档案元素的文创U盘、书灯、拼图、台历等创意产品。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以先进文化为引领，打造了“第7档案室”，融合红色历史、档案知识、解谜游戏等内容为一体，开发了解谜书《第7档案室》、互动密室“漳缎疑云”、剧本杀《查无此人》、大型实景解谜活动“追踪者的倒计时”，以及“盒避卡壳”盲盒等一系列档案文化产品，因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交互体验提高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这些优质的文创产品将档案文化元素附着在物质载体之上，破除了平面化数据呈现存在的互动壁垒和理解阻碍，极大丰富档案文化的供给形式，激活人民群众多感官体验，推动档案知识理解和价值传播，让文化成为最具经济活力的产业领域。

      3.4 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文化效应，构建完善的档案文化服务体系。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问题，[40]“物质生活”的问题最终只能通过“物质生产”来解决。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物资短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生产力的新形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如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无法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无法解决当前社会人民群众最迫切的精神文化需求层面问题，也就无法称之为新质生产力。具体而言，就是要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为出发点，缩小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差距，促进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档案资料只有开发了、利用了、传播了，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激发劳动者的创造热情，才能称之为生产力的生产要素，否则就是一堆堆冰冷的图片、影像、数据，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价值。第一，档案要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新时代档案工作要紧紧围绕发挥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本地区的中心任务，拓宽档案利用服务的深度与广度，释放档案资料的服务效能，在重大突发事件、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重大自然灾害中提供有价值的档案资料，确保关键时刻档案能够及时调出、迅速使用。例如，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建筑集团公司所属中建一局档案部门第一时间提供北京小汤山医院建设图纸，为迅速建成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要拓展档案文化的传播形式。新时代下网络媒体成为重要的传播工具。档案部门要积极适应新媒体传播趋势，利用网络平台拓展传播空间和传播渠道，通过微信视频号、抖音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平台，提高档案文化传播的广泛性和互动性，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档案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拉近公众与历史档案的距离。例如，2023年12月，湖南省档案馆与湖南日报社联合推出60集《湖湘独一档·走近“镇馆之宝”》系列短视频，该片融合脱口秀和评书元素，摒弃宏观叙事视角，以贴近当下年轻人的表达方式，打造轻松精练的新媒体档案文化产品，切实增强档案文化产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丰富了青年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第三，要助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影视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档案文化传播的新途径。例如，2023年热播的影视剧《繁花》，受到社会各界的追捧，尤其是剧中充分复刻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风情引起了大多数人的回忆。正是因为有上海音像档案馆提供了超六十个、累计一千八百多分钟的历史影像素材，助力《繁花》剧组深挖城市变迁以及百姓生活状态，才能真实地还原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海的真实场景，使档案文化传播真正吸引人、打动人，产生共鸣。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文化传承等各项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基于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论题，既顺应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又符合当下对传统生产力形式的超越与创新。新质生产力对比传统生产力体现出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档案文化生产力进一步丰富了新质生产力的外延，让新质生产力摈弃只重视“物”的缺陷，更加注重人文关怀、精神成因，通过科技创新“活化”档案文化资源，赋能档案文化产业发展，使其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独特的价值和作用。文章虽然对新质生产力与档案文化生产力的生成逻辑、作用机制进行了论述，但是在档案文化生产力生成的过程中，还存在部分地区档案数据接口不开放，档案数据共享机制不完善，档案数据安全、执行标准不统一，档案文创产品知识产权和版权保护不健全，档案部门人员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还有档案文献保密性与共享性如何兼容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后还需要深入探讨，相信未来随着档案文化服务体系的日臻完善、档案数据的充分利用，档案文化精神的深度挖掘，档案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档案文化生产力水平一定能跃上新台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