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1理论探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图档博（LAM）文化协同传播研究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共同承载着文化传承、启蒙与沉淀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传播的时代价值。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图档博应从资源、情感、效能三个维度认识文化协同传播价值，并从制度环境、资源配置、服务平台、人才生态等方面展开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协同开展文化传播策略，迈入多业态融合的文化传播应用场景，为文化强国踵事增华。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图档博（LAM）文化协同传播研究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为“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在工作原则中指明要“增强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1]为激活文化资源、共享文化成果作出方向指引。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的二十大）擎画数字中国、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强调“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2]将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建设摆在文化数字化战略的突出位置，把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效能作为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重要手段。这一语境下，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以下简称图档博或LAM：Library, Archive and Museum）因其“社会记忆装置”功能，共同承载着文化传承、启蒙与沉淀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传播的时代价值，不仅是人类文化遗产贮存和管护的重要机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支柱力量，更是文化强国的主要阵地、文化传播的重点单位。

      回顾历史，LAM馆藏资源的内在同质性未被普遍认可之时，其文化传播长期处于相对独立状态。例如明代状元赵秉忠的科考试卷《廷试状元策》一直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保存在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直至1991年“国宝状元卷失窃案”轰动全国，它的档案身份才被世人认识；又如《永乐大典》残卷兼具图书、档案、文物的三重属性，却长期只受到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挖掘和利用，图书、档案属性未能及时彰显。[3]诸如此类针对文化遗产的认知脱节事件为文化事业单位敲响警钟，LAM文化协同逐步展开。2021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颁布的《“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各地要“结合实际推动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发挥各自优势，通过联合开展文化活动、展览品牌建设等措施，形成发展合力”，点明数字时代的三馆协作趋向。未来，图档博必须顺应历史趋势，把握技术红利，认识传播语境与传播主客体的双重变迁，以文化协同姿态主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由单边运作转向跨部门、跨馆际、跨区域、跨行业的互动协作，全面开展文化资源的梳理、整合和盘活，加大馆际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优质文化资源供给，在文化记忆、文化传承、文化育人等领域展现协同传播的优势与影响力。

      1998年，Boyd Rayward教授发表了首篇关于图档博数字资源整合的论文，[4]标志着图档博文化协同研究的开端。我国最早提出“三馆”学思想的王重民先生认为，“研究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三馆’学，不仅要通一馆的知识，还要兼通其他两馆的知识。因为三馆资料的采集、鉴定、编目、研究、刊刻，或复制流传、图录、书影的印行，在过程上或方法上都是相通的。”[5]在此基础上，LAM文化协同的理论研究和行业实践逐步展开，图档博资源融合、协同发展相关研究呈现蓬勃态势。但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建设、资源融合、服务设施共享等局域，在顶层治理和协同传播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

      1.1 LAM的文化体制协同研究。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三者的资源只有在一个共同的框架内为用户提供服务，才能够求得共同发展。[6]理论层面，学界经过机构合并、地域集中等管理变革的研究和讨论，逐步聚焦于LAM在战略规划上的体制协同，[7]包括建构责任归属、收益分配、行为规范等层级的制度规范，联合制定完善文化数字化质量标准体系，建立LAM协同治理专职机构或组织[8]等。实践层面，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外便将LAM体制建设作为文化协同的重点内容展开实践，例如，欧洲文化遗产机构所藏数字资源的关联集成服务平台Europeana汇集了44个国家4000多个包括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在内的文化机构的数据资源，英国的4500个博物馆、1300个档案馆和5000多个图书馆联合成立“Resource”理事会，[9]我国“城市记忆”项目以图档博为建设主体多方合作共建。[10]然而，截至目前，我国仍未有国家层面上LAM文化体制协同的专门战略规划和合作协会。

      1.2 LAM的文化资源协同研究。文化资源协同是LAM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前提，并且，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资源融合已迈入黄金发展期。2017年，国际图联（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IFLA）发布《保护文化遗产国际图联指南》（Preserving Cultural Heritage： an IFLA Guide），倡导通过数字统一，实现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跨机构融合，解决濒危文化遗产原始载体流散各地的严峻问题。此情境下，国内学者对LAM数字资源融合进行了可见可信的策略研究，比如通过确立LAM资源底层交互逻辑与标准，以共同编制并公布馆藏联合目录、合作开展数字资源保存、联合举办展览和出版等方式实现资源初步融合，解决三馆文化资源在提取、转换、交流以及对接方面的标准或规范问题。[11]除此之外，LAM还将通过数字资源整合技术的协作提升、数字资源共享与服务平台的共同建设等实现文化资源协同与关联同步。[12]这一过程中，图档博三者在组织、管理与服务等方面的差异性受到普遍关注，[13]不同机构针对数字文化资源与数字文化服务的协同意向和效能有待进一步提高。[14]

      1.3 LAM的文化服务协同研究。LAM文化服务研究主要为实证类研究，当前主要集中于社会工程与项目中的技术服务应用。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启动的中国记忆项目以专题为单位进行集约化建设和推广，用数字记忆打破资源类型和保管体系的分割，将散落在各个机构和民间的文化记忆以数字形态汇集于特定记忆专题，形成以保护城市文化遗产为目的的“城市记忆工程”，以挽救档案文献、历史建筑、方言乡音为落点的“乡村记忆工程”等多项记忆项目。英国的聚宝盆项目（Cornucopia）涵盖来自英国博物馆、艺术馆、档案馆和图书馆的超过6000件精华藏品，通过高精度的数字化扫描、拍摄等技术手段将藏品转化为高清图像、音视频等多媒体形式的在线数据库，供全球用户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和浏览。未来，LAM将积极融合利用新兴数字技术，动态聚合和优化重构各机构间分散却有着密切联系的异构分布式数字资源，形成协调有序的LAM文化协同服务有机统一体，为用户提供多源数据的一站式展示与信息获取服务。

      图1 LAM文化协同传播的价值追求关系图

      以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基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图档博须通过多业态的深度融合，从资源、情感、效能三个维度出发，为公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好质量、更高层次、更低成本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激发“1+1+1>3”的文化协同传播能量。LAM文化协同传播的价值追求关系如图1所示。

      2.1 最大程度拓展资源覆盖局域。《意见》将“全面梳理中华文化资源……关联文化数据源和文化实体，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置于首要地位，强调文化资源的梳理、分类、标识和关联，旨在最大程度开展文化资源整合和盘活，拓展文化资源覆盖局域。LAM作为社会公共文化机构，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它们在馆藏与功能上既有相似、又各有特色，共同建构社会文化资源局域。其中，图书馆藏有丰富的图书、期刊、报纸等文献资源，是社会公众构建历史观、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的宝贵资源，直接关乎社会公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档案馆是保存社会历史全貌的唯一机构，所贮存的档案具备特有的凭证、情报和情感等价值，在还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过程中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博物馆则以文物形式展示人类历史、文化、艺术的精华，建立覆盖社会各层级的文化传播线上线下场景，为公众提供了最直观的文化体验。在此侧重下，LAM以图书、档案和文物共同作为文化协同传播的“原料”，对内承担建构集体记忆、深化身份认同的作用，对外具有展示国家形象、讲述中国故事的功能。因此，LAM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通过对“记忆原料”加以分析、阐释、编排、展示，活化不同来源和类型的文化资源，确保其兼容互通，并注重发掘本土特色文献遗产资源，加大地方特色文化标识，建立地方文化数据库、民族文化数据库，[15]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2.2 最大限度链接公众情感需求。《意见》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并强调充分利用文化教育设施及公共场所，“搭建数字化文化体验的线下场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到达率、及时性”，体现以传统文化为轴位、以公众为中心的文化服务靶向，而LAM致力于用最为原始、客观、真实的文化形态传递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是“人们从历史中寻找记忆的切入点”，[16]也是提供“零门槛”知识服务、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力量。因此，LAM应以文化协同传播为手段，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传播客体，在充分认识各自资源特色、优势和互补关系的基础上，把握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连续性和关联性，从数据资源建设、服务和推广出发，挖掘其汇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丰富含蕴，进行多元叙事视角、多层叙事结构、多维叙事空间的角度叙事重组。同时，充分运用数字记忆、多媒体技术等进行形式创新，加强对所传播的文化数字内容需求的实时感知、分析和预测，探索发展平台化、集成化、场景化增值服务，创造出公众易于接受和产生共鸣的、具有记忆表现力和表达力的文化创意作品，从内容叙事和意义阐释层面渗透社会各主体的情感和思想，[17]进而与社会公众形成内在的情感交融，以其客体情感价值和主体情感认同实现群体的价值意识，挖掘图书、档案、文物之于民族的情感价值，形成主流支流均衡、中心边缘并重的中华文化多维呈现，强化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传承感。

      2.3 最大范围提升文化传播效能。文化传播机制跟随社会信息传播范式而发展变革，历经以内容为中心、使用传统媒介的大众传播，形成以用户为中心、使用新兴媒介的社交媒体传播，并为迈向以数据为中心、使用数字媒介的智能传播奠定基础。[18]此情境下，《意见》提出“创新文化表达方式”，推动传统业态升级，“创新呈现方式，推动中华文化瑰宝活起来”，突出了文化服务机构利用新兴媒介进行文化表达、文化呈现以及提升文化传播效能的重要性。然而，当前我国图档博机构在协同传播中仍面临资源与服务的“碎片化”困境，文化协同表达、呈现方式亟待提升。为此，可参照《意见》要求“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包括“充分调动市场力量”和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学校、公共图书馆等文化教育设施，实现文化数字化背景下社会文化传播的多元主体协同。一方面，借鉴和转化先进的中华文化知识体系和话语框架内容，通过知识发现、复用与再生产来融合三馆资源，将碎片化的信息资源生成为立体、丰满、生动的知识信息、历史故事、文艺作品等，提升传播内容的完整性、丰满度和吸引力。[19]另一方面，组建跨越三馆、专业性复合的文化协同传播队伍，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把握传播行业的媒介变革和用户迁徙，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标准”的LAM文化协同全媒体传播体系，推动馆际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实践整体性传播、区域性传播、用户分层传播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LAM文化协同传播应从制度环境、资源配置、服务平台、人才生态四个维度出发，加大协同效力，增大治理合力。这之中，良好的制度环境作为顶层设计为其他实施模块提供制度支持，健全的资源配置为服务平台供给优质内容，完备的智力引擎为服务平台提供功能优化。并且，优质资源同时给智力引擎提供内容服务，智力引擎又通过知识发现、复用和再生产形成新的文化资源，反馈于资源库，二者相互哺育，共同赋能文化传播服务这一最终落点，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LAM文化协同传播的策略选择

      3.1 优化LAM文化协同传播的制度环境。《意见》为LAM文化协同传播作出宏观政策指引，《“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也明确要“打破体制界限，整合社会资源，提高配置效率”，使得“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数字服务更加便捷、应用场景更加丰富”，都为LAM文化协同传播塑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是，在LAM馆际协作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落实细则等方面仍缺乏专门的顶层设计和具体的工作指导。为此，政府应当依照行政体制框架，把控、主导、规划LAM文化协同传播，充分发挥其行政引导作用，多措并举完善LAM协同发展的机制体制建设。

      一是成立专门组织，统一负责协调LAM相关事务。可以由文化和旅游部牵头，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局、国家博物馆协作，跨区域、跨行业、跨系统、跨机构组织成立“LAM协同发展理事会”“LAM行业协会”等专门机构，作为LAM文化协同传播顶层设计的主要责任方负责研究制定战略规划、行动计划和实施细则等政策性、规范性文件，在馆际资源共建、资金保障、业务规范、人才交流等方面起到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二是构建制度体系，营造LAM文化协同传播优质环境。LAM三馆需积极制定LAM协同底层的数据交流、资源流动、质量标准等法规条款，LAM协同治理的规范措施、组织架构、职能分工、责权划定、协同目标、利益分配等协同制度，并提供有效的监督保障，确保政策落地，实现LAM在战略规划层面上的相互协作和相互支撑，科学地推进LAM文化协同传播。三是促进社群合作，完善LAM文化协同传播机制。以项目为依托，打造跨区域、联盟式LAM文化协同传播，使得联盟成员单位基于项目的具体任务目标、资金预算和项目周期等条件，落实做细共建特色项目，深化品牌活动项目，[20]如图档博机构联合参与长征文化公园的建设项目。此外，地方政府机构可以设立专项资金，拓展社会资金资助渠道，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捐赠、经费赞助等方式支持LAM文化协同传播。

      3.2 夯实LAM文化协同传播的资源配置。构建互联互通的文化数字资源库，是LAM协同开展文化传播的基础条件。一是建立统一的资源描述与数据交互标准。基于现有的Z39.50协议、ISO 10160/10161等数字资源融合馆际互借标准，加快知识图谱、语义发掘等知识关联技术的落地，解决数据异构问题，打破三馆之间的资源壁垒，实现跨系统、多类型的数字资源整合。二是建设可视可查的联合文化专题数据库。实现文化资源的共享和互补，为公众提供了文化信息资源一站式利用。如纽约公共图书馆、纽约市档案馆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三者合作建设“纽约城市记忆”，以协同模式、数字化手段展陈纽约市的历史和文化相关文献、档案和文物，成为纽约市民甚至世界人民了解纽约历史、文化和艺术的重要窗口；又如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与上海市博物馆合作建设的“上海近现代史专题数据库”，收集和整理了上海地区近现代历史中的档案、图书、报刊等，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解上海近现代发展进程的渠道。三是构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源融合知识库。对大语言模型进行训练，实现对多来源、多模态资源的知识提取，[21]采用知识图谱等技术对提取的知识进行结构化表示，形成跨领域、跨平台、跨模态的知识库，从而能够为用户提供交互式、个性化的知识服务，延展传统图档博机构的服务内涵和外延。[22]

      3.3 构筑LAM文化协同传播的服务平台

      《意见》指出“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集成全息呈现、数字孪生、多语言交互、高逼真、跨时空等新型体验技术，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对LAM文化协同传播的服务平台作出要求。因此，LAM要借助“技术红利”，构筑三馆联动的一站式文化协同传播服务平台，实现文化资源管理与文化传播服务功能的有效集成，提高文化资源在线上和线下的双重可及性。一是架构设计合理、功能齐全完备。兼顾栏目设计、资源呈现方式、界面的美感、操作便捷性等因素，满足公众的文化信息需求。二是利用现代技术赋能，提升用户体验。探索运用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和三维建模等技术，搭建出完整而逼真的虚拟空间，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打造在线在场相结合的应用场景，给用户带来具有感官共振与沉浸式认知的情景体验。三是关注知识产权问题，避免利益冲突。服务平台在提供数字资源利用服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遇到知识产权利益冲突问题。比如图书馆馆藏文献著作数字资源同原作者和出版单位产生知识产权归属，博物馆数字化馆藏文物的知识产权归属，[23]以及LAM机构之间各自馆藏资源的归属等问题。要避免知识产权利益冲突，首先要健全相应的法规和制度，其次要应用先进技术确保资源的归属权不受侵犯。比如可以通过集成融汇（Mashup）技术，在不改变物理存储的前提下，通过开放接口调用不同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资源，以个性化的方式向用户提供丰富的文化遗产信息资源。[24]

      3.4 锻造LAM文化协同传播的智力引擎。推动LAM文化协同传播需要打造一支适应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为其提供智力引擎。一是构建跨学科专家智库。汇聚多学科、深层次、高维度的智力资源，将分散化、碎片化的力量集中起来，深入探索文化协同传播理论及实践研究，进而制定LAM协同治理、文化传播的可行政策、规划和管理机制，促进机构间的交流协作，成为LAM文化协同传播的智慧锦囊。二是形成完善的继续教育体系。提高职业培训的实用性和吸引力，提升在职人员的职业技能，激发他们“学中干、干中学”的热情。同时，强化机构之间通过挂职、兼职等各类柔性形式开展人才交流，推动业务能力提升。三是完善人才评价机制。构建多维度、综合化、公平、公正的职称评聘体系，建立健全合理的职业晋升制度，充分发挥职称制度对人才的指挥棒作用。同时，建立合理、有效的人事考核和激励机制，突出服务成效、创新成果和实际贡献，推动构筑LAM文化协同传播人才生态系统形成与完善。

      《意见》指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推动文化产业与新型农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培育新型文化业态”，点明了发展多业态融合文化产业在激发文化资源活力中的驱动作用。LAM要加深与旅游、艺术、教育、数字创意产业等多产业的融合，充分利用短视频、社交媒体、广播、电视等新、旧媒体资源，积极运用新信息技术，结合LAM文化传播要素特点，探索LAM文化协同传播新场景。

      4.1 文旅融合，解锁沉浸式体验新场景

      LAM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是促进文旅融合的重要力量，要拓展融合面、深化融合度，深入贯彻“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中央要求，利用各自的资源和空间优势，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化学反应”式的融合，以新服务、新业态、新产品丰富LAM服务，满足社会公众精神文化体验需求。例如，唐昌镇文昌宫巷打造“档案·忆乡愁”档案文化展览墙，通过展示古镇特有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底蕴，助力打造带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上海市档案馆在地铁站设计“跟着档案看上海”的时光走廊，通过展示珍贵档案文献和照片，让跟众多市民乘客走进档案、体验档案文化，了解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谱系与文化底蕴。然而，在当前的文旅实践项目中，图档博机构多数困于单打独斗场域，没有形成合力。未来，LAM文化协同传播必将形成政府主导、群体参与、“收放”自如、协同互补的多元主体结构，[25]依托各主体特征，挖掘旅游资源，协同开展文旅融合项目，带给大众更加丰富的文化旅游体验，如饱食珍馐，令人大快朵颐。并且，三馆还可以依托一站式服务平台，在社会信息共享和文化传播主要渠道及阵地上加大话语力度，形成“主流媒体+政府机构+自媒体社交账号”[26]的传播体系和层次，发挥传播联动效应。

      4.2 文艺融合，解锁代入式展演新场景。文化和艺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LAM在文化协同的基础上与歌舞、影视、戏剧等艺术领域深度融合，可以复活历史场景、展现未来科技，挖掘利用文化情感价值，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创作出更加触动人心、广为流传的作品，建构民族和个人情感寄托，并畅通用户多平台再传播渠道，激励用户再传播行为热情。[27]例如2021年河南春晚呈现的《唐宫夜宴》，便是导演组结合档案和文献史料研究，从服饰、妆容、体态、鼓乐吹笙的造型等方面考证洛阳博物馆的唐代乐俑，以舞者婀娜的舞姿复活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展品。作品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叠加历史文物的影像，让现实和虚拟交织，情感和文化交融，完美地展示了无比灿烂地盛唐文化，既是文物现代化的有益探索，也是文物数字化背景下的生动呈现。2023年，“遇见古蜀：三星堆沉浸式光影艺术展”通过对古蜀文化元素进行数字艺术形式的二次创作，以光影涂鸦技术诠释现代视角的三星堆宇宙，打造体感互动、声光影交互的沉浸体验，构建出多感官联动、具身交互、虚实结合的文化场景。2024年河南卫视的“端午奇妙游”中，节目《雷霆振山河》通过实景与特效的结合，化用敦煌285窟中“十二音雷公鼓”元素，让将军与夫人化身雷公电母，通过梦想与现实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真切表达中国传统节日对当下生活的深远映照和治愈力量。这些作品都是LAM的文化元素融入艺术创作的典范，让观众在一眼万年中，感悟传统文化的深厚，强化民族自豪、文化自信，为中华文化传播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4.3 文教融合，解锁案例式教学新场景。LAM文化协同传播还要以中小学为重要实践场地，搭建数字化文化传播的线下教育场景，设计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提升爱国教育的实际效果与深度，突出传承爱国精神的关键效用。因此，LAM要在协同文化传播过程中找准各自特色资源。突出民族文化符号、英雄符号等群体符号，强化历史认知、民族认知和身份认知，引导个体情感能量的积聚和群体凝聚力的提升。[28]针对线上教学需求，采用多媒体、线上展厅、3D重建、教学游戏等形式展示红色档案、红色文物、红色故事，实现“立体化传播”效果。[29]针对线下需求，则充分利用现有的公共文化设施，搭建数字化红色文化体验的线下场景，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学生熟悉的日常场域，在不知不觉间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实践中，甘肃全省90%以上的红色旅游景区等免费开放，积极利用数字化文化资源和新媒体渠道为青少年学生开展特色教育实践活动和红色主题研学旅行开辟绿色通道。苏州市档案局重点分析青少年心理特点，从青少年的阅读需求出发选取档案内容，增强历史档案的故事性，推出了“我是档案迷”丛书，创新设计“体验式探险活动”，以及“第七档案室”剧本杀活动。这些文化性和趣味性兼具的文化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青少年的关注和业界的广泛好评，是LAM文化协同传播的重要场域。

      4.4 文数融合，解锁互动式娱乐新场景。LAM还要积极探索数智技术，以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混合现实（MR）为基础，打通“视觉—沉浸式体验—文化感知”的体验式传播进路，创造出“过去—现在—未来”的文明沉浸式交互场景，乘着数字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东风，与影视传媒业、动漫游戏业、数字出版业、设计业、玩具业、时尚服饰业等产业深度融合进行产品开发，提出多主体、多主题、多领域的LAM文化产品开发策略，重塑文化传播空间。以LAM文化产业与游戏产业融合为例，其中文化资源中的历史文化故事是游戏研发中设计游戏情节、游戏规约、人物形象、技能装备设计的生动素材。故事中鲜明的道德价值取向和生动的人物形象，结合动漫游戏的趣味性和体验感，提高了受众的心理接受度，从而达到深入人心的文化传播效果。2018年，腾讯“新文创战略”的落地正式开启了“游戏+传统文化”的游戏研发模式，如MOBA手游《王者荣耀》打造出基于敦煌文化、戏曲文化的传统文化IP，塑造了花木兰、李白、赵云等鲜活、符合史实的正面人物形象，开发出了兼具历史文化气质与文化市场认可度的游戏产品。[16]不仅如此，故宫与腾讯携手打造“数字故宫”微信小程序、开发《胤禛美人图》《绘真·妙笔千山》等互动游戏，敦煌莫高窟打造敦煌动画剧、数字敦煌VR展、“数字藏经洞”云游戏，铸就故宫、敦煌文化IP谱系，都是LAM赋能互动式娱乐新场景的典型案例。

      文化不是静止的存在，而是能量的聚集，从中可以听见鼓角争鸣，看见波澜壮阔，感受历史的脉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的LAM需要聚合多元传播主体的跨界协作力量，提升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的传播内容的质量与丰富度，更广更深利用新兴传播媒介，重视传播受众的互动与反馈，打造多层级、高效能的文化传播矩阵。未来，LAM应当主动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发展要求，通过资源共建共享、多业态融合等方式，提升文化传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在文化传播中承担当代文化使命，坚定社会公众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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