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内阁大学士更换了50人。
2. 兵部尚书更换了14人。
3. 刑部尚书更换了17人。
4. 总督被杀7人。
5. 巡抚被杀11人。
这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他统治的17年时间（1627年10月2日至1644年4月25日）里，更换、杀掉的官员情况。
01 崇祯的困境与童年
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位爷的皇位来得突然，却也沉重。
五岁那年，他的母亲刘氏因宫斗被其父明光宗下令杖杀，从此他便失去了母爱的温暖，小小年纪就尝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
他的父亲，明光宗，对他的关注不多，十岁时，父亲又突然驾崩，留下了孤零零的他。
但朱由检并非完全孤独，他与哥哥明熹宗朱由校的感情非常好。
两人虽非同母所生，却情同手足，朱由校常常带着朱由检玩耍，哥俩的关系好到可以同吃同住，在等级森严的皇宫中实属难得。
朱由校在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朱由检，并对他说：“吾弟当为尧舜。”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朱由检，性格内向、敏感，对周围的人充满了不信任。
他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情感，变得谨慎而多疑。
即位时，他只是个十八岁的青年，面对的却是一个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
02 内阁大学士的50人大换血
崇祯皇帝在位期间，内阁大学士的更迭如同走马灯，换了一茬又一茬，足足有50人之多，平均每位在任时长四个月。
这里面，有几个名字不得不提，比如温体仁和周延儒。
先说温体仁，这位仁兄一开始可是深得崇祯帝的信任。
他因为执着陷害钱谦益而被怀疑“有党”，结果被罢免。
温体仁下台后，他的亲信张至发、薛国观继续出任首辅，但这位置也是坐不稳的。
再来说说周延儒，这位老兄是个聪明人，从小就熟读经书，万历四十一年会试、殿试都是第一，一路顺风顺水。
崇祯帝即位不久，就把他召回北京，任命为礼部右侍郎。后来因为迎合崇祯帝的心思，被极为赞赏，一路高升，最终成为内阁首辅。
但好景不长，他的子弟横行乡里，他自己也因此被弹劾；朝臣犯了错误，首辅也被牵连；和官吏关系好，也被说成结党营私。
周延儒多次上疏争辩，但崇祯帝心里已经开始不信任他了。
最终，周延儒在崇祯六年被迫告病还乡。
03 兵部尚书的14次更替
在崇祯皇帝的统治下，兵部尚书这个职位就像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换了一任又一任，总共有14次之多。
首先得说说袁崇焕，这位挂着“兵部尚书”衔的大明总督，他的一生充满了争议。
袁崇焕出身贫寒，却怀揣着保卫国家的梦想，他努力学习兵法，最终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将领。
他率领的军队在战场上屡建奇功，为国家挽回了无数的尊严和荣誉。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改变那个时代的悲剧命运。
袁崇焕因直言进谏被奸臣陷害，最终被朝廷定罪为叛国罪，遭受了凌迟之刑，他的脑袋瓜还被送到了长城防线附近的九十几个军事重镇，用以警示那些将领。
再来是王洽，他在1629年1月21日成为兵部尚书，但不到一年，就在1630年1月6日被更换。
王洽的下台，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在处理军事事务上的无能，无法有效应对后金的威胁。
孙承宗，这位老将，曾在1629年12月24日担任兵部尚书，直到1631年12月15日。他的经验与能力一度为大明带来了希望，但最终也因为朝廷内部的斗争和不信任，被迫离职。
04 刑部尚书的17次洗牌
崇祯皇帝在位17年，刑部尚书这个职位就像是一部高速运转的过山车，差不多是一年换一次。
这些官员中，有的因为处理案件不力被撤职，有的因为得罪了权贵被贬，甚至有人因为与皇帝意见相左而遭牢狱之灾。
比如，乔允升，他在任内因为与皇帝在案件处理上的意见不合，被遣戍流放。
韩继思也是因为“坐议狱”被革职。
冯英和郑三俊同样因为“坐议狱”而遭遇不幸，冯英被流放，郑三俊不仅被革职，还因此坐牢。
刘之凤也是因为“坐议狱”，遭遇更为悲惨，不仅被革职、坐牢，还被判处绞刑，在行刑前病死于狱中。
甄淑则因为“坐纳贿下诏狱”被处理。
李觉斯也是因为“坐议狱”，不仅被革职，还被削去士籍，失去了科举功名与官员资格。
05 总督与巡抚的命运
崇祯皇帝在位期间，对于地方大员的处置可谓是毫不手软。
先说总督，崇祯在位17年，一共杀了7位总督。
也当过蓟辽督师的袁崇焕就不说了，悲惨至极。
还有郑崇俭，他因为“纵兵擅还，失误军律”被“弃市”，连秋后问斩的惯例都没等到，就在五月被处决。
巡抚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明史·颜继祖传》记载，终崇祯一世，被戮的巡抚有11人之多。
他们中的许多人，如颜继祖一样，因为应对农民起义和辽东形势不利，被“逮下狱，弃市”。
这些地方大员的生死博弈，不仅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更多的也是因为崇祯皇帝的多疑和极端敏感。
一旦他们的表现未能达到皇帝的期望，或是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就可能面临被杀或被贬的命运。
06 大臣误国？
崇祯皇帝在遗书中写道：
“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
他认为自己的决策都是正确的，而国家之所以走向灭亡，是因为大臣们的执行不力。
这种说法，如果放到现代，就像是老板把公司倒闭的责任都推给员工一样。
实际上，除了猜忌多疑、刻薄寡恩外，崇祯皇帝自己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比如，当国家财政吃紧，需要筹措军饷时，崇祯皇帝曾要求大臣们捐钱打仗，但他自己虽然也富有，却捐得很少。
据史料记载，崇祯皇帝的老丈人周奎，尽管家中财富丰厚，却只捐出了极少一部分，甚至从女儿周皇后给的五千两银子中克扣下二千，仅上交三千两。这种行为无疑影响了其他官员的捐献意愿，导致朝廷最终因拿不出钱发放军饷，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力量，北京城被李自成轻易攻破。
其次，关于迁都南京的问题，崇祯皇帝内心是有意南迁的，但他不愿背上“守土无方，尽失山河”的骂名，希望大臣们能主动提出南迁的建议。
然而，当李明睿等人提出南迁时，却遭到了以陈演、光时亨为首的大臣们的坚决反对，他们甚至提出“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在这种情况下，毫无担当的崇祯皇帝最终放弃了南迁的计划，失去了最后的逃离机会。
仅从君臣之道和科学用人的道理来看，崇祯皇帝频繁更换官员，对大臣们缺乏基本的信任，不仅导致了政策的不连贯性，也使得朝廷内部人心惶惶，无法形成有效的治理团队，让许多有能力的官员不敢放手一搏，生怕一步错，步步错，无疑也加剧了明朝末年的动荡，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
07 无奈与终结
历史学家樊树志评价崇祯皇帝说：
“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以身殉国时年仅三十五岁。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清查魏忠贤阉党逆案，拨乱反正，营造新政，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从万历到天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弊政，压垮了明朝的统治架构，内忧与外患同时袭来。朱由检企图挽狂澜于既倒，无奈时运不济，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王朝走向了末路。”
《明史》中对崇祯皇帝的评价也颇为客观，其中提到：
“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
这表明崇祯皇帝并非不理朝政，而是勤于政事，忧国忧民。
然而，他也因“用匪其人，益以偾事”而受到批评。
《明史》进一步指出：
“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即使在清朝修史时，对崇祯皇帝的评价也并非一味贬低，而是承认了他的勤政和节操。
童年的阴影，如同深宫的幽暗角落，悄然蔓延成帝国的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