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通过严谨的研究证明：
“国家的穷富，关键不在于天气、资源或者民族的智商，而在于制度，以保障私人产权与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包容性制度”能够有效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而缺乏私产保护，没有自由与民主的“掠夺性制度”则一定会导致贫困和衰退。”
没有私产保护和民主自由会导致贫穷和衰退？
这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呢？
说三个故事吧。
01 宋代“达芬奇”不是一个科学家
苏颂，这位《宋史》中的全能学霸，从天文地理到医术算术无所不晓，简直就是宋代的“达芬奇”
李约瑟博士更是称赞他，在天文和医学领域都拿下了“世界第一”的桂冠，听起来他就像是中世纪的科学超人。
但在1077年的一个冬至日，苏颂的天文学立场却显得有点“幽默”。
当时，他作为北宋的使者出使辽国，与辽国的学者们就冬至的确切日期展开了一场友好而激烈的辩论。苏颂算了一下，发现辽国的历法计算出的冬至日竟然比北宋的还要精确，这可如何是好？
我们的学霸苏颂当然不会直接认输，他开始运用自己的博学多才，绕着圈子讲起了天文历法，把辽国人说得云里雾里。
最终，辽国人头疼地投降了，说：“好吧，好吧，每个历法都有误差，我们各过各的冬至吧。”
苏颂得意洋洋地回到开封，宋神宗对他大加赞赏，夸他办事得力。
这背后的逻辑是，在古代中国，皇帝是天子，历法是天意的象征。
苏颂这么做，无疑是在维护皇帝的面子。
苏颂是一个好臣子，但绝不是一个“科学家”。
02 “科学家皇帝“却不推动科学发展
康熙帝，这位被后世誉为“科学家皇帝”的君主，对西方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学习数学、天文学，甚至让传教士南怀仁研究火炮制造。
然而，这种对科学的热爱，只是康熙帝个人的雅兴，他的兴趣点仅在三棱镜、报时钟这些小玩意儿上。
康熙帝虽然本人对科学有所涉猎，但这种兴趣并未转化为对科学的整体支持和推广。科学被视为皇家的私有玩物，而非国家发展的公器。
康熙帝曾亲自观测天象，计算日食，但他的这些科学实践并未被鼓励在官员中普及，反而被视为逾越。官员们被告知，他们的职责是忠诚于皇帝，而非追求科学真理。
康熙帝的科学研究、开放更像是个幻觉，是他一个人的自嗨，与这个国家没有关系。
03 我是研究星星的人，怎么还让我算命？
汤若望，德国科学家、天文学家和传教士。
明朝末年，他供职于皇家历局，参与了《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
明亡后，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继续修正历法。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被清廷定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
汤若望
汤若望曾一度掌管着大清的钦天监，相当于现代的气象部门。
但命运弄人，他后来竟然进了监狱。
原因是有人指责他在为早逝的荣亲王挑选安葬吉日时，不慎运用了五行学说，结果不仅董贵妃病逝，连顺治皇帝也在24岁的青春年华离开了人世。
汤若望之所以能得到大清的重用，是因为他拥有的才华对大清来说如同珍宝。他不仅负责制定历法，还被迫涉足了本土的迷信活动，比如挑选吉日这样的事情。
我们可以想象，汤若望当时的心情一定颇为复杂：我一个科学家，竟然要扮演算命先生的角色？
而且，作为一名传教士，他的信仰也不允许他涉足算命这种活动。
更糟糕的是，他的这一行为被政敌抓住，无限上纲，成了他的“罪状”。
幸运的是，汤若望最终因为大赦而逃过一劫，否则他可能就要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了。
而康熙帝对待汤若望等传教士的态度是： “你们大可留下，各展所长；若要走，也请自便，我们无所谓。”
科学在大清，不过是一种工具，一种可以被随时拿起或放下的玩意儿。
科学并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它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喜好和朝廷的需求。
04 2012年的预言
皇权专制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私产保护和个人自由无从谈起。
那么，科学的目的就是服务于朝廷，宋朝是这么看的，大清也是这么看的。
而同时期正在西方发生的科学革命，其革命性的意义即在于认为：科学具有独立的价值。
伽利略说：“为什么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建筑师，却可以为所欲为，随意地调药建屋，而丝毫不顾可怜的病人生命垂危，不顾大厦的摇摇欲坠？”
今年的诺奖得主获奖的根本是所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该书2012年就已出版。
书中预言：
“中国的经济奇迹虽然令人瞩目，但这种依赖外部技术和低端制造的增长模式终将难以为继。
他们推断：“中国的体制将抑制创新，因为市场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必然威胁既得利益者，而掌权者为了维持现状，往往会遏制这种创新。”
两位诺奖得主因此断言：“没有民主和制度保障的增长，最终会走向停滞甚至衰退，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他们的理论在12年后得到了印证。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后，近年来真的陷入了经济失速、创新乏力以及国际环境复杂化的陷阱。
这一次诺奖，让人想到50年前的哈耶克获奖；
彼时的1974年，计划经济的浪潮几乎席卷了半个地球，就连一向以市场经济为荣的美国都在那之前颁发了禁酒令，随着凯恩斯主义的盛行，自由市场是否还行之有效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激烈辩论。
而诺奖在那样一个时刻颁发给了支持自由巿场的哈耶克。
这一次诺奖，还让人想起另一位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
他最著名的制度论证是饥荒与国家的关系，他指出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
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法制市场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诺奖得主之一的阿西莫格鲁教授通过现场电话连线的方式，参与了宣布获奖者的新闻发布会。
而现场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的。
该记者的问题是：如何解释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繁荣？
该教授的回答是：对外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和健全法治，不过该教授也认为我国的经济繁荣很可能在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方面遭受挑战，因此需要更进一步迈向包容性体系。
2014年，社科院还曾发表了一篇文章，《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对该书观点提出批评，该文得出结论说，国富国穷并非某一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在历史特定性条件下多种因素组合的结果。
但诺奖还是在今年，选择把经济学奖授予了这三位研究“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