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晓芸
在中国，很多家长总是追求一种稳定的教育和职业道路。他们期望孩子能考上好大学，毕业后进入金融、法律、医疗等“稳定”的行业，甚至最理想的选择之一就是考上公务员。这种对稳定的追求本身源于父母们对未来的担忧：在他们看来，固定的职业路径可以确保孩子拥有稳定的收入和长期的生活保障。
仔细揣摩一下“上岸”这个词在年轻人群体中的流行，似乎有一种终于可以对家里交代的感觉。至于上岸以后日子过得怎样，不重要，只要不在海里扑腾即可。
然而，诺贝尔奖得主的成长经历却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很显然，他们似乎更喜欢在海里漫游、扑腾。他们的成功往往不是沿着一条笔直的、稳定的道路前进，而是通过跨越不同学科、不惧风险的探索才实现的。
这让人想到国内博士论文评审经常遇到的评价标准——是否“符合学科规范”，但凡你稍有跨学科迹象，那就是高风险操作，一不小心就要被判为不合格。在日益科层化的学术体系内，诺奖得主更像是逆行者，他们似乎从不为了绩效而把自己限定在某一狭窄学科内部。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约翰·J·霍普菲尔德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约翰·J·霍普菲尔德（John J. Hopfield）的职业道路，正是航海探险的生动诠释。霍普菲尔德原本是一位物理学家，曾因为在光电二极管（LED）领域的出色研究赢得了许多物理学奖项。在许多人看来，他已经拥有了一条稳妥的职业道路，前途光明。然而，他并没有选择继续在物理学的主流方向上深耕，而是转向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领域——生物学。
这个选择在当时看来是极具风险的。物理和生物学之间的学科差异极大，霍普菲尔德需要重新学习生物学的基础，并将物理学中的模型应用于神经网络的研究。这听起来就像是一场大胆的冒险，甚至许多人认为他“放弃”了物理学领域的稳定。然而，正是通过这种跨学科的探索，霍普菲尔德最终发展出了一种关联记忆模型，推动了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展。这一理论如今已经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石之一。
从心理学、木匠到人工智能：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杰弗里·辛顿
另一位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更是跨学科探索的典型代表。
他的经历，全然遵循好奇心和求知欲驱动，不管不顾，走的是一条非传统的学术和职业历程。
辛顿的成长和职业历程，对于很多中国家长来说，也许并不熟悉。但他的故事，其实折射出我们面对孩子教育时的一些思考：是追求稳稳当当的一条路走到底，还是鼓励孩子勇敢探索、跨越学科界限去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和潜力？
辛顿的好奇心从小就非常强烈，这种好奇驱动他不断探索那些他尚未理解的领域。高中时，一位朋友向他介绍了一个让他非常着迷的概念：人脑的工作原理和全息图类似，记忆不是集中储存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而是分布在整个神经网络中，就像全息图的每一部分都包含了整体信息。这种新颖的思维方式深深吸引了年轻的辛顿，让他开始思考大脑是如何处理信息的。
基于对这一复杂问题的兴趣，辛顿不断在学术领域中游走。他先是在剑桥大学学习了自然科学，之后对艺术史产生了兴趣，甚至尝试了哲学，最后选择了实验心理学作为他的主修科目。
家长们可能会觉得，频繁更换专业是一种不稳定、浪费时间的表现，但对于辛顿来说，每一次转变都是在为探索更深层次的问题寻找合适的工具。
辛顿最初在心理学领域找到了关于大脑工作的部分答案，但很快他意识到传统心理学的局限。心理学将大脑视作符号处理器，依赖离散的符号进行思考和决策，但这种模式无法解释大脑处理信息的复杂性。辛顿感觉到，这还远远不够，他需要一种能够更真实模拟大脑工作方式的工具。
正因如此，辛顿转向了神经网络研究，他看到了神经元之间的互动可以通过计算机模型来模拟，并通过调整连接权重，达到类似大脑神经元活动的效果。辛顿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并不被广泛接受，主流学界对神经网络抱有怀疑，甚至认为这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但辛顿并没有因为外界的否定而放弃。
此外，辛顿并不是一味地沉浸在书本和理论中，他毕业后还从事过一段时间的木工工作。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似乎是学术生涯的一次“偏离”，但对辛顿而言，这段经历培养了他更精确的动手能力和结构化思维。木工需要精心设计和耐心打磨，和他后来研究神经网络时的方式颇为相似：把复杂的系统搭建成一个有效的整体。这段经历或许让他理解了如何从细节入手，构建复杂的系统。
在他继续深造，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人工智能博士后，辛顿将这些跨学科的经验融会贯通，致力于研究如何通过神经网络模型模拟大脑的运作方式。在当时，神经网络研究被认为是“学术死胡同”，但辛顿不为所动，继续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并结合了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物理学的知识，推动了反向传播算法的发展，这一算法成为了深度学习的基石。
辛顿的经历是不是有点颠覆你的想象？教育是不是只能让孩子走一条单一的“安全”路径？还是要给他们足够的自由去探索那些他们真正感兴趣的领域？跨界游走也许看似不稳定，却往往又孕育着意想不到的结果。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卡塔琳·卡里科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的职业生涯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冒险。她的研究重点是mRNA技术，这一技术当时并不被主流科研界所看好。由于这一领域长期未能取得突破，卡里科的科研经费申请屡屡失败，甚至差点离开学术界。她的同事们或许会选择更加“稳定”的研究方向，而她却选择了坚持。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卡里科始终坚守在这一边缘领域。最终，随着COVID-19疫情的爆发，mRNA技术成为了全球抗疫的关键。她与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的研究推动了mRNA疫苗的快速研发，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关于科研的因果链条，我和同样是文科生的大黑老师讨论过，我问他，你认为科研需要情感驱动、需要丰富的灵感么？他一开始没有确定的回答，后来我们设想，如果没有强烈的情感驱动和文科生所自以为的那种灵感，科研的路径其实是很难靠纯工具理性和项目规划思维达成的。
某种程度上，科研的直觉和洞察力，丝毫不亚于小说家们的创作。在这个角度上，我问他，家长们凭什么以为刷题能刷出科学家呢？或者说，很多家长也无意于培养科学家。但是，读博热、高校热，难道不是崇尚科研么？
卡里科的经历证明，所谓的“稳定”有时反而会限制创新与突破。她在一个并不被看好的领域坚持了数十年，最终迎来了医学领域的革命性进展。如果她在当年选择了更稳定的研究方向，可能会拥有一份更安稳的职业生涯，但她也将错失改变全球健康格局的机会。
她的这种“固执”，背后当然有着强烈的情感驱动，充满了个人特质，绝不是一个可以预谋规划的项目。
诺奖跟我们普娃有什么关系
确定性反而是一种风险？
跨学科学习变得越来越重要
很多家长可能会说：“我又不幻想什么诺奖，诺奖跟我们这种普娃有什么关系呢？”
这句话其实反映了许多普通人对稳定生活的渴望与现实的考量。在他们看来，诺奖得主的成长经历看似遥不可及，毕竟普通人只希望孩子能够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保障生活。
然而，越是普通人，可能越需要具备应对变化的能力。因为普通人往往缺少改变命运的“安全网”，而世界却日益充满了不确定性。
仔细想想，如今世界的发展速度之快、技术的革新之迅猛，正让许多传统意义上的“稳定”职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很多家长希望孩子进入金融、法律、医疗等行业，或考上公务员，认为这些职业可以确保一生的安稳。
然而，现实却并不总是如此。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过去看似稳定的行业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曾经被视为金饭碗的岗位，可能在未来不再拥有稳定的就业前景。
如果只追求眼前的安稳，反而可能在未来失去对变化的应对能力。换句话说，越是普通人，越是需要具备“能上能下、能屈能伸”的应变能力。
富裕家庭或有家学背景的子弟通常有更多的资源和时间去追逐个人理想，他们有条件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坚持更长时间。比如，他们可能选择专注于艺术、哲学或文学，即使这些领域的回报不一定立竿见影，他们依然有足够的经济和社会支持来支撑长期的努力。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他们必须具备在变化中灵活调整的能力，才能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因此，普通人不能只专注于眼前的“上岸”，而是需要培养自己和孩子的适应能力，学会如何在动荡的环境中寻找机会，这样才能在未来更具竞争力。
举个简单的例子，过去几十年里，银行职员是个极具吸引力的职业，福利好、收入稳。然而，随着在线银行、数字支付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银行逐渐减少了柜员的岗位，转而引进自助服务和人工智能系统。这种变革直接影响了那些曾经认为自己“上岸”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拥有金融背景，但面对新的技术变革，却难以迅速适应。反而是那些在职业生涯中愿意学习新技能、适应新变化的人，更具备抗风险能力，在新的环境下也能找到出路。
普通人面临的风险更大。那些来自优势阶层的人往往有更多的资源去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他们可能有更高的社会资本、经济支撑，以及强大的网络支持，即使某一行业发生了变化，他们也有足够的缓冲时间和空间去调整。而普通人缺少这种“安全网”，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他们的家庭和生活都会受到直接冲击。因此，普通人更需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帮助他们培养应对变化、适应多学科挑战的能力。
例如，教育领域的变革正在逐步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要求学生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和思维能力。未来的工作可能不再是专门从事某一个领域的职业，而是需要跨越多个领域的技能整合。例如，设计师可能需要具备编程能力，工程师可能需要理解市场和用户需求，而医生可能需要运用数据分析技能来做出更精准的诊断。这些复杂技能的需求意味着，孩子们需要从小培养多元化的兴趣和跨学科的思维方式，才能在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竞争力。
因此，普通家庭中的孩子，尤其不能只局限于某个单一的职业或技能。虽然短期内“上岸”意味着一种安稳，但长期来看，灵活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拥有跨领域的适应力，才是真正的生存法则。
培养孩子的好奇心、让他们敢于探索不同的学科和兴趣，才可能使他们在未来复杂的职业环境中拥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稳定不是不可以追求，但不要让稳定成为唯一的目标。真正的安全感，来源于灵活应对变化的能力。
因此，作为家长，与其希望孩子找到一份“安全”的工作，不如鼓励他们在“海里漫游”，像那些诺奖得主一样，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航向。面对未来的变化，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具备足够的适应力，而这，正是普通人应该更加重视的。
结语
与其吆喝孩子快快上岸，不如教会孩子游泳。
从霍普菲尔德、辛顿到卡里科，这些诺贝尔奖得主的故事似乎在提醒我们考虑一个全新的因果机制：过度追求确定性和稳定性，反而可能成为一种风险。
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许多曾被视为“稳定”的职业正在被逐渐取代。会计、法律助理，甚至部分医疗职业，已经开始受到技术变革的冲击。如果家长们继续为孩子规划一条“稳定”的职业路径，或许他们最终会发现，孩子反而缺乏应对未来变化的能力。
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核心能力，不再是单一学科的深度研究，而是跨学科的思维和适应变化的灵活性。今天的职业环境要求个人具备从多个学科中获取知识、快速学习新技能的能力。正如诺奖得主们的经历所示，跨学科的探索和创新精神才是应对未来变革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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