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嫌恶症”可能对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一个不尊重儿童、排斥儿童的社会，往往也缺乏创新力和同情心，这可能导致社会凝聚力下降，社会问题加剧。最近，一趟航班上，一位一岁小女孩因哭闹不止，被“热心”乘客“请”进了厕所，关禁闭训话。这两位乘客大概觉得自己是机上的救世主，正在为全机旅客解决哭声“扰民”的问题。作为旁观者，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安。孩子们在公共场合的自然表现，何时成了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让人震惊的是，女孩的妈妈和奶奶似乎对孩子遭遇的伤害没有什么警觉性。舆论普遍认为，这个事件折射出社会上日益普遍的“厌童症”现象。
随着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厌童症”在日益单身化和老龄化的社会中逐渐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在这个开学季，开学的第一课，也许不是给孩子们，不是给家长，而是需要和那些对儿童持有偏见和不满的社会人士谈谈了。“厌童症”在学术界通常被称为“儿童嫌恶症”（childism），但这个词的使用和研究并不像种族主义（racism）或性别歧视（sexism）那样普遍。它指的是对儿童的偏见、歧视和系统性的压迫。学术上也有使用“misopedia”或“misopedy”来描述对儿童的强烈厌恶或敌视，但这些术语相对较少使用。孩子的哭闹、吵闹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被社会排斥。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曾经是孩子，都经历过那些情感的波动与表达。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便忘记了儿童的天性和他们对世界的探索需求。随着生育率逐年走低，未生育人口比例逐步上升，单身社会逐渐形成。这种背景下，有孩家庭尤其是二胎以上家庭，反而成了少数群体。我经常调侃，二胎家庭要夹着尾巴做人。在公共场合，我的常规动作就是对着孩子“嘘”，生怕孩子突然发出声响。我在上海的一个老小区住过几年，那里老人很多，像我们这种带俩娃的家庭就成了“稀有品种”。刚搬进去的时候，我还美滋滋地以为找到了一片乐土——弄堂里没机动车，低密度的老洋房，邻里很容易熟识，孩子们可以在里边自由玩耍。
然而好景不长，某天晚上，一群学龄前小朋友在弄堂里开心地玩耍，时间是晚上七八点钟。邻居老张突然暴跳如雷地冲出来，一顿吼叫，说孩子们吵得他脑壳疼。最夸张的一次是，他居然报警，指责家长们管不好孩子。虽然警察明理地表示“孩子有玩耍的权利”，但这场闹剧并没有让我完全放松。
一些研究指出，儿童嫌恶症不仅仅是个人态度问题，更深层次上与社会结构、文化和制度有关。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成人中心主义（adultism），即以成人的视角和利益为中心，忽视了儿童的需求和权利。这种现象在政策制定、公共空间设计、教育制度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在这个老小区里，由于老人和单身青年人居多，而有孩家庭成为少数，当我这样一个二胎家庭入住小区后，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小区中占多数的人群认为孩子们的玩耍“扰民”，但对孩子来说，他们也有自己表达的天性。
警察的到来虽然为我们做了公道的解释，指出“孩子们有玩耍的权利”，但我依然不解，为什么这位邻居连晚上八点钟的声音也要限制。后来得知，原来这位邻居是夜班工人，白天休息，凌晨就要出门工作。社会不同人群的作息差异和生活节奏的冲突，可能也是社会戾气和焦灼感不断释放的根源之一。随着未生育人口比例的上升，社会对儿童的宽容度也在下降。儿童的活动和声音更容易被视为“噪音”或“干扰”，尤其是在单身与老龄化人口较多的社区，这种现象可能尤为明显。
在我居住的小区里，老年人与未生育的年轻人对孩子们的正常活动表现出不耐烦甚至敌视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儿童的理解和耐心有限，更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模式与孩子们的天性存在冲突。
然而，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通过与环境的互动来发展社交和情感技能。如果社会对儿童的声音和活动持压制态度，可能会导致儿童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产生心理和情感问题。
在这种社会形态中，孩子们的存在感和声音正逐渐减弱。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孩子的减少并没有减少社会的焦虑感和内耗。相反，在很多地方，孩子的声音、他们的活动反而成了引发矛盾的导火索。这种厌童情绪不仅体现在公共场合对儿童行为的“零容忍”，还表现为对儿童教育和成长的冷漠态度。如果我们继续以这种方式对待儿童，未来的社会将面临更多的孤独和冷漠。这种现象不仅仅影响儿童的个人成长，还会对社会的整体和谐产生深远的影响，种下敌视和怨恨的种子。
更多的研究表明，“儿童嫌恶症”可能对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一个不尊重儿童、排斥儿童的社会，往往也缺乏创新力和同情心，这可能导致社会凝聚力下降，社会问题加剧。
近年来，儿童权利的保护成为讨论儿童嫌恶症的重要议题。研究者们主张，儿童不应仅仅被视为未来的公民，他们在现阶段也应当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这包括在公共决策中的发声权、自由玩耍的权利，以及免受歧视和压迫的权利。虽然“儿童友好”型社会的概念在近年来开始得到关注，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实践往往过于肤浅。两个月前，我曾居住在上海华山绿地旁，那里有一个所谓的“儿童公园”。尽管冠以“儿童”的称号，然而除了挂有“十万个为什么”的主题标识和几处零星的滑梯外，这个公园缺乏对儿童友好的实际设施设计，显得名不副实。几年前，我曾撰文批评过广州大量兴建人行天桥的弊端。一线城市天桥数量的增多现象，实际上折射出一种“车权高于行人权”的城市规划理念。这种规划往往优先考虑经济发展，忽视了大多数行人的权益，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出行权利，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不友好的城市设计，尤其对儿童不够关怀。
当然，要解决“厌童症”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家庭与社会都有不同的责任分工。儿童不是社会的负担。一个社会对待儿童的态度，反映了其未来的发展潜力和文化价值观。如果社会无法包容和接纳儿童，也很难期待未来能够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公民。因此，社会应当通过政策制定、社区活动和公共空间设计，积极为儿童创造友好的成长环境。例如，城市规划中应更多地考虑儿童的活动空间，学校和社区应鼓励儿童参与公共事务，而不是将他们视为“麻烦”或“干扰”，学校更应该成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校园。另一方面，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承担着培养和教育儿童的重要责任。家庭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价值观的塑造。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许多家庭往往忽视了对儿童社会化的培养，导致孩子在进入公共场合时，行为举止不被社会接受。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厌童症”的蔓延。比如青少年暑假出境研学团被反馈成员一路沉迷手机游戏，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等行为，比起低幼儿童的哭闹声应该得到的体恤，大龄儿童的行为可能就很难得到辩护。
任何社会，对”熊孩子“行为的包容都应该是有边界的。因此，家长需要更多关注如何在家庭中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规则意识以及对他人的尊重。这不仅有助于孩子更好地融入社会，也能减少因孩子行为不当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无论是飞机上女童被热心乘客“解决问题”式的关进厕所，还是我在上海小区的亲身经历，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当儿童行为不符合部分成年人的“社会秩序”时，孩子们常常成为不满的出口。面对儿童的天性和活力，社会似乎越来越缺乏耐心。看起来，目前的难题在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共情与理解逐渐缺失，成年人被困在自己的系统里，无法走出自身的秩序期待，去容纳一个儿童友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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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开学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友善更加儿童友好的社会环境。我们必须认识到，孩子们需要在一个充满关爱与宽容的环境中成长，他们需要被理解和尊重，而不是被排斥和压制。教育不仅仅是家长和教师的职责，而是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能给予孩子们应有的关注和爱护，而是将他们视为一种“噪音”或“负担”，那么，我们终将为这种冷漠付出代价。奥运落幕了，孩子的“基因彩票”怎么算，这届中产父母很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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