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16年的旧文，那时，我还在广州，一年后，举家迁居上海。
广州和上海，都是一线城市。我想我已经习惯了一线城市的生活方式，高度的自由——即便过着租房的生活，也从未觉得那是临时状态。
即使没有这场疫情，我也还是就地过年。就地过年，是我从大学毕业迄今的生活安排，不喜折腾，不喜扎堆，是最主要的原因。
不过，我大概是异类，过年返乡是多数人的既定轨道，作为一个惯习足以使人顺服。在过去这些年，我也旁观了这种服从背后的爱与怕，城市与乡土的纠缠，个体与宗族的抵抗。
没想到，返乡的爱与怕，如今是因为疫情。一纸证明洛阳纸贵，繁琐检测阻挡不了春节返乡的热潮，回家过年还是主流选择。
也有部分人顺水推舟，半推半就地选择了就地过年，免去了人情的尴尬。
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如今也在改变着中国的“春运”传统。后疫情时代，个体化进程是加快还是放缓，疫情带来的，还有哪些非意图后果，有待观察。
都市返乡族的爱与怕
彭晓芸
几天前，关于都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白领回家过年的话题就铺天盖地袭来。广州不再拥挤，地铁上，我享受着那份有位不坐的豪迈，慢悠悠地观察空荡荡的人群，想象着那些返乡青年男女们的爱与怕。
我很不潮汕，十几年来没有回故乡过年。当然，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父母都在广州定居，他们也没有回家乡过年的习惯。他们也很不潮汕。
看过许多文章，都在陈述回家乡过年饱受人情世故纠缠的那份尴尬。那些殷勤地入侵生活的七大姑八大姨比人生导师还要“高瞻远瞩”，每个都市青年免不了要经受一顿“房子车子票子孩子”的盘问。为什么都市青年们会对这种“关怀”感到困扰？这是值得细思量的。
试着追究原因的话，我想主要是生活方式的分化造成的不同阶层的意义系统的不可通约。
对都市白领而言，都市生活是一种日益个体化的生活模式，你只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你甚至覆盖不了你的配偶的价值观。即便在单位，同事之间也要遵循一种明晰的规则，要完成一个人的职业化专业化谋生路径设计。
而在熟人社会尚未完全瓦解的乡村，个体化生存是不可想象的。人们依然以家族、宗族、村镇为身份认同和安全感的皈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抵御生活风险的人际联结。
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十全十美、一本万利的。在福利还不够完善的社会，人们抱团取暖，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共同承担人生的一系列风险与危机，共享繁荣与成就。而提供低福利的政府也相当精明，它们会以弘扬传统价值的名义，极力地把纳税人生活保障的包袱丢给家庭来承担，以维持财政最大限度的低投入。那些主张把“常回家看看”、“孝与不孝”入法的制度设计者、决策者无不在充当为财政减负的角色。
有些人或许会说，比起冰冷的制度担保，我就是喜欢宗族社会的热闹，我就是更愿意与我的家族成员甚至乡里乡亲互助协作，因为，这里面承载了我的乡愁和感情，而制度保障提供不了情感的滋养。这种想法看似合乎一定的情理，但和“养儿防老”的思维同样经不起更仔细的推敲。
我身边不少正在读本科、研究生的小朋友或已经工作买房的青年男女，为我提供了他们的生活样本。由于经济上过于依赖父母，他们饱受人生的意义系统已然与父母分歧却又不得不受父母控制的困扰。
如果父母认为结婚生子买房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好生活，并且在物质上极力为他们提供这种保障，那些有着一颗向往“远方的诗意”的年轻人，就面临着一系列的困扰。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为了父母，不得不不再追求学术——因为父母和他们身边的乡里乡亲会认为，那个在镇上派出所当科员的“别人家的孩子”，比在一线城市做什么学术青椒的人要牛气得多了。
如果父母认为回乡盖个大房子是最荣耀的事情，都市青年们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年终奖和平时的积蓄帮助父母在有生之年完成他们的夙愿——尽管这个房子盖了之后一年只住那么几天。在捍卫所谓传统价值观的人那里，这就是孝。其代价是都市青年们将不得不以更加卑微的姿态扛住一份稳定工作，不敢往冒险或创造的路上迈出哪怕一个小步子。
代际之间这样高度紧密的经济捆绑和裹挟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乡村社会自不用说，历来如此，农耕文明就是以家族为单位的经济结构。但第一批从农村前往城市的学术青年或国家职工，其早期却不是今天这一模式。过去，从农门跳出来的大学生就成了“国家干部”，有体制包分配包房子包养老的编制内待遇。
今天，这种编制制度虽然没有全然瓦解，但大部分功能已经推向了市场，其实就是家庭以几代人的经济合力来承担。最典型的莫过于房子，过去，一个大学生一旦成为大学老师、政府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职员，是从来不需要考虑住房和养老问题的。恰如一些社会学学者分析的，孙立平年代可以住着十平方的房子专注学术，今天的青椒们却失去了这种专注。即便能忍受十平方的居住条件，他们也得经由“啃老”获得经济资助完成安居的任务。
而社会舆论却有一种声音，将“啃老”视为道德上的亏欠，年轻人承受着“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的心理压力，独立性自然丧失殆尽。这里当然没有论及那些富豪家庭，王健林给儿子王思聪几个亿也限制不了儿子爱任性的自由。对于多数倾囊而出资助孩子的普通父母，透支养老钱帮助孩子在一线城市安家立业而毫无期待是非理性的，是不可能的。
返乡都市青年们的爱与怕，大概就源自于此：都市生活所谓让人更自由更享有尊严的优越性在乡村的经济逻辑面前是苍白无力的。
如果你不能在经济上阔气，你就谈不上衣锦还乡，你就别想在父老乡亲们面前直起腰杆。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你不能富则兼济天下；在经济发达的农村，乡亲们对读完博士月收入低微的青椒们哀叹着“读书无用论”。
即便我们并不主张过度福利养懒汉，对中国社会而言，是过度不福利。所谓“啃老”的大面积蔓延，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也即我在《“制度性啃老”的伦理困境》一文中所谈及的，中国式啃老，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安排的啃老，制度设计就预设了社会成员都以几代人为单位进行经济生活的安排。
如果社会的制度保障能以个体为单位进行设计，就必然导致个体化社会的冷漠吗？就必然导致亲情的淡漠吗？不尽然。卸下经济依附和捆绑关系，社会关系反倒会更为简单纯粹，人们将更有条件追求与自己意义系统相契的人群进行交往，基于观念认同的价值共同体倒是更有可能取代当前的这种地域、组织共同体。人的联结将借助互联网而更加宽阔、更加自由。
这个道理并不难言明，这就像，经济独立的女性将更有条件追求爱情，而不必把婚姻当长期饭票来委曲求全。
都市青年们的春节返乡充满了仪式感，却不同于回乡创业进行乡村再造的青年人。前者只不过是一个暂时性的关系勾连，不得不面对短时间内不同意义系统的强烈碰撞，后者则是一种主动的价值输出，他们带着自己的技术和经验回乡建构一个新的意义系统，前者是被动的妥协，后者是主动的选择。
不可否认，一部分都市青年有着浓浓的乡愁，即便是春节短暂的还乡也可缓解他们的思乡情愫，而更多的都市青年则已经不再依靠故乡来达成个人的身份认同，他们的乡愁日益淡去，对乡村社会的“怕”远远多于“爱”。
一个好社会该是什么样呢？或许就是这些不同的情愫都能各尽其所，拥有更加自由自主的选择。无论如何，个体化是现代性的全球趋势，只不过，中国的个体化进程更为复杂和曲折，它更受制度制约，身在其中的个体并不总是自由和自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