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双减”政策,配套改革看这六条

时事   教育   2021-07-26 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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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双减”政策,配套改革看这六条
教育走向“高投入低回报”下行通道,挤压培训资本泡沫是对家庭的风险预警
彭晓芸
无论洋高考还是国内的高考,家庭对教育的投入近十年来持续增高,而大学生就业的行情却持续走低,不乏名牌大学毕业生低就的新闻,自费留学的海归更是两头受难,海外不好找工作,归国谋职也不见得有额外高薪优待。
很多人开始意识到,与“低投入高回报”的77、78级高考生相比,甚至与70后、80后相比,恢复高考后的高等教育最近十年正快速驶入“高投入低回报”的下行通道,未来十年、二十年恐将持续下行。
也许恰恰是这种下行风险催生了焦虑,也许是资本灵敏的嗅觉捕捉到了这种焦虑的社会情绪,近十年的学科培训行业的确呈爆炸式增长,成为城市夹心层的心头之痛,成为摆上中央决策层的一个社会问题。
近日,应试培训机构走到了行业崩溃的边缘,几大代表性大资本股价集体跳水,市场震荡。引发这一效应的,源自一份来自中央的重磅文件——《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其实这并非没有先兆。关于“减负”的呼声,民意早已汹涌,而自上而下的文件,也多次下达。比如,2019年就有《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出台,其中第17条关于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的要求就曾经引发舆论激烈讨论。
决策者的思路很清楚,是时候治理义务教育阶段应试资本化现象了,必须对市场扩大应试产业的资本进行重拳干预了。这些资本包括一批靠选拔生源占据市场优势地位的民办教育,也包括在应试培训领域以标准化流程批量生产应试高手的教辅机构。
这一系列政策,显示出政府层面治理应试资本化的决心,这一决心看起来没有逆转余地,甚至不惜误伤一部分做素质教育的实验性民办学校,不惜重创资本市场做教育的信心,也要以最快速度将应试军备竞赛的白热化程度给降下来。
也就是说,且不管教育内卷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在政府的阶段性目标里,意图明确,就是要减少市场供给的应试产品倒逼家庭回归到高考的“前应试时代”——也就是70后80后所经历过的高考,这一代的义务教育阶段还是相对轻松的。那时市场不发达,没啥辅导机构可选,放学后街头巷尾嬉戏是常态,父母养娃轻松,稀里糊涂家里就出个大学生,敲锣打鼓庆贺之余,多半归为“家风好,运气好”。

图:70后的童年生活
今天的孩子还能回归我们曾经的“快乐童年”吗?减负目标能否通过对教育资本市场的整顿来达成?不妨让我们分析比较一下两代人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成长路径。
如今的中小学生父母,多是70后80后,也正是这一代人,赶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成为了应试教育的“既得利益者”。70后80后所处的是“教育的低投入与高回报”上行通道:没上过辅导班,没让父母操心过学业,除了家庭报告书,父母连作业也没看过,读的都是公办学校,大学本科收费不高,硕博只要入学成绩好,也全然免费甚至还有补贴。
不可否认,这样自然生长出来的大学生,即便再怎么应试,也是智力条件较优、内驱力较强的一批人,与现如今由家庭举几代人之力购买学区房、支付高额课外补习班费用,由资本打造出来的名牌大学生,的确有所不同。
由于这种代际差异,以及应试资本市场的推波助澜,这一届大学生父母似乎总是对孩子不满意,总是认为自己的孩子“不够优秀”,担心他们滑落到中下阶层,连自己的母校也考不上。于是,所谓的“鸡娃”市场也就应运而生。
然而,这种焦虑背后真正的原因,往往被忽视了,即这一代大学生家庭的孩子正在进入教育的“高投入-低回报”下行通道。无论父母怎么极力托举和打鸡血,这一届孩子迎来的是学历的通货膨胀和经济高增长红利逐渐消退的时期。由此引发的效应将是,“教育的高投入与教育的低回报”成为不以个体意愿为转移的大趋势,这就是内卷的实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推论出来的模型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正在试图预警教育的“高投入-低回报”风险,以请大家一起吃“大锅饭”的方式把焦虑的家庭拉回低消费模式,以计划手段对资本巨额利润的挤压,来调和未来可能爆发的社会矛盾。
比起这轮改革教育可能引起的资本利润缩水甚至教培行业的大面积破产,对决策层而言,家庭对教育的非理性投入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产业结构失衡,可能才是更值得忧虑的深远问题,迫切需要及早挤出泡沫,回归教育投入产出比的合理区间。
这是一剂猛药,充满不确定性。这一预警和干预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以下几个条件:
1.资本市场提供的应试培训,是不是的确有违教育的本质?
目前来看,大资本的确有追逐高额利润的特点,以制造焦虑的方式强化市场需求,其中的泡沫不言而喻。不过也要分层来看,不同的教培机构,其教学风格、价值理念略有不同,比如早期的新东方还是比较有人文理想的,而后期发展起来的培训机构,尤其是对接幼升小、小升初的一些机构,显然是扭曲了教育的本真特性。
2. 应试教育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严重脱节的问题能否在这轮改革中一揽子解决?
基础教育应试压力松绑与高等教育严抓教育质量、提高毕业门槛是否能够有效配套,建立人才培养的一致性目标?是这轮改革成败的关键。
在此意义上来说,高校的卷就不是坏事。提高毕业门槛,改变高考后躺平“由你玩四年”的错误价值观,对基础教育是一个正向刺激,家长也就不再为高考奔命,而是致力于打造拥有终身学习能力和素质的未来人才。
3.教育的目标、人才的培养是否与国民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相适应,是否能够经得起经济全球化的考验?
 “逆全球化”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即便在某些特殊时期,经济以内循环为主,仍然改变不了全球化的大势,教育应当培养具备全球化竞争力的人才,这才是国民经济安全和可持续的保障。
4.对大资本办教育(即便是应试产业)的挤压所造成的教育需求真空,是否有真做素质教育的民间力量和财政投入充裕的公办力量来予以及时填补?
也就是说,打压资本市场以后,是不是回到教育的举国体制?校内能够满足不同资质孩子、不同阶层家庭的全部需求吗?这需要追加多少投入?还是仅仅靠压榨中小学老师的时间和收入来实现校内教育服务质量的提升?
民间力量不可小觑,公办教育的质量亟需提升,后者需要投入大量财力人力,充满不确定性,而挤压资本在先,校内服务能否及时跟上存疑。
5.职业学校的教育质量能否有显著提升,并与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相匹配,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能否双轨打通,实现双向流动?
这一条非常重要。无数家庭的焦虑即在于中考的分流,对职业学校心存恐惧。因此,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不能停留在口头上,需要财力人力的投入,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双向流动势在必行,此举还可化解学术教育产能过剩的矛盾,释放综合大学的应用型人才到一线岗位。
6.福利制度、户籍制度、就业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对基础教育改革成败至关重要。     
多个一线城市仍有指定985、211等高校才能落户的地方政策,用人单位仍存在高考迷信,以本科院校论英雄的招聘体系仍是主流,这些无不在释放一种信号:“名牌大学是敲门砖,高考一考定终身”。这些关乎个体切实利益的重要环节,如果没有拿出真金白银的诚意,很难说服家长不焦虑、不娃,也就很难实现基础教育减负改革的预期。


以上六个方面的条件,是一种不完全归纳,未必精准。我想要说明的是,基础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疗法能够解决的。首先拿市场开刀,说明政府在教育这种百年大计事业上的决心是无比强大的。教育的重要性在决策层那里,远远高于维护应试产业经济稳定的需求。
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稳定至上的路径已经有所不同,追求的是机会均等的分配公平。
可以说,此轮自上而下的政策,其目标在于,宁愿戳破应试产业链,也要重塑教育的生态,端正教育与市场的关系。决心越大,越是需要通过社会的系统工程配套来完成教育改革的使命,所有为改革阵痛付出代价的人才不至于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以期达成最大范围的社会共识。
可以预见的是,只要高竞争性的选拔机制存在,就无法排除家庭为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而利用自己的全部资源的合法努力。由于培训机构的收缩,势必加剧家庭作为人的首个资源环境在竞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某种程度上,此轮教育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是一场资本与举国体制、市场与计划经济的赛跑。如果公办这大锅饭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也可能加剧教育的两极分化,强化了家庭的经济实力、智识积累的代际传递,而这,实则加剧阶层固化和教育的不平等。
实际上,这轮改革主要影响对象也是城市中产阶层,两端几乎不受影响,底层孩子不上培训班,富二代有的是高端私教,学二代可能本来就没上过什么学科培训班。
于是,对于没有多少选择的中间阶层而言,培训机构的消失可能的确带来剧场效应的消退,如此便被动接受 “躺平”、“减负”。这一过程,类似于叫停高杠杆购房,是对家庭教育投入超出警戒线的一种风险提示。而这,或许正是这轮改革的首要目标。
就个体决策而言,遵循教育的内在规律,坚守教育的长远目标,以不变应万变才是万全之策。在改革的大变局之中,掌握主动权的,永远是那些非投机的、致力于培养终身学习的长期主义者
何谓长期主义,就是在应对短期应试目标时,时时保持对教育的敬畏之心,不因短期目标损害孩子的身心健康,不因短期目标挫伤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不因短期目标违背学习本身的规律,不因短期目标而陷入应试过载的无效重复,不因短期目标而影响孩子长远的职业规划和探索人生意义感的自主性……
这是理论上的总体原则。至于如何把握平衡和分寸,如何在内卷浪潮中确立应试时间支出、金钱支出的优化性价比,在于家庭清醒的认知和有效的操作。未来,社区式的家庭教育互助共同体可能是开启有益探索的第一步,比孤立自救模式、随波逐流抱怨模式,要积极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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