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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风暴中，重新思考中小学教师的地位
此轮“双减”政策无疑是一场飓风，对学科类培训企业造成了不可逆转的重创。股价跳水，资本蒸发，裁员无可避免。这一轮改革，经济的代价如此沉重，而行政治理的操作细则还有待完善，有些地方已经迫不及待地搞起了抽风式整风风暴，把学科培训等同于”黄赌毒“，进行严厉的搜查惩戒。除了整顿机构，有些地方则发起对教师一对一培训的“围猎”行动。有人不无心酸地调侃，应该禁止教师给自己的孩子补课，应该禁止教师生育子女。教师这一职业身份，注定他们的子女在教育方面享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如果要确保非教师家庭子女的公平，只剩下不让教师生育这一招了。虽然是一种极端的反讽，但可以见到，这场改革，如果没有遵循科学理性的准则，很可能变成一种民粹式的狂欢。而这，偏离了教育改革的宗旨，满足的是社会上酝酿着的仇富仇师情绪，把城市里有能力进行教育消费的中产阶层和普通教师视为社会的“毒瘤”，在心理优势上，不以雷霆万钧的手段拔除不罢休。平心而论，中小学公办教师是一个非常辛苦而限制又特别多的职业。除了编制和稳定这一吸引力，并不是什么香饽饽，甚至还经常遭受职业歧视，往往被被视为“保姆式”的服务业。这种职业偏见，还导致中小学老师的性别比极度不平衡，女教师比例远远高于男教师。而女性愿意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经常被评价为这是一个好婚嫁的婚姻策略选择，所谓的找个女教师，男性就可以在子女教育问题上高枕无忧了。更为恶劣的，最近还出现“抄底教培女老师”的段子，言下之意，现在培训机构遇冷，很多教辅女老师失业，这时择偶选择这些女老师是成功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时机。近几年，个别发达城市高薪招揽博士毕业生、清北名校毕业生到中小学工作的新闻时有见报，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基础教育的职业门槛，教师的社会地位、职业形象略有改观。但这绝不是基本面，中小学老师的常态是活累钱少限制多。
教师和医生在职业待遇上，很有相似性，都是被高高挂起又重重摔下的道德标杆。普通民众对这两个职业的认知，常常是一种情不自禁的道德圣化和自利倾向，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两个职业的分配公平问题，他们作为普通人的谋生需求。
早些年沸沸扬扬讨论过的，是医生收红包的现象。老百姓对医生收红包多有怨气，当然，也有极少部分人认为医生工资太低，工作量太大，其所得与劳动严重不匹配，认为红包是个人自主的选择，心甘情愿。这些年，红包现象在一线城市几乎灭绝，取而代之的，是医生实现了多点执业，开通了付费咨询平台赚外块，成为行业光明正大的职业创收渠道。
而教师呢，中小学公办教师的紧箍咒一刻也没松过，那些教学能力超群的资深教师，除了得到学校的一点表彰和微薄奖金，教育部门优秀教师的荣誉称号，在收入分配上，仍是一个被严重低估、被严重榨取的群体。此外，分析医生群体的崛起，掌握自媒体话语权是一个很重要的自力更生渠道，由此抛开了媒体对医生一度的不公正报道、歪曲报道、妖魔化报道，医生，终于靠强大的自主发声能力，获得了职业权益的点滴推进。（医患关系中的媒体终于失去话语霸权了）在疫情中声名鹊起的张文宏医生，就是一个非常擅于发声的优秀医生。医生，再也不依赖于媒体，也不被限制在“请你去问我们医院的宣传部门，以他们的回答为准”的组织纪律中。这一松绑，其能量和社会影响不容低估，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对医生个体有益，于社会，也是大大的福音。公众可以更为直观地接触到医生的专业意见，领教医生的个人魅力，信谁，不信谁，爱谁，讨厌谁，可谓是一个相当自主的意见市场和多元选择。再来比对一下高校老师，这些年，为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所谓青椒）维权发声的声音，更是深入人心。在舆论上，一次次利用各种极端事件制造高潮，青椒似乎一夜之间成了最委屈最被剥削的职业群体。这与青椒自身强大的自媒体运作能力、写作能力不无相关，也与青椒和媒体密切的关系分不开。青椒常常是媒体很重要的供稿来源，青年教师乐意写媒体文章，愿意与媒体记者、编辑互动，而媒体也需要青年教师的专业支持。长此以往，便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知识共同体。因此，青椒的声音得以呈现，是一个不奇怪的事情。随手一查，便可见到媒体大量关于青椒待遇的深度报道和持续讨论。
回到中小学老师的处境，无论是行业内部的权益组织、个体的自媒体数量质量，还是与社会进行广泛联结的舆论支持，都处于弱势。这种弱势，一方面是基础教育教师群体个人能力所限，工作繁重时间所限，另一方面则是学校严苛的纪律限制，中小学对教师的纪律约束，比高校对青年教师的约束，要大得多。
综合多种因素制约，中小学老师想要享有知识分子的舆论待遇，显得相当困难。是他们不配称为知识分子吗？未必。虽然的确有一部分中小学老师个人能力有限，但在更深广的范围里，优秀的中小学老师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在教学能力上，中小学老师远在大学老师之上。由于考评机制的差异，大学并不重视教学，而在很多优质的中小学里，对任课教师的教学能力的培训、打磨，可谓是魔鬼训练般。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清北高材生应聘中小学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因无法胜任教学而悄然退出。
我后来还真去一个幼儿英语培训机构面试过，他们让我试讲，但我完全不清楚该怎么教小朋友，小朋友对我也不感兴趣，讲课的时候，班上还发生了两个小女孩欺负一个小男孩的”事故“，小男孩当场哇哇大哭，我在一旁也不知道如何干预，但是就觉得很有意思，还看得津津有味。搞得在场试听的老师们很生气，觉得我实在不适合做幼儿老师，就劝退了我。（ 哈佛归来，他选择做中学老师）
不过，这位哈佛博后并不气馁。他后来又多次尝试了中小学的教学工作，通过不断磨课锤炼自己的教学能力，终于实现自己想要进入中小学从事教育工作的理想。在他看来，这比科研更让他心动，他找到自己的激情和热爱所在。像这样高学历的中小学老师，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不排除一部分人谈不上热爱基础教育，仅仅是冲着局部高薪噱头而去的，也有很多是邱瑞这样的，对基础教育充满好奇心、有兴趣，还坚持不断探索。他们看到了基础教育领域丰厚的研究土壤和职业前景上无限的可能性。谁说基础教育低智力含量呢？法国多少哲学家曾经是中学教师呢。在这样的老师身上，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时代的教育家，也许从这批人中间诞生？试问，这样的教师，如果“不慎”答应了一朋友，帮他带带孩子一起学习，探索，却有“抄家训诫、革职批斗”的风险，究竟寒了谁的心？这绝不是滑坡谬误。人与人的信任，正在这场整治运动中开始出现瓦解的苗头，出现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一位学生家长，曾经托关系求着一位资深教师给孩子补课，事后发现，原来，这位老师给自己的亲戚小孩补课并不收费，而对他们，却收了钱。孩子如愿考上高中后，这位家长“一怒之下”来个过河拆桥，将老师告发了。最后，老师退还学费并赔偿两千块息事宁人。很希望看到此事的辟谣声明，如果媒体报道为真，让人不寒而栗。这对中小学教师群体，无疑是一场没有底线的加害。所谓公办教师不得在课外给学生有偿补课，这其实是一种职业规范，主要是针对师生关系权力不对等，对教师进行一定的约束。这一规定，警惕的是老师手握学生评价大权，胁迫学生补课。这应该由单位管理，而不是法律层面的执法，借着双减的“东风”暴力执法更是错上加错。包括医生可否异地行医？医生可否收费接受病人咨询？这些都属于行业规范，应由行业协会和单位制定职业规范和执行。![]()
如果我们对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形象认知仅限于张桂梅式的苦难模式，对中小学老师的期待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那是极度不健康的，是以脱离常识的道德想象绑架中小学老师。这样的社会认知，不仅对教师不公平，实际上，于社会也无益。回顾一下医患关系紧张的那些年，患者是最大的受害者。近几年，尤其是疫情以来医生群体以其高度敬业的努力，赢得很高的社会声誉，医患关系得以缓解。当然，收入方面，基层医生仍是非常低微的。但一个起码的事实是，医生职业的创收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广开言路和广开财源，是同步推进的。那么，中小学教师呢？如果工资收入不可能大幅度提升，又以“双减”的名义对教师实施扩大化的打击，将会是怎样的景况？值得每一位关切基础教育长远发展的人士深思。中小学老师在这一轮打压中，噤若寒蝉，甚少见到他们的发声，包括教培机构的从业人员，失业之后何去何从，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这需要社会公开讨论，将广泛的讨论视为此轮教育改革的系统工程，配套起来做，而不是满足于情绪上的泄愤，满足于东一锤西一锤的运动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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