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掉入逐零游戏的陷阱，才是真正的“动态清零”
“动态清零”的重点在于动态，而非清零；动态调适是科学防控，清零是非预期目标
彭晓芸
首先需要澄清的，就是讨论当中的一个典型的逻辑谬误，贴标签扣帽子再行打稻草人的攻击，是乏力的，是无效的。因此，无论持有何种观点，我们都不应当预设对方是什么“躺平派”。看见这三个字，你可以拒绝与其讨论。因为逻辑没有在一个共同的起点上。
没有人真的对病毒、疾病躺平。如果真有“躺平”一说，那么，你可以提出，假设有人对经济对社会心理健康躺平，难道不也是恐怖的吗？不是一种更极端的“躺平”吗？
以更极端的“躺平”打倒一个并不存在的“躺平”，实际上是在打稻草人。
排除恶意投毒或核酸造假牟利的不法分子，能否说清零派就是对经济对防疫次生灾害躺平的人呢？这恐怕也是不公正的指责。实际上，没有人不想在防疫的同时谋求经济的持续发展，只不过，他们可能认为，先搞病毒，再搞经济，是可行的。
当然，我们可以反对这个“防病毒优先于经济”的论断。毕竟，经济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伙子，想让他美貌如花儿就能随手涂抹？经济停滞之后的修复期没有化妆品，没有易容术，经济不会停下来等一等苦难的打工人。
对那些持有防疫优先于经济观点的人，如果你追问一句，难道你不想尽快恢复生产、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我估计，没人敢表示他们不想“尽快”。除了那些暗地里对这一计划使坏，破坏这一预期的人。
如果存在这样的人，多半是供应防疫配套措施并获得超额利润的利益相关方。而这样的人，恐怕他们嘴里也不敢明说，谁敢公开这样宣称，一定成为人民公敌，陷入政治不正确。
接下来，可以继续追问，所谓“清零派”是否真的存在呢？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清零”和“动态清零”，逻辑上是不自洽的，清零不绝对，等于不绝对清零。“清零”加上了限定词“动态”二字，即显示，这不是绝对清零。其重点在于动态，而非清零。
如果有人故意把“动态清零”简化成为“清零”，要么不通逻辑，要么别有目的。
因此，目前所谓的清零，大范围共识的是“动态清零”。连北京最强硬的专家也不得不表示，清零绝不是追求零感染，零发病。
综上所述，真要就防疫政策认真讨论的话，是基于“动态清零”，既不是“清零派”，也不是什么“躺平派”。
严谨的讨论，既包括动态清零，也包括动态防控（不追求时刻为零，但存在阶段性清零的时刻）。
追求清零即便是社会面清零，也有一个社会代价的权衡，如果追求零的代价过于惨重，就需要及时止损，不以零感染为目标，如果追求零的代价完全可控，零才有价值。
可以推论，零并不是一个先天的至高目标。一旦限定讨论必须在追求零的框架下，这就是伪科学伪学术伪讨论。流感清零了吗？乙肝病毒携带者清零了吗？苍蝇蚊子清零了吗？清零如果仅对特定一种病毒，在人类与病毒作战的历史上，是有科学证据的吗？需要论证吗？这就好比，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我们突然针对某一类人，对他们的某一行为进行清零，不需要论证吗？
对犯罪率，我们从来没有提出清零吧？对乙肝病毒携带者，中国有超过一亿的数量，我们提出转阴清零了吗？为什么唯独对新冠提出清零，这是需要缜密论证的吧？没有论证的话，由于新冠清零导致的其他疾病得不到救治，如糖尿病如各种癌症，是不是对其它疾病患者不公平？更别说因为防疫而失去收入的青壮年了。
言止于此，可以推论，防疫目标应当是阶段性调整的，这一点应当是无争议的。没有人傻到在防疫问题上刻舟求剑吧？对于诸如上海这样进入防疫尾声阶段的城市，以维持新发病例低位可控取代所谓清零，就是动态清零的另一种表述。
这种表述的优势在于，可以避免各级政府把追求动态清零简化为追求“零”这一极端状态，层层加码，陷入逐零游戏的低效率行政，从而迟迟不敢启动复工复产，加码不让防范区居民出门。
唯有避免陷入对零的非理性迷信，才可能减少清零极端目标导致的极端手段和社会次生灾害，尽快恢复经济生产和正常生活秩序。
零是一种极致状态，一旦与零杠上，下不了台阶。避免提零不零的概念，将零作为一种非意图效果可能是更为理性的。非典提出清零了吗？非典天天检测了吗？非典消失恰恰是非预期目标。
由于“动态清零”提法语义含混，容易为各级部门误解和简化，当重点不放在动态，而被等同于清零的时候，防疫措施便偏离科学防控轨道。
不掉入逐零游戏的陷阱，才是真正的“动态清零”。诸如今天的上海，持续多日社会面清零之后，嘉定这样的低风险区突然出现一例阳性，要不要全城为之改变复工复产的节奏？要不要动不动全民核酸？
目前上海能做的当然不是在宣布胜利之后躺平，而是持续积极防控。依据病毒变异特性动态调适防疫措施，追求社会总效益的动态平衡，维持新发病例低位可控（什么数据算低位可控，可请专业部门评估），将更多医疗力量放在防重症和救治重症，同时，积极探索居家隔离居家自愈的条件，降低大规模转运的社会成本以及转运对居民生活造成的困扰，降低核酸频率，推荐居家自测和自报（自报经核酸复核确诊有补贴及医药包发放，以此鼓励自报，不要担心居民不会自报，怕死想得到医疗的人居多），提高老年人疫苗接种率，非高危人群恢复正常生活，恢复经济生产，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推进居民参与的社区防疫协力共治进程。
社区治理层面，经历过此番艰辛惨痛的防疫奋战，基层和居民之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未来是防疫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
在徐汇区，在一些街道，几乎每一个小区都有老外住户，就我亲身经历和观察，老外基本上是搭便车模式，并不是什么带头或特权阶层，因为老外没办法和居委和街道有效沟通，多是靠中国邻居传达最新消息。一人阳全楼转运经过中国邻居的抗争，最终不需要转移，老外还有点不敢相信，说是要去找电话通知她的人确认，我说可以不用去确认，已经在统计保供物资事宜，显然就是留下来了。我想说给基层干部留一点面子，担心老外听不懂“面子”，就没说下去了。
不得不说，徐汇区多数街道的基层干部比较讲道理，居民没有聚集，没有下楼，几通电话能沟通的事情，他们会重新评估，作出决策。其他区域不太了解，仅就徐汇区而言。
上海的基层，经历了急剧的权力扩张，同时也承担了不该他们承担的一系列超工作量。居委书记亲自收拾垃圾，亲自上门喊核酸的事情比比皆是，一位居委书记忙于救人救人救人，孕妇，老人，去世老人的后事，该他做不该他做的，全做了。
接下来，令人忧心的是，这种应急式的权力扩大，未来是否会遭受权力快速收回时的急剧变化，重新加大社区防控的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基层组织和居民之间，能否形成良性互动，能否维系社区协同治理，这些是充满变数的。
在变数面前，强调动态调适，而非绝对清零，就显得更为迫切了。这是对基层组织最重要的松绑，不要让“零”成为打地鼠游戏般不可控的紧箍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