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的早上，中文朋友圈大规模出现拜登退选的消息。再看纽约时报的社评，对拜登给予了高度的赞赏，社评认为，拜登退选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可以保护国家免受持续和无效竞选的潜在负面后果的影响。
拜登个人也在声明中说，“虽然我一直打算寻求连任，但我认为，为了我的政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我应该退选，在剩余的任期内完全专注于履行我作为总统的职责。”拜登称，“担任你们的总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更早前，在中文媒介大规模出现的是万斯。他的《乡下人的悲歌》一书，引发教育媒体广泛的关注。万斯成为了中文世界里的“寒门贵子”，舆论焦点在于，万斯为什么能逆袭，教育究竟做对了什么？
当然，还有更让人瞩目的，是从精英教育获益的万斯，似乎背弃了往昔的自己的批判，与特朗普结盟，成为特朗普阵营有力搭档的他，底色究竟是精英主义，还是特朗普式的“反智”倾向。
与中文世界关注寒门逆袭的视角不同，纽约时报刊登署名保罗·克鲁格曼的文章，题为“万斯和特朗普一样，都是骗子”。
无独有偶，英国工党时隔14年再度执政，新首相斯塔默在竞选中也始终强调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而工党副领袖安吉拉·雷纳被任命为英国副首相，这位女性副首相更是被贴上了“14岁陪酒、16岁未婚先孕不良少女”的标签。
英国新首相出身工人阶级，副首相带有“不良少女”的标签，而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选择JD Vance——《乡下人的悲歌》的作者作为搭档，凸显了向下兼容，讨好底层民众的政治策略。
看起来，世界的两大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不约而同地向下兼容，讨好底层民众，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什么？
在英国和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新兴的政治领袖展现出一种共同趋势：通过强调他们的草根背景和亲民形象来吸引广泛的底层和边缘群体支持。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对当前教育体系和社会流动的关注，而且挑战了精英教育是否真正提供了机会平等的既定观念。
精英教育历来被视为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门户。然而，当精英教育的通道主要开放给社会上层时，它在促进社会整体的机会平等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强调自己底层出身的政治人物，如新兴的英国首相和美国的万斯，通过他们的政策主张，促使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更加关注教育体系的公平性。他们主张通过教育改革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从而推动了关于如何使教育体系更公平的国家讨论。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领袖强调自身的“草根”背景，教育政策是否也会相应地越来越倾向于扩展对贫困和边缘社群的支持？这可能包括增加对公立学校的资金投入，改进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及为那些非传统背景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和财政援助。这种趋势反映了一种对教育公平的深切关注，也是对现有教育体系进行必要调整的体现。
此外，这种政治趋势也可能促使精英教育机构反思其招生政策和教育理念。为了响应社会对更大包容性和多样性的需求，这些机构可能需要调整招生标准，减少对标准化考试成绩的依赖，更多考虑学生的个人背景、挑战和潜力。
这不仅是精英教育机构适应时代变迁的必然选择，也是其作为社会公平推动者角色的重要体现。无论美国的藤校还是英国的G5，在招生政策上，都不得不考虑多样性，牛剑的招生公校比例一直是中国低龄留学家庭关注的焦点。
不可否认，英国和美国的政治领袖通过突显自己的非精英背景来吸引选票，实际上也推动了公众对教育公平和机会平等的广泛讨论。
未来的教育政策可能将更加注重提供真正平等的教育机会，通过教育作为手段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正义和流动。这样的发展趋势不仅是应对社会变革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适应全球政治经济动态的必然结果。
不过，历史的进程可能未必有那么乐观。
追求教育公平与反智主义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政治人物通过强调自身的底层出身来吸引广泛的民众支持，这种策略不仅响应了公众对更公平教育机会的需求，也反映了当前教育体系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表面上看，政治人物通过提出扩大教育机会的政策，试图解决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例如，增加对低收入地区学校的资金支持，或改革精英教育制度，旨在减少由社会经济背景决定教育结果的情况。这些政策看似在正面推动教育公平，实际上也可能触动了社会对现有教育体系的不信任感，尤其是当公众认为教育系统被精英阶层操控时。
因而，不能不考虑一点，这种不信任感可能滋生或加剧反智主义倾向。
当政治人物强调自己的草根背景，并批评精英教育时，可能会引发公众对专业知识和传统教育机构的怀疑。这种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对科学、权威以及知识精英的排斥，这不仅影响了社会对教育的看法，也可能导致教育政策的制定更多基于情感和政治立场，而不是基于科学和客观数据。
特朗普的政治生涯表明，反智主义在某些选民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美国思想史上有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这本书的论证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过时，近年来美国民粹思潮回归和保守派的上升，恰巧印证了霍夫斯塔特的预言：反智思潮在美国是周期性出现的一种现象。美国社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对知识和专业的怀疑态度，这种态度经常体现在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质疑以及对教育政策的反对中。
特朗普在办公室期间的行为，如对环保科学的怀疑和对COVID-19大流行的初期反应，展示了他对专家意见的轻视。他的这些行为不仅反映了个人对专业知识的不信任，也体现了一种更广泛的文化倾向，即不完全信任或尊重传统知识和教育机构。
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中，也对美国的精英教育体系提出了批判，认为它与广大美国民众的生活现实脱节，尤其是那些像他一样来自社会底层的人们。
万斯的个人经历——从贫困地区的边缘人物成长为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使他对教育系统持有复杂的看法。他赞扬教育为他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同时批评教育体系在服务于非精英阶层方面的失败。中文读者熟悉的《优秀的绵羊》一书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强调当前教育体系过于强调标准化考试和形式主义，而忽略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造力。
《乡下人的悲歌》既是一部个人奋斗的传记，也反映了美国社会中的教育不平等和文化隔阂。从贫困的Rust Belt地区走出，最终进入耶鲁法学院的万斯，他的经历是对美国“从底层到精英”的典型美国梦的体现。然而，万斯的政治选择，特别是他与唐纳德·特朗普的结盟，为他的个人价值观和政治立场增添了复杂性。
万斯支持特朗普的决定显得复杂而难以预测其真正的动机。尽管特朗普的政策和言论常常不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例如在医疗、税收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政策，更倾向于富裕阶层和企业，万斯的支持可能源于对抗文化精英和政治建制的共鸣。这种选择反映了他对被主流政治忽视的群体的共情，同时也暴露了他在维护个人出身背景与政治利益之间的矛盾。
万斯的个人历程和他的政治联盟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教育不平等和文化隔阂如何影响个人的政治选择。他的成功虽然鼓舞人心，但他对教育系统的批评和政治选择也值得在教育政治学、教育社会学层面反思，如何构建一个既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又能促进公平和包容的教育体系。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教育的真正价值？如何通过教育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正义和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