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晓芸
久未联系的高中同学，最近聊起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她说孩子目前在公办学校读初中，至于未来要不要去留学，先看看中考成绩。中考成绩如果不理想，可能考虑转轨国际学校。还有的更晚，直到高考录取不理想了，才想起留学这条路，“不然就要去读民办和大专了”。
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想法在北京上海以外的城市中很有代表性。相较于北上这种超一线城市，家庭对留学的期待并不那么强烈，甚至把留学当作一条不得已的“退路”。
这就导向一个趋势：越是把留学当退路的，越发现留学的性价比很低。结合近期公办学校国际部招生遇冷的情况，可以解读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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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基本面的变化
今时不同往日，随着国际教育市场的变化和国内教育水平的提高，留学的基本面早已发生了变化。
九十年代，高考竞争极其激烈，考取国内顶尖大学的难度很大。很多家庭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选择了出国留学这条路，视其为高考失利后的替代方案。相比之下，一些外国大学采取宽进严出的标准，入学门槛较低，只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很多学生都能通过缴纳高额学费获得入学资格。
这条曾经被视为一条“花钱解决问题”的捷径，如今却面临着诸多变化与质疑。
首先，跟旧时的留学市场不同，现在的留学日益成熟，申请竞争加剧。国外许多大学逐渐提高了标准，更强调学生的学术潜力和综合素质。
其次，国际教育政策的变动对中国学生的影响也在加大，例如美国、英国等热门留学国家频繁调整签证政策和录取标准，这使得临时决定出国留学的难度增加。
此外，留学成本的持续上涨使得中产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通过“花钱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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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留学生对比：留学低龄化趋势
对留学生的社会学研究发现，不同代际的留学生在留学动机和成果上存在明显差异。马颖毅，也是一位留学生，自2012年起，她花了六年时间，做了详尽的调查与研究，在2020年出版了英文专著《留学的孩子》，该书在教育界引发热烈的讨论。
第一代留学生多是在国内完成本科教育后，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全额奖学金去海外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马颖毅就是这类留学生的代表，她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获得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社会学硕博连读全额奖学金。后来，她们成为了今天学术界和科研领域的中坚力量，留学的经历也奠定了个人职业发展基础。
第二代留学生则主要依靠家庭经济支持，更多的选择在本科阶段出国深造。她们需要耗费大量的家庭资本，且留学后的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留学“性价比”比较低。马颖毅在《留学的孩子》中提到，这代留学生同时面临两种文化之间的困惑和冲突，她们需不断调整适应。
如今，海外留学进入了第三代、第四代。学生在更低龄的时候就被送往国外接受教育。
这种趋势使得家庭需要做更多的教育规划，从而让孩子有能力适应国外的教育环境。
然而，低龄留学也带来了文化适应、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问题，对家庭和孩子都是一种考验。马颖毅在书中通过多个留学生的真实案例，展示了这一代学生在跨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方面的复杂经历。
03
跨文化冲击与自我重塑
马颖毅在《留学的孩子》中指出，留学生在适应美国教育和文化过程中，常常面临巨大的心理和学术压力。这一点与我的观察基本一致。
留学生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经历了各自在学术上的挑战，也经历了观念的深刻变革。就我个人观感，当我决定把孩子送出去留学时，看似临时起意，主要是时间节点上，似乎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但就孩子学习习惯、思维模式的准备，我几乎是从他出生开始就留有这种包容性的：诸如及早启动英语语言能力的培养，适应国外社交需求的运动习惯的养成，思维上为全球化交流而准备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储备，长期在哲学俱乐部浸染的讨论习惯和批判性思考能力。
如果没有这些准备，想把留学当“退路”的家庭，会逐渐发现，原来“留学”不是一个避风港，更加不是只有快乐的放松教育。如果没有从低龄阶段开始准备，在中考、高考等节点由于国内考试失利，匆匆忙忙走上留学之路，这样的孩子，面临的是巨大的文化不适应和思维差异，于是形成某种恶性循环，国内失利，国外失意，最终得出对自己匆忙决策的否定：留学性价比太低了，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宁愿给孩子留套房，也不要送出去了。
文化差异的冲突，以及教育体系转换的冲击，是留学生自我重塑的关键。马颖毅的访谈也提到，在刚进入美国研究生院时，她也面临小班课上主动参与讨论的挑战，最终在教授的鼓励下逐渐学会从被动到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一经历不仅促进了她的学习方式更新，也建立她的学术自信。
这种经历在她的调研中得到了验证，许多中国留学生在适应美国课堂和社交文化时，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和转变。她提到，美国的教育强调表达型个人主义，鼓励学生发现自我，而中国的应试教育更注重集体主义和标准化答案。
上述这种看似隐形的差异，才是留学生留学留了个“寂寞”的内在根源。但不少家庭往往把这种挫败归咎为自己的决策失误，期望孩子回国后找个好工作，及时止损。
04
社会阶层与教育机会
马颖毅的研究还揭示了不同社会阶层对留学选择的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使得中产家庭逐渐将出国留学视为维系社会经济地位和实现社会上升的途径。
这种选择并非完全理性，因为留学并不一定能带来更好的机会和未来。
她在调研中发现，许多中产家庭为了让孩子出国留学，投入了大量的经济和精神资源，有些甚至是工薪阶层的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不惜砸锅卖铁。
留学能够带来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但是这对中产家庭家庭来说，未必是适切选择，也容易造成孩子的心理负担。正如我在《 暑假怎么过：花钱还是费爹妈，只能二选一吗｜教育观察 》说过的，处于夹心层的中产家庭面临着越来越严苛的挑战，需要有持续性的定力，才能作出真正符合自己利益和能力的教育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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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教育与学生的适应性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高等教育国际关系中心副总裁丹尼尔·奥伯斯特指出，每个想要在全球商界取得成功的学生都应出国留学。用人单位需要的是可以在跨国团队中工作、懂多种语言、能够轻松跨时区工作、具有从国外学习而来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的毕业生。然而，跨国教育对学生的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格雷西·列斯戈的儿子亚历克斯选择在西班牙马德里上学，与家乡美国加州相隔近6000英里。列斯戈起初对儿子的决定并不赞同，认为他从未独立生活过，可能难以适应。
但最终，亚历克斯在留学中获得成长，走向更加独立的自我，也是一段宝贵的人生体验。
出国留学的学生需要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立能力，因为他们将面对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家长在为孩子规划留学时，需要充分了解不同国家的申请要求、时间表以及学分转移等方面的信息。同时，还需考虑到留学费用和生活成本的差异，并确保孩子能够适应海外生活的挑战。
马颖毅的研究表明，美国教育体系更加注重多元价值观，不同于中国学生对顶尖大学的追求。她在调研中发现，中国留学生重视考试成绩和排名，而美国学生则更加注重个人兴趣和自我实现。她在书中试图解释这种现象，揭示了两种教育体制的巨大差异。
06
教育的全球化与流动性
尽管留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中国家庭追求优质教育和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但其面临的挑战也日益显著。诸多研究以及我们的观察表明，留学的道路不再是一条简单的“花钱解决问题”的捷径，而是一条需要家庭和学生共同面对多重挑战和不确定性的道路。
高考录取不理想选择出国留学这条路仍然存在，但其难度和挑战已今非昔比。留学的基本面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再是“花钱解决问题”的简单捷径。
越来越多的家庭，将教育的全球化体验视为一种增强家庭流动性的手段。
这就和一代二代留学有了显著的区别。
从身边的朋友们的选择来看，同一个圈子，生活在上海北京的朋友更早在留学和高考之间作出选择，也更少摇摆犹疑，不太容易受到外部变化的影响，而广州深圳的朋友，则表现出一定的摇摆，把这一选择的时间节点延后，处于观望的阶段。
其中，北京和上海也有微妙的差异，北京的家长，更有不少坚定的公办教育拥护者，这可能源于上海的国际教育更为市场化，而北京国际教育的头部资源仍然是集中在公办教育系统内。
可以说，指望留学改变阶层，改变孩子的命运，是不切实际的。留学，未来的趋势，可能更多成为一种消费，成为一些流动意愿更强的家庭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实验。其收益与风险，是共存的，需要家庭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力而定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