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饶毅的文章是迄今为止把预聘制说得最清楚的一篇。改革是困难的，但是不能因为个别极端因素而退回到铁饭碗的老路。至于怎样渐进改革才是富有成效且稳妥的，可讨论，但目前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会因为极端案例而群情激愤地控诉“非升即走”，实际上可能说的已经不是这个预聘制，而是个别高校自行发明的变种。复旦那个案例，如果非要追究体制原因，我认为基础教育的责任更大，是哪种基础教育把他养成这样的反社会人格的？基础教育阶段以及家庭是首要责任。如果说复旦有什么责任，我认为主要在于有没有及时识别其病态并通告其监护人送医。这个责任要尽到，的确，可能此类偏执人格有时候难以识别，那么，就要举全社会之力，普及更多心理、精神疾病的常识，最大限度防范于未然。当然，精神科治疗不是万能的，但目前中国的实际状况是，认知根深蒂固，讳疾忌医，太多精神异常状态处于不被治疗的放任自流中，这是全社会都在承担的代价。（彭晓芸，手机上简短导语，饶毅文章请复制链接查看，不便之处请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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