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再豪华，不能住一万年；封控再安全，不能封一万年｜社区防疫常态化现在缺什么
文｜彭晓芸
这两天，再次听到有关部门人员对阴性转运出去隔离的居民强调，你的楼和小区不安全，在酒店呆着更安全，并很诚恳地表示，如果是自己的家人，他也会这么安排。
这个回应所表达的，如果不是为了社区数据漂亮的借口（社区少一个人口则少一个阳性机率），那么，就是在流调缺失或流调无力情况下的一种恐惧，但这种恐惧很可能是非理性的。
明明酒店情况更复杂，人员更密集，如何推论酒店更安全？这个理由无法说服在外隔离数周想要回家的居民。
好了，就算退一万步来说，酒店的确更安全，转移出去始终不是长久之计。外面酒店再豪华，不能住一万年；封控再安全，不能封一万年。
始终要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基层与居民如何合力探索社区防控的常态化，为上海战疫工作积累有效经验，为解封后的生活正常化探索协力治理经验。可以说，这是居民和居委的共同责任。
当一个基层干部想清楚这个问题，他就没有理由对居民留在楼里拒绝转运的要求感到忿恨，而是应当有探索先锋的坦然，跑得比政策快的基层干部才是能出成绩的干部。
不同小区观察下来，基层干部很有多样性，不排除有一部分是具有这种见识和魄力的。比如徐汇区永康居委的网红书记张臻，那通传遍上海各小区的老人与居委书记的对话，表达出张臻的无奈又奋进，该居委做的做了，不该居委做的，也做了。张臻颇有“抓大放小”的才干，集中力量在做的，是救人救人救人，孕妇，病重老人，死亡的老人的后事，他都在亲力亲为。至于每日的繁文缛节，重复登记信息以便应付汇报的无效工作，据我了解，张臻所负责的社区，做得少，其工作流程极为精简。张臻所管理的社区，总体而言，居民更少对病毒的非理性恐惧，表现得更为淡定。一个小区有人阳性了，驱逐转运全楼的事情更是没有发生。
而有些社区则不同，疯狂而非理性的恐惧在持续蔓延，居委的态度不坚定，顺从非理性民意而采取极端措施的情况时有发生。
观察下来，各居委的管理能力差异很大，各社区的居民素质也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客观上成为了上海防疫工作“一刀切”的“障碍”，任何具体措施，不管其是否科学，是否合理，总有一部分社区极力拥护乃至过度执行，又有一部分社区强烈抵制反抗。甚至，在同一社区的内部，居民也存在着对立的认知和利益诉求，如何处理居民内部的矛盾冲突，成为了基层治理最棘手的难题。
在实操问题上，是没有和稀泥的中间地带的。比如，有的居民就是极端恐惧，要求你把所有出来活动的居民封锁起来，无论存在怎样非人道的情况，无论活动的人距离他多远，就是一律封锁，你干不干？有的居民就是极端自私，自己出去隔离了，要求你把楼里剩下的阴性居民全部转移，你干不干？
民意已经撕裂，甚至暴露出人性的龌蹉与脆弱，民意并不是一个揉成一团的面团，取之即用。居民的科学素养和综合素质制约着居委的社区治理，居委团结哪一股力量来实现社区的协同共治工作，其理路和逻辑就大为不同。
看过一则新闻，小区里的医生提出科学防疫的建议，却被社区居民微信群清理出去，被围殴。这时，居委依靠谁？孤军奋战？亲自清理垃圾？顺从愚昧反智的民意诉求，上马最极端最严苛的防疫措施？
如果居委缺乏疾控中心的技术支持，缺乏来自有威望的专家的专业主义支持，这时就陷入了绕着“民意”躲猫猫的恶性循环，一会倾向这个民意，一会倾向那个民意。更确切地说，是被舆情吊打着走，舆情强烈了，极端手段停一停；舆情消停了，再次试图上马，基层治理也就陷入无序状态。
必须承认的是，上海各级行政部门、基层组织在应对舆情、听取民意方面，相对来说是比较积极的，“朝令夕改”的事情时有发生。
比较而言，中心城区执行指令时也相对比较文明，暴力冲突极少，居民的抗争，更多来自于耐心说理，一个个打电话沟通，连正面冲突都少见，更少聚集推搡等肢体冲突。而郊区状况不同，很多聚集发生肢体冲撞的视频，显示来自郊区区域。这有一个内在的原因，物资发放方面，中心城区如徐汇区比较丰富，因受困于物资而积累的民愤，不像郊区区域那么强烈。
除了区域政府财政状况差异，治理水平差异，以及显著的居民素质差异，更大的问题是，这种基层权力是应急式战时状态式的扩大。基层干部的困境在于这种权限边界充满不确定性，可调动的资源有限，任何主动发挥都极具风险，但违背民意正当诉求和科学常识的过度执行对个人前途同样高风险。权衡之下，恐怕主动作为更具确定性，起码还不至于腹背受敌，成为背黑锅的牺牲品。
如果我们承认上海目前已经进入此轮持续数月的抗疫“战斗”的尾声，那么，我们需要问一句，解封后的日子怎么过？解封后的社区防控，是否要进入常态化、日常化，而不可能再次进入封城静止的极端状态了？如果这一点是有共识的，那么，需要问的是，社区防疫常态化，基层和居民还缺什么？
中心城区如徐汇区、黄浦区是疫情的重灾区，按照人口比例，中心城区的感染比例的确比郊区要高得多。除了人口密度及人口流动更为频密等原因，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将社区爆发归咎于老小区的“老破小”房屋条件，甚至给疫后拆迁留下口实。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老小区其实人口密度低，一栋房子只有三层的比比皆是，依照人口密度而言，老小区（如果不是厨卫共用），其建筑格局未必比共用电梯危险，为什么会认为老小区的建筑更危险呢？
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即老小区的人际关系更为接近熟人社会，院子里碰面忍不住就唠几句，人际接触更为频繁，是由人际接触引发的社区感染，而未必是建筑结构的问题？这值得做一个实证研究，建立多个变量的相关性模型，来研究社区感染的传播链条，而不是想当然地归咎外卖快递或者归咎于老小区的老。这是可以做参照组对比研究的，老小区里面，阳性感染者的行为模式，和密集包围中未感染者的行为模式，有何差异，这是一项有价值的研究，需要流调人员有社会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此外，老小区不提供小区内核酸，而是穿街走巷到小区外和其他街道的人混检，这也是一个重要变量，这种核酸模式也提供了病毒交叉感染的机会。几条街道，初期的舆情程度完全不一样，但随着混检进展，基本上就摊平了。
人口的年龄结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变量，据观察，老小区老年人更易感染，独居老人更是危险，老年人在做防护方面意识更薄弱，更喜欢小店实体店购物，也更热衷社区内聊天。每次发放物资，我们都不开门，放在门口，老年人会兴高采烈地出门领物资，顺便聊聊天。
中心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老年人实际上非常依赖老小区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迁入公寓楼，他们还未必习惯。如何保障这些居民的疫后生活能够回到日常轨道，而不必担惊受怕被运动式拆迁所搅动？如实在有必要改造的，是否能够拿出切实的依据，油烟管道、上下水道会传播病毒吗？是感染途径吗？这些都需要拿出以上海为样本的研究报告。
还有，激起强烈舆情的入户消杀、社区消杀以及关于密接的定义，也是应当科学研判的。感染者转移出去少则一周，多则数周，室内还有必要消杀吗？按照医学研究，病毒最长存活时间，不是早就死光了吗？户外空间，即便有病毒，不是浓度极低，也有必要大规模喷洒吗？还有同楼感染，发现的时候是不是早已隐秘传播了？是不是要怪罪到封控起来那会的快递？
物传人和人传人，究竟哪个途径更为主要，是不是流调重点就应该集中到哪一方面去做深入调研？即便点对点的流调已经不可能实现，那么，社区片状分布的病例和感染者，其规律，是否也已经有了大量样本，值得持续研究？
所有这些疑问和忧虑，唯一的解决方案，除了专业机构的深入研究，除了遵循专业意见、尊重科学精神，别无他法。当然，专业意见也是有分歧的，听谁的专业意见，这是民众可以参与讨论的，在回到科学防疫的路上，专家垄断也是不可取的。
上海除了张文宏，还有缪晓辉，还有众多愿意发言的专家，他们的声音，在此轮防疫的后期，却被忽视和淹没了。
经历过这一轮饱受折磨的封控，相信每一位上海常住市民都有权利就自己的处境及周边见闻发表意见，无论他是否有上海户口，无论他在上海是否有自有房产。
上海，此刻要留住人才，留住维系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不能靠发明防疫新词，不能靠吃老本傲慢脸，而是需要切切实实地拿出诚意和举措，探索基层与居民协力治理的新经验，需要回到科学防疫的“老路”结合社区防控的“新路”上来。
经历过2022年春季的上海，已经不是前2022时期的上海了。经历过此轮防疫“战斗”的居民也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上海人了，而承担了超工作量的基层干部，也暴露了他们最真实的能力。
老百姓眼里自有一杆秤，记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