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紧密友好的邻里社区，是和谐宜居城市建设的核心。从古代典籍《论语》的“里仁为美”，《左传》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均凸显了可持续社区发展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石地位。然而，当前社区发展实践中暴露出专业视角局限、部门协作壁垒下重单项建设、轻整合治理等问题，反映出对社区复杂性的认知不足。文章尝试根植地方传统与文化基因，探究中国特色的邻里营建与治理智慧，通过回答以下关键问题，以期为当代社区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借鉴与启示：我国传统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及其单元构成如何？作为地域单元，人地关系如何交织成紧密的共同体纽带？作为生活场所，价值目标与规则认同如何构建与维系？作为共治单元，治理主体间的联合机制和行动路径是怎样的？“双轨政治”与“简约治理”下“双元共治”的基层单元
我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图景中，“皇权不下县”的笼统说法逐渐被“官不下县”的精准表述所替代，揭示出国家行政体系止于县级，而县级以下通过复杂而精细的机制实现间接管理。这一转变深化了对二元治理结构的理解，也反映了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历经千年，县作为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其政权状态、数量及管辖人口均保持相对稳定。乡里制度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实现国家对乡村民户与地域的有效控制。费孝通用“双轨政治”形容这种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互动作用的特点，黄宗智则提出“集权的简约治理”模式。在“双轨政治”与“简约治理”框架下，传统社会基层治理展现出“地血交融、双元共治”的独特模式。自上而下基于地缘性的乡里制度与自下而上根植血缘性的宗族制度两种力量交织并存。乡里制度依托地域单元，构建起结构严密、运作有序的邻里管理体系，实现国家权力向基层的延伸。宗族制度则以血缘为纽带，形成兼具经济、文化、社会等功能的综合性组织，强化成员身份认同与归属感。里坊与宗亲村社共同构成了基层治理的双翼，既维护国家政权的统一稳定，又兼顾基层社会的多样性与灵活性。
自古土地被视为治国安邦之本，是“理民之道”的关键。地著强调“地利”与“民力”的均衡协调，确保人民拥有适宜的土地资源。不同朝代宅田分配大小有异，但均以“亩”作为土地面积计量及分配的基本模数。在邻里单元中，土地更是整合社会经济资源的关键载体。
地域空间并非决定邻里的唯一因素，人户及其与地域的互动才是基层治理的核心。“户-地”二重构造构成中国传统邻里组织的内在逻辑。从人户角度看，通过人口编制制度实现征发赋役和维持治安；从土地角度看，依据相对固定的居住地或耕种田亩来签派里役。“户-地”二重构造的邻里组织体系在不同朝代间各有侧重，其动态调整机制既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展现了基层治理的弹性与灵活性。自古善邻便是邻里营造的核心理念。德治为先，强调以道德教化引导民众；仁学为本，旨在消解因遵循美德而可能带来的较高生存成本。儒家思想塑造了传统邻里的价值核心，法家思想则为道德教化辅以法治之实。两者共同形成“儒表法里”的价值塑造体系。非正式制度在邻里营建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制度如家族制度、网络关系、社区信任等，更侧重于关系调和，并在实践中有更多操作空间。它们覆盖基层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有效动员地方资源，缓解邻里矛盾，促进与地方政府的和谐互动。邻里生活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生活性规则的支撑与引导。这些规则通过化礼成俗，将礼仪、道德等外在规范转化为村规民约等内在自觉，体现了民众对集体价值和权责共识的理解。在缺乏固定乡约的地区，仍可见调节邻里关系的“话语”力量。
“双轨政治”构建了国家与社会互动所形成的共同治理空间。在“集权的简约治理”框架下，基层形成了官僚、宗族与地方精英协同治理的模式。地方精英作为官方正式体系与民间非正式体系的桥梁，构成多元且作用显著。他们深深植根于乡村，引领地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为国家权力的非正式延伸及基层社会的低成本自治提供了坚实支撑。民间组织作为制度性创新，在基层修建桥梁、义渡、茶亭等公共工程及收养弃婴、抚恤孤寡等慈善领域展现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们通过博弈与互动凝聚“共有信念”，获得政府授权而确保行动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凭借组织化与制度化，汇聚成更强大的集体效能，呈现出自主组织的多种特质。“均平”思想与合作互助成为重要的行动策略。“均平”思想强调动态均衡观，旨在调均家户收入分配，保障邻里和谐稳定。面对家庭力量的不足，民间社会常通过结社联合实现资源共享、互助合作。这些实践不仅解决了单个家庭难以应对的难题，也促进了广义邻里自治的发展。![]()
▲ 图1 | 研究框架
中国传统社会基层自治展现出“地血交融、双元共治”的特色模式，自上而下基于地缘性的乡里制度与自下而上根植血缘性的宗族制度互动作用，既是广域疆土简约治理的智慧应对，又通过聚焦公益事务实现“有边界的自治”。新时期亟待依托新型地缘、业缘、趣缘联结，构建国家治理与居民自治间的良性互动。
传统邻里单元以“地著为本”，以“户-地”二重构造为组织逻辑，邻里单元的组织灵活选择以人户或土地为基本维度，弹性适应发展需要。应对信息技术、机动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亟待探索新型邻里组织模式、特征及适宜规模，构建动态融合的人户-属地双重治理机制。
传统邻里聚落的活力与弹性，源于其作为共同体的整体营建与治理：作为地域共同体，通过编户与划地构建人地紧密联结的组织体系；作为生活共同体，以德治仁学塑造共同价值观，以非正式制度实现化礼成俗和话语认同；作为治理共同体，通过官绅民共治，民间组织为制度力量，均以求平、合作互助实现多元共治。当代有待探索整合德治、法治与自治，以构建地域认同、生活共融、治理高效的社区共同体。
共同价值观和行为规则是构筑紧密邻里的核心，根植于邻里作为共同生活场所的日常交往与互动中。应对住房商品化浪潮下基于经济支付能力形成的聚居现状，需强化以“共同生活”为基础的社区文化建设，推动德治为基础的社区价值认同，构建“里仁为美”的新型良序社区。重视邻里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的载体作用，推动社区从共商共议到共益共担。鼓励发展社区公约、礼仪习俗、互助网络等非正式制度，并将其与社区教育、经济和风险治理等生活各方面紧密结合。
地方精英和组织化制度是推进基层公共品供给的重要力量。地方邻里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有待培育新时代基层自治互助力量，推动社区能人向社区贤达的转变，促进社区兴趣团队等自益组织向共益、公益组织的升级。通过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组织能力，不仅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还能增强社区的韧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文为第十一届“求是理论论坛”征文专业组获奖论文，研究目标：城市理论。）《社区共同体何以可能：中国传统邻里营建与治理的智慧及当代启示》一文刊载于《城市规划》2024年第11期，第29-36页。
【doi】10.11819/cpr20241104a
刘佳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住房与社区规划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城市社区更新减碳绩效潜力评估研究”(52278068)；“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城市可持续规划建设与治理的基础理论”(2022YFC38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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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源自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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