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面向一统的都城规划——再论隋大兴的空间形制建构及其历史意义

学术   2024-10-16 10:01   北京  
隋大兴城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面向一统进程而全新规划,并成功付诸政治实践的都城(表1)。其营建过程、形制决策和规划手法必然受到一统过程和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重要影响。本文试图以隋初大兴城营造以及围绕其进行的一系列空间建构为中心,考察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与都城规划的关系,探讨隋大兴如何以“自我作古,另创新格”的空间形态,回应南北朝之后国家秩序的巨大变革。探究隋大兴空间形制与疆域建构的关联,丰富对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内涵的认知。

 表1 | 中国古代主要“大一统”王朝都城营建与完成疆域一统的关系

注:隋唐洛阳在隋炀帝时期和武周时期曾作为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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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与“一统”相结合的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观念初步产生,儒家理论注重其政治伦理,而法家理论则注重其制度架构。两汉时期“大一统”思想与执政观念逐渐结合,“正统”和“一统”成为中国古代“大一统”论述的基本构成,奠定了其在后世实践中“执政基础正义”和“整体形式统一”两方面内涵。

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纷纷标榜自身为“中国正统”,汉族政权则宣扬“华夷之辨”。经过隋唐两代的政治实践和唐末藩镇、五代十国的混乱历程,“大一统”的观念与制度已经深入人心,衍生出以是否追求疆域之一统来评价执政正当性,以“一匡天下”的事实来判定是否具有“受命于天”的“正统性”。经过元代至清代,拓展了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国家理念,“大一统”思想发展成熟,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和突出特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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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初面临的问题与大兴城之立意

隋初面临一个较大问题是关中地区“正统性”的下降。东汉以来,关中地区开始被贬为“偏据而规小”。隋立国时,长安地区不作为“大一统”王朝的国都已经有500多年,对中原和南方的影响力已经严重不足。此外,关中地区受到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疆域尚未一统;南方自诩为“华夏正朔”,文化影响力很强;从内部来看,杨隋代周仅有1年,还存在不少反对者,许多制度改革有待推行。

隋大兴的规划建设即是面对上述问题进行的。因此,虽然深受北魏洛阳、东魏北齐邺城和南朝建康的影响,但也能够另创新制。既出于政权建立初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需要,亦是将“大一统”思想发展与面向华夏范围新的治理形式相结合的都城影响力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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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目标下的隋大兴空间形制内涵


3.1 面向全新疆域的都城中心地位营造


(1)重构以都城和疆域为考量的国家礼法地理体系。隋平定南陈后,以往的五岳体系被拓展到了新五岳四镇的更大范围。为了突出都城地位,隋代又重新颁定了镇山体系。将散布于九州的镇山提炼为国家之四方,上升为“五岳之副”,成为“大一统”帝国的另一组重要地理表征。以往以四渎祭祀为主的海渎体系,随着疆域范围的扩大也在东部和南部有了新的拓展。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地理体系祭祀的基本格局(图1)。

 图1 | 隋初重新颁定的礼法地理体系对原五岳体系的拓展示意

(2)通过时空同步活动突出都城中心地位。隋大兴重视都城与疆域的呼应,在方丘祭祀中前所未有地加入了代表天下版图的“九州”。在都城五郊迎气日又派遣使者赴相应方位的岳镇海渎同步祭祀,将环绕都城的祭祀行为对应到疆域各地,构建了以都城为中心、面向全国的时空行为互动,使都城空间礼法体系与国家礼法地理体系建立了紧密联系(图2)。

 图2 | 隋大兴空间礼法体系与国家礼法地理体系的关联

(3)建立以都城为起始辐射天下的各类文化空间体系。隋初诏书中体现了以都城为全国文化空间体系核心的意图。隋代沿用了北齐创立的自京师至郡县的官学体系,并进一步扩大了其社会影响,是后世孔庙体系的先河。仁寿年间向全国隆重颁赐舍利建塔一百多座。既多分布于人口密集的地区且与原北齐、南陈的重点政区高度重合,又及于边疆地区(图3)。成为以都城为中心的文化一统与边疆统治的重要手段,并影响了唐代一系列遍布全国官寺的建设。

 图3 | 仁寿年间从大兴城颁赐舍利建塔分布示意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统计据 沈雅彤《仁寿舍利塔地理分布考释与隋文帝的政治愿景 ,《唐都学刊,2021(7):73-86。


3.2 重振国家军事权威的都城防御格局


隋大兴的营建是伴随着抵御突厥入侵的过程而进行的,是重振国家军事权威而进行的关中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图4,图5)。新都营造团队的构成也明显体现了与军事技能的结合。

 图4 | 隋初都城北部防御体系建设及修筑长城情况

资料来源:据《隋书》《资治通鉴》《元和郡县图志》等史料绘制。

 图5 | 隋大兴营建与反击突厥和完成一统的关系
经过重新规划,改变了汉长安城紧邻渭水的紧张局面。新设的庞大禁苑和长安故城的存在,使隋大兴宫城得以安然居于郭城之北,一改北周宫城的偏仄格局(图6)。迁都一个月后,隋军“分八道出塞”大举反击。开皇五年(585年)迫使突厥上表求和,解除了南下伐陈的后顾之忧。

 图6 | 隋大兴禁苑及城内主要地形关系

资料来源:据 武廷海,郭璐,等. 《中国城市规划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 李健超,增订.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绘制。

隋代对于突厥的成功抵抗和致力于疆域一统的态度,提高了自身“正统”地位,使南朝政权宣扬的与北朝“华夷之辨”失去力度。唐代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形成了经略整个西北的防御体系,形成了“对世界秩序的重构”。


3.3 再造京畿区域的文脉“正统性”


(1)大力营造都城区域自西周而来的空间文脉关联。隋代在西周丰镐两京-秦咸阳-汉长安-隋大兴之间强化了跨越千年的文脉延续过程。不仅将西汉长安纳为禁苑的一部分并予以保护,新都的空间形态也与周边历史遗迹多处呼应(图7)。在新都规划范围内许多秦汉遗迹都被保留,经常被隋唐士人游赏怀咏。尤其在几处制高点的远望,使时人能够从多个方向感受到都城历史文脉的丰富和关联。成功形成了关中区域及大兴城“世统屡更,累起相袭,神灵所储”的“帝王之宅”的“正统性”认知。

 图7 | 隋大兴与周边主要历史文脉的关联

(2)城市布局上针对南陈的形法厌胜。东汉以后的“东南王气”之谶,被南朝各政权大力宣扬。营建大兴时外郭东南角“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为池以厌胜之”。东南方向代表了尚处于对立阶段的南朝,时人认为该方向高耸对隋政权不利,因此在营建新都工程紧要之时,还特意凿池引水以厌镇南陈。此说法当时应广为流传,直到唐德宗时还有人将东南王气和曲江建设相联系。


3.4 布政改制的用地分布和空间形态


(1)对前代都城规划“大一统”思想的传承。从先秦到东汉,“大一统”思想下对都城空间表达的追求与王朝执政现实呈现出一种逐渐紧密的互相影响。南北朝时期,各对立政权对“正统性”的标榜和追求,又使这一时期都城刻意模仿洛阳形制,限制了形态的突破。

如何在新都中达到“制度”的全新体现?大兴城具体规划者宇文恺曾论及要在“居正位”的基础上,通过空间规划的“妙思规摹”,烘托人们视觉上聚集于皇权的感受,并突出帝都的空间秩序,使四方来民受到法度的教化。分别对应了两汉以来“大一统”思想中“正统”和“一统”的意义,并结合隋初的需求进行了新的阐发。

(2)“更新改制”目标下的全新用地分布。隋初大力强化中央政权,摆脱豪门士族对政府的控制。隋大兴的空间形制与这一时期的改制目标相呼应,体现了新政权的整合能力和政治威望。在都城设置明确的皇城区域,将混布于城内的行政机构收归皇城范围。明晰君臣空间之分际,将长安旧城原北周权贵府邸重新分配到各坊与平民混居。皇城处于统领全城的核心地位,部分权贵宅地在各坊虽然有向街开门的特权,但已然是 “皇城-外郭”秩序的下一个层级。

(3)“布政施教”目标下的都城空间结构增强。隋大兴“门-街”公共空间体系形成的对通达性和节点地位的刻意营造,使“一统”理论中的“正始”思想得到了更具体的空间运用,即体现“政由王出”。指向皇城的每条街道尽端均有一门来呼应,体现了皇城对城市空间秩序的极强控制力,亦代表布政发端力量的强化。皇城街道格局贯通到郭城各个坊间,即以都城空间秩序之通达象征布政宣教秩序之通达。宫城正门广阳门(唐承天门)处于全城街道和城门结构的核心,频繁成为政令颁发的起点。


3.5 开放包容的人群安置和文化融合


隋初废除以地方推举为主的九品中正制度,统由吏部负责官员任用,开始了隋唐两代地方士人向都城聚集的历程。《通典》载:“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在各地文化汇入的背景下,大兴城为新的国家认同建立了现实空间表征,促进了“大一统”观念在社会层面的内化。隋大兴取消了对待外来客使安置的远近差别,将鸿胪客馆设置在皇城之内,郭城内的移民安置也平等对待,表达了开放自信的崭新格局,为唐长安奠定了民族和文化融合的空间基础(图8)。
 图8 | 史料所载隋唐外来族人在都城的住宅区位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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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隋大兴在中国古代都城形制演变中的作用


4.1 两汉以来都城“正统”

与“一统”空间表达的新拓展


隋大兴在“正统性”表达中,既追求“承天受命”的礼制格局,也追求“历史延续”的文脉关联。在“一统性”表达中,既追求地理拓展下的都城中心地位,也追求对不同阶层和人群的空间秩序教化影响。确立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天-地-人”三重考量的“大一统”理念格局,都城真正从作为政权中心的表征扩大到了作为国家中心的表征,不仅是面向“正统性”营造的国家法理根基“承天”之中心,也是面向“一统性”营造的国家秩序建构“统地”之中心,还是面向治理进程的“宣政布教”之中心。


4.2 疆域范围、近畿区域、都城形态

三个层面的关联建构


重获一统的隋唐帝国与魏晋相比,疆域和政治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基于《周礼》、源于传统中原范围的洛阳模式,已不能满足隋初的需求。隋代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在“大一统”理念与大规模治理之间达成了新的空间表征(图9)。这种面向整个疆域、“正统”与“一统”相结合的都城形态起到了上承汉魏、下启宋元的重要节点意义,为后世都城在国家中的作用开拓了新的认知维度。

 图9 | 隋大兴重新构建的中国古代都城“大一统”形制内涵


4.3 都城空间形态成为“大一统”情感依归

和国家认同的重要载体


大兴城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产物,又在塑造着一个时代的文化。对内,都城空间在一统过程中强化了作为帝国向心力和国家想象力的物质载体意义,为社会认同建构提供了现实背景,是隋代在制度和文化层面“大一统”的具体体现,并影响了盛唐的文化面貌。对外,不仅奠定了唐长安成为世界性都市的基础,都城对于国家认同的作用也传播到周边国家,纷纷模仿营造,促进了中华文明对外的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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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隋大兴的营建不仅在于都城空间本身,也包括以都城为核心面向疆域拓展的一系列空间建构,是“大一统”理念与大规模治理相结合、宏观政治决策与具体规划手法相结合的成果。隋大兴空间形制背后的规划思想不能仅作形态意义上的“整齐划一”和加强中央集权理解,而是蕴含了“正统”的国家法理根基和“一统”的国家秩序变革两方面深意。隋初围绕都城大兴的形制建构,推动了“大一统”国家的再次形成与巩固,并以都城为载体,深化和丰富了这一理念在中华文化中的表达。

本文撰稿:栾滨  孙晖



原文介绍

面向一统的都城规划——再论隋大兴的空间形制建构及其历史意义》一文刊载于《城市规划》2024年第9期,第99-110页

【doi】10.11819/cpr20240905a

栾  滨,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讲师,luanbin_designer@163.com。
孙  晖,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通信作者,sunliang8691@sina.com。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科研专题(DUT23RW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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