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Access】粤港澳大湾区跨界创新空间新趋势与规划探索

当前，我国正处于向创新发展转型的重要阶段，创新型产业已经成为国家和城市参与竞争的重要因素。创新产业的集聚和分散逐步影响着大中城市空间结构。规划建设创新城市、创新城区乃至文创园、工业园、创业园等创新空间，正在成为各级政府争取扩大投资以推动经济增长而熟练运用的空间政策工具。

自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外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等多个角度开展对创新行为和创新空间的研究[1]。如费尔德曼等分析了大学作为城市的创新空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2]；沃尔科特分析了科技城、高新技术产业区及产学研合作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3]。国内学者在2000年前后，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开始对创新产业集群空间特征进行研究[4-5]，并逐步拓展到区域创新系统、城市创新评价和创新街区营造等角度[6-10]。学者们广泛探讨了城市创新职能和城市创新体系的建构、创新导向的产业布局和街区建设，以及创新空间的规划布局和管制策略等。总体上看，当前在宏观层面对区域创新格局、城市创新网络、创新系统动力机制等研究较多，在中微观层面主要侧重在城区、街区、园区创新等类型研究，对于边界地区、跨界地区的创新模式以及规划研究相对偏少[11-12]，尤其缺乏对跨界创新空间具体类型的特征刻画。随着城市群与都市圈进入网络化发展新阶段，关于跨界地区的创新趋势以及空间治理对策有待深入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乃至世界城镇分布最密集，创新要素最富集，创新行为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位居全球第2位。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进入到巨型都市网络化发展阶段[13]，技术创新的高密度、强流动特征正在重塑湾区经济地理格局。各类创新行为不断打破行政边界，头部科创企业以及原始创新载体加快布局于城市边界地区，跨界地区正在成为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的重要空间，在大湾区创新网络演化中起着更加重要作用。因此，研究粤港澳大湾区跨界创新空间的新趋势以及空间治理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能为其他城市群相关规划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长期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以企业为主体培育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产业集群，而且，随着产业集群不断壮大，上下游分工和专业化协作逐步形成，创新链与产业链日趋融合，“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应用转化—规模制造”的创新全链条已经形成，且发挥了巨大的集聚作用。创新链与产业链的不断融合拓展带动大湾区走向更加复杂的创新生态，衍生出多样化、网络化的创新空间。大湾区跨界地区的创新空间和创新生态因其叠加了差异化的行政政策和空间治理而更加复杂。本文借鉴已有大湾区创新空间类型研究[14]，重点关注具有创新能力的各类主体（如高校、科学装置、链主及专精特新企业）在地域空间的集聚与扩散现象，解析其所承载的创新链、产业链环节功能以及关联特点，以此认识跨界地区创新空间演化趋势、各类主体集聚形成的创新空间单元类型特征。

1.1.1  宏观层面：都市圈拓展与产业链、创新链近域整合，带动跨界地区从边缘洼地转变为创新增长极

▲ 表1  跨界地区与城市中心区高新技术企业密度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density between cross-border regions and urban centers

注：高新技术企业密度根据2016年和2023年当年评定的企业数计算。

在原有“研发销售两头在外、外向型加工制造”世界工厂发展模式下，跨界地区在全球生产分工和企业生产布局中处于依附地位，主要承担制造配套或者承接产业外溢。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内生型创新企业成长壮大，头部企业基于对总部、研发、生产等环节不同用地需求与成本考虑，优化各类创新链环节在不同圈层布局，形成跨越圈层、对流联动的新特征（图2）。其中，初创孵化、原创技术研发、新消费场景试验等功能仍然集聚在都市圈核心区，而技术应用转化、高附加值的试制试验生产以及规模化制造功能偏好向次核心圈层和外围地区集聚。在这种对流分工格局下，跨界地区因具有较低的土地开发整备成本，更容易满足创新型企业成长对于布局完整的“研发—生产—物流”链条的空间需求，因此成为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研发制造功能布局的热点地区，如大疆在松山湖、顺德等地区布局研发生产基地。

▲ 图2  不同创新链环节空间偏好示意

1.2  大湾区跨界地区的创新特征以及新兴创新空间的类型解析

随着产业链、创新链近域组织、创新链圈层分工对流，依托特殊政策、优美环境与特色资源，跨界地区不断涌现创新空间，且围绕差异化的创新主体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空间形态，包括毗邻港澳的“一国两制”型跨界创新空间，如河套深港创新合作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围绕大科学装置布局的科学城，如深圳光明—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依托特色产业集聚的集群型创新空间，如佛山顺德机器人制造集群、深圳龙华新型显示器产业集群。笔者选取广佛、深莞、深港、珠澳等典型跨界地区，结合各类创新主体的差异及其创新链、产业链的特点，深入分析创新要素空间集聚的特征。

▲ 图3  跨界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分行业数量前五统计

Fig.3 Number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the top five industries in cross-border regions

▲ 图4  跨界地区不同专利申请主体数量

Fig.4 Number of different patent applicants in cross-border regions

注：数量取对数。

▲ 图5  跨界地区专利申请分布大类及中类领域

1.2.2  跨界地区创新空间类型解析

创新主体的类型差异是影响跨界地区创新集群空间组织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不同创新主体其吸引的上下游企业及其空间需求和协作方式存在明显差异（表2）。从企业为代表的创新主体上看，以研发制造环节一体化为主要特征，形成了链群生产型单元、专精特新集聚单元两种代表性空间单元，带动地区的技术升级与产业创新。其中，链群生产型单元由具有空间关联的链主、专精特新小巨人组成，链主及其链条延展主导了该地区的生产创新网络，专精特新小巨人为链主提供配套，跟随链主进行技术迭代，典型地区如深莞边界的松山湖地区、广佛边界的顺德北滘-陈村地区；专精特新集聚单元由各类专精特新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集聚形成，与周边的链主形成紧密协作关系，各类中小企业基于共性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形成协作性集群，如深圳龙华北—东莞塘厦镇ICT产业集群。

▲ 表2  跨界地区基于不同创新主体协作的创新空间模式

从其他创新主体上看，主要形成基础研究单元、科技研究转化单元两种空间单元。其中，基础研究单元为大科学装置或者高校集聚区，侧重于科学研究，如光明科学城；科技孵化转化单元，为环高校或院所创新地区，在原创技术攻关后通过市场化推动产业转化，如横琴粤澳深度融合示范区。

结合上面的分析，跨界地区集聚的不同创新主体以及承载创新链和产业链环节功能，组合形成了多样化的创新模式与空间单元类型（表3）。

▲ 表3  跨界地区创新模式与空间特点

2.1  跨界地区科创转向面临的挑战

2.1.1  跨界地区由成本洼地转变为科创载体洼地，亟待提升科创平台支撑力

▲ 表4  跨界地区与城市中心区创新载体数量比较

Tab.4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innovation carriers between cross-border regions and urban centers

2.1.2  “边界墙”效应制约相邻地区的合作共建

跨界地区存在着不同层次管理开发主体，在大湾区“一国两制三种关税”特殊制度下，面临着跨境制度协调或者不同层级主体协调的难题。各方存在明显的竞争博弈关系，发展价值导向差异明显。利益分配和共建共享政策机制尚不健全，地方合作的积极性不高，都会导致跨界地区发展难以兑现创新增长极的价值。已有研究借用大数据引力模型，评估理论联系流量与现实联系流量的匹配性和差异性发现，粤港澳大湾区跨界地区存在明显“边界墙”效应[16]，多数边界地区的人流、交通流、资金流、产业经济跨市联系较弱，尤其是跨境边界阻碍系数更高，形成了“行政的墙”，即边界发挥阻碍效应，阻碍要素流动，限制了区域创新协作。

2.1.3  碎片化的产城关系不利于创新要素的集聚

跨界地区作为城市边缘地区，长期缺乏有效规划管控与引导，整体呈现空间散、低端和配套落后状态。一方面，跨界地区公共服务处于“塌陷”地带，轨道交通建设滞后，优质的公共生活配套设施少，未能满足就业人群尤其是高科技人群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产业空间碎片化，尤其是充斥着大量村镇园区等零散低端的产业空间，土地盘活建设门槛偏高，与链主、专精特新等企业对现代化园区空间的需求不匹配。

2.2  跨界创新空间规划的重点思路

2.2.1  基于区域创新近域组织与对流的新视角，定位好科创模式

▲ 表5  跨界地区创新模式以及空间配置重点

Tab.5 Innovation models and key spatial allocation points in cross-border regions

2.2.2  破解“边界墙”效应，促进共建共享共商合作

▲ 表6  跨界地区主要合作机制梳理

Tab.6 Summary of main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 cross-border regions

2.2.3  尊重空间异质性，塑造具有感召力的创新场景促进创新要素的集聚

大湾区创新主体具有向良好的生态环境地区集聚态势，风景绿心正在成为空间新磁场，带动新经济培育，如东莞松山湖、环巍峨山等地区创新集群的发展。跨界地区是不同于高密度都市的另一种空间，往往具有临山、临水生态空间以及低强度建设空间，山水林田城村要素更加多元，具有塑造创新场景的异质性。规划应加强生态风景与创新空间融合共生，营造更加丰富多样的场景，修复产城、景城、城村关系，形成不同于中心城区的吸引力，为创新提供良好土壤，促进创新要素的集聚。

3.1  深莞边界创新空间总体特征

▲ 图6  深莞边界创新空间总体特征示意

Fig.6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novation space in the boarder area between Shenzhen and Dongguan

3.2  基于不同创新模式进行空间整合提升

中部基础研究型创新空间规划重点是顺应新一代科学城创新链条发展与空间布局趋势，从单一的基础研究，逐步转向关注科学家生活品质以及科技产业成果转化[21]。空间布局上以大科学装置牵引、高标准服务配置、周边产业转化，聚焦创新人群科学家的特殊性，围绕环巍峨山共建“环山科学家园”，沿山发展科学功能，形成以大科学装置、实验室与机构、大学为主体的基础科研圈，并且通过独特的生态环境与空间品质吸引高等级的科研资源和人才集聚，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科研园区。另外，统筹布局科技就近转化空间，将黄江纳入科学城范围，建设深莞科创合作示范区，发展技术研发、中试验证与成果转化等功能，就近转化两大科学城的科技成果，促进跨学科交叉合作。

东部专精特新集聚型创新空间规划重点在于把握地区智能化、分布式生产组织方式特点，统筹兼顾各类生产创新簇群关于产业升级、人口结构升级的需求，构建满足生产与生活需求升级的多维配套体系，围绕绿环形成多个产业邻里中心，加强新型研发机构、共享实验室、物流服务等产业服务设施供给，增加教育、住房、商业、展览等生活服务类设施，形成以“智造工厂+产业服务+创新平台+品质住区”为特点的高品质、高共享的功能复合创新单元，促进产业协同与产城融合。

3.3  探索跨界协作治理新机制促进创新空间共建与升级

跨界地区创新空间发展与协作治理离不开政策或制度创新。特别是针对跨界地区相关地方政府难以协调合作，行政区划调整又难以实现的问题，需要采用更加大胆创新的治理手段，将协调工作在治理层次中“上移”，如设立更高层级的管理机构、赋予更大的财税、招商等管理权限，从更高层级出台创新政策以推动跨界地区协同治理等。

以深莞边界为例，光明科学城—松山湖地区就适宜通过协调层次上移的方式，如设立省级或国家层面的领导小组或管理机构，争取更大的资源和政策红利，吸引大科学装置落位、顶尖科学家团队入驻，并且破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障碍，促进区域内创新资源的高效流动和优势互补。而宝安北—长安、观澜—塘厦—凤岗地区，则可借鉴广佛“1+4”试验区的经验，探索构建深度融合的协同发展试验区，成立市级层面的管理机构与运营平台，创新财税、土地、招商引资等政策，合作共建产业园、保障房以及配套设施，实施临深片区市民待遇互认，配置差异化产业空间政策，确保链主集中连片空间更新整备和中小企业低成本空间承载，促进创新链合作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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