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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必要性与案例设计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原为核心的汉地逐渐发展并演化出一套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以建造物为主要承载的华夏主导性建构景观系统，包括城池、衙署、祭祀和文教设施等要素。至明清时，这套系统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容乃至空间配置模式，且一直被周边民族借鉴和吸收。统治者在边疆地区推行由定期更换的汉地官员替代原有世袭土司管理地方的“改土归流”政策，使得华夏主导性建构景观要素以更成体系的方式进入原土司管理地区，实现了地域上的拓展，这是华夏文化圈建构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古代城市建设史和建筑史的重大问题。
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聚焦在贵阳城内土官与流官发生权力关系转折的明代（1368—1644年），空间范围涵盖天启六年（1626年）贵阳扩建城墙后形成的更完整的内、外双城（图1）。研究分别选取土司主导与流官主导两个时期的城市切片，梳理华夏主导性建构景观要素的设置情况和空间分布，分析贵阳改土归流过程中不同阶段流官关切的系统要素及逻辑，并对景观拓展的结果和路径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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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中贵阳的权力格局变迁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志书整理绘制。
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廷在贵州正式设省，大量高等级衙署和官员开始进驻，流官逐渐取代土司成为权力的主导。流官的主政使得贵阳相继兴建起以彰显和保障统治者正统身份和管控顺利实施的各类建筑和设施，华夏主导性建构景观要素在贵阳突破了地理和文化间的阻隔，全面实现了空间和内涵上的拓展（图3，图4）。
▲ 图3 | 明洪武年间(1368—1398)华夏主导性建构景观要素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郭子章. 《黔记》.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王耒贤；许一德. 《万历贵州通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谢东山，张道. 《嘉靖贵州通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沈庠，赵瓒.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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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主导性建构景观系统在贵阳的拓展历程
资料来源：同图3。
3.1 提升城池规格：
自元代开始，在改土归流的推进下，贵阳城池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狭隘卑薄”到“规制始备”的过程，显示了贵阳在国家架构下地位和被信任程度的提升。流官主导下贵阳城池的修建，使得景观上城墙与城楼成为城市天际线最为强势的轮廓，城门楼成为提示景观南北主轴起始的景观标识（图6），有力地凸显了中央在改土归流中的权威和力量。中央通过逐步赋权修建更加高大坚固、形制上与传统汉地省会城市相当的城池设施，明确地将改土归流后的贵阳纳入到国土尺度上的景观建构之中。
资料来源：根据《贵州通志(万历)》记载为底图绘制。
3.2 引入祭祀坛庙：
▲ 图7 | 贵阳祭祀设施的设置变迁：符合中原规制的体系得以系统建立
3.3 完善行政衙署：
贵州建省至明末，随着流官逐渐取得主导权，流官衙署建筑在体系上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形成了中央监察—省级—府（县）级—各职能衙署的省会级城市完整的衙署体系。
（a）洪武年间(1368—1398)衙署分布
（b）万历年间(1573—1620)衙署系统的建立及其限定出的景观极域
3.4 普及儒学设施：
▲ 图9 | 万历年间贵阳文教设施分布
资料来源：同图3。
3.5 补充教化设施：
明代中期以后贵阳的旌表牌坊数量剧增，至嘉靖年间达到107座，在社会的道德教化上形成了对官方祠庙和儒学设施的补充性填补。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城内外的大型建筑、街道、城门、桥梁附近（图10），牌坊高大的建筑形象在这些人流汇集的交通要道中出现，体现了流官对改土归流的宣扬以及科举和民风教化的关切。从景观上看，城内主街及重要设施门前的大量旌表与标识牌坊构成行人视觉的焦点（图11），连同牌坊上的教化性匾额内容，反复传达了中央在贵阳希冀建立的理想道德标准与生活情境。同样作为教化设施补充的还有官方支持修建的纪念改流功臣的祠庙，对在贵阳地区改土归流军事战役与日常治理中获取卓越功勋的忠将能臣进行祭祀，表达了官方对改流工作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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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的结果、逻辑与手法
改土归流使贵阳景观系统中的核心元素和组织模式不断向传统汉地城市靠拢，在景观意义上逐渐被纳入“天下化”的版图。流官接力进行的华夏主导性景观的营建首先呈现出“关切递进性”的逻辑特征：（1）流官首要的关切是提升城池规格并持续强化，设立军事设施，营造安全、稳定的据点，显示出中央的权威、力量和对贵阳在国家架构下更高的定位。（2）为强调对整个原土司社会新的建构，传统汉地建置性的祭祀性坛庙随之被优先确立起来，同时还在城内对土司祭祀和本地淫祠加以限制。（3）贵州建省贵阳成为省会后，随着对城市实际管治的需求日益增加，流官对行政衙署的系统性设置形成连续的景观极域，占据了城市中心。（4）宣慰司儒学在明初即作为土司受教育的特权而存在，建省后民间的社学、书院陆续兴建，但流官主建的贡院、府学则因改土归流的漫长进程而相对迟滞。（5）在改土归流的中后期，牌坊、民间祠庙等教化性设施在流官的倡建下被进一步补充。
其次，流官在贵阳不仅明确地引入三坛一庙、儒家庙学、钟鼓楼等新元素，多次升级城池设施，而且坚定地取代了土司衙署在城中的景观极点地位，抑制了土司在城中祭祀设施的建设，除此之外，还适地性吸纳了风雨廊桥等当地的民族建筑形式，“手法综合性”也是其拓展路径的主要特征之一。
本文撰稿：刘卫斌 张振华 王鲁民
原文介绍
《改土归流与华夏主导性建构景观在贵阳的拓展》一文已在知网首发，链接如下。
【doi】10.11819/cpr20241708a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Dm4VI7mKrXPT5M-Q7eLv3GNKnLGZxcKxlsfIJrojJMtzi5KnhEPYNhkkzLhb8JqXa9WUWajPFYrbr8MpE8PYSOpTK2z9cwXNjIt1YmU9wk3Vx2TVKQ_SwHrJ0dn7BZaP0PShfRvz9fZ-3tN-OM0oCjlHI9G7C7pxevLnZhXzhjhRTNa79tec2Y21tm-bkWgR&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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