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价值观如何驱动武装参与？ | APSR顶刊编译

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有可能更准确地缩小在暴力冲突局势中选择拿起武器的人的范围：具有父权价值观（patriarchal values，认同男性对女性的系统性支配地位）的人。一系列研究表明，关于男子气概（masculinity）和性别歧视的观念与支持暴力极端主义有关（Johnston and True，2019；2020；Johnston et al. 2020）。本文从两个重要方面推进了这一研究：（1）研究了在武装冲突中，个人父权价值观强弱与通过资源加入政府准军事单位自愿参与有组织暴力活动之间的联系；（2）通过分析泰国的征兵抽签这一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研究了参与有组织暴力到个人父权价值观强弱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

二、武装暴力与父权价值观之间的联系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性别平等与战争暴力之间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侧重于个人层面的文献受到的学术关注较少。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解释暴力行为成因时，性别价值观在社会和个人层面上都起着重要作用。父权制价值观被视为男女二元性别秩序的一部分，将男性置于女性之上，且这种父权制价值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Bjarnegård、Brounéus and Melander，2017；Connell，1995；Ford and Lyons，2012）。从父权制价值观转向性别平等的价值体系，意味着维护男女二元对立的界限日益模糊，并且二者平等。父权价值观与暴力倾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地被记录，而且往往集中在“他者化”（othering）过程中。他者化是一个区分“我们”和“他们”的过程，是构成父权价值观基础的性别秩序所固有的，也是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对他人实施肉体伤害的必须部分（Bjarnegård、Brounéus and Melander，2017；2019；Hudson et al，2009；2012）。尽管实施暴力行为往往与男性和男子气概的理想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男性生物学上都具有同样的暴力倾向。同样，女性也可能是战时暴力的施暴者（Cohen，2013；Sjoberg，2016）。因此，重点在于意识形态而非性别对于参与暴力的影响，从而需要从男性内部入手，研究参与暴力与不参与暴力的男性的不同及其原因。但是，研究父权价值观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这种既定的联系可能是由于以性别平等为导向的社会和个人不太支持暴力，也可能是由于暴露于冲突和暴力的社会和个人变得不那么支持性别平等。

个人对暴力的增值化（valorization，赋予某事物价值）通常归因于社会化（socialization）进程。研究表明，暴力既可以通过代际传播（Whitfield et al. 2003），也可以通过影响儿童待遇的文化规范传播（Lansford and Dodge，2008）。具体而言，Bjarnegård、Brounéus and Melander（2019）的研究表明，曾被家暴或目睹家暴的男孩随后更可能坚持父权价值观，最终更可能选择参与政治暴力。北美的一些调查研究表明，具有平民背景和军事背景的个人在特征和价值观上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参军前已经形成了某种亲军队的价值观的年轻男性倾向于自我选择加入部队（Bachman et al. 2000; Bachman, Sigelman, and Diamond 1987; Dorman 1976）。

然而，其他一些论述则将对暴力的增值化与服役经历直接联系起来。例如Lindo and Stoecker（2014）发现，在越战期间服兵役的美国男性因暴力犯罪而被监禁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另一方面，Sundberg（2016）研究了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中瑞典士兵在阿富汗服役前后的价值观基本保持稳定。

在女权主义安全研究中，“军事化男子气概”（militarized masculinities）这一概念已发展为捕捉军事暴力与男子气概之间的特殊关联（Eichler，2014；Wibben，2016）。军事化男子气概通常的特点被认为是 “强壮、吃苦耐劳、具有侵略性的男性异性恋取向、恐同、重视庆祝同性友谊、实施有控制的攻击行为、以最小的抱怨完成任务”（Woodward，2003，44）。尽管军事化的男子气概包含了相当多的特征，但在本文讨论中，军事化的男子气概有两个决定性的特征：其与男子气概的联系和对暴力的增值化：一个真男人应该具有战士的品质。女性被赋予了柔弱和看护的二等角色，而未能“像个战士”的男性则会受到羞辱（Connell，1995；Enloe，2014；Yuval-Davis，1997）。

根据Eichler（2014，81）的观点，军事化男子气概指的是这样一种主张，即“与男子气概相关的刻板印象中的特质可以通过兵役，尤其是战斗来获得/证明”。这句话表明男子气概可以在军事环境中获得（acquired）和证明（proved）。第一种说法说明服兵役或参加战斗的经历会使男性具备某些特质。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些特质是来自早年社会化过程，并且参军后就能表现出来。这种模棱两可的关系提出了父权价值观与暴力之间因果关系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它提出了军事化男子气概的理想主要是通过自我选择（参军前）还是军事社会化（参军后）来实现的问题。

有关主动参加暴力行动的研究将军事冲突环境解释为已经社会化的个人可以将男子气概和暴力增值化的地方。一项关于越共游击队招募情况的研究强调对许多年轻新兵来说“赢得荣誉的渴望，或许只是赢得社区的尊重”是他们加入游击队的主要原因（Donnell，1967，xii）。对军人阳刚之气的认同往往是参军的主要动机之一（Woodward，2003）。

许多军事组织依赖于吸引志愿者和激励应征者，而将男孩转变为真正男子汉的理念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Whitworth，2004）。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军事化男子气概的概念有利于军队招募“不怕死”的士兵（Kovitz，2003）。当军队把自己塑造成充满阳刚之气时，就会吸引某一类渴望这种改变的人。这与Eichler（Eichler，2014）对军事化男性气质内涵的简明概括——即“真正的男人是士兵，真正的士兵是男人”——不谋而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军事化男性气质的构建早在入伍之前就已开始。

军事社会化意味着与军事组织具体相关的经历塑造了个人的价值观。在这里，士兵所处的环境会塑造和重塑他们的兴趣以及身份（Checkel，2017）。军队也要求向未来的士兵有效地灌输有利于实现（使人成为士兵）的思想和价值观（Woodward，2003，43 ）。作为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组织，军队的职能以暴力为基础，因此军队鼓励军事化的男子气概，将其作为诱导男性成为战士的一种手段（Blake，1970）。这种转变需要特定的方法、仪式或做法，旨在培养出愿意为某一事业杀人和献身的士兵（Baaz and Stern，2009；Connell，1995；Goldstein，2003）。这一过程被描述为旨在摧毁士兵的个性，代之以对部队的认同（Whitworth，2004）。

然而，军事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将男性社会化为军事化的男子气概，以及哪些类型的实践、方法或经历引发了这种社会化，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深入探讨。

有些人被迫征召入伍而绝不会自愿参战；有些人乐于为国家服务；而对其他人来说，参军是为了钱。一些国家实行征兵制，而另一些国家则依靠志愿兵。不同类型的军事环境也可能刺激不同类型的社会化进程。例如，准军事部队或游击队可能不要求在入伍前接受正规军事训练；服兵役可能不会有任何战斗经历；但在冲突不断的国家，即使是刚入伍的新兵也可能经历战斗和死亡威胁。

本研究的重点是泰国，该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准军事单位与泰国皇家武装力量（RTARF）并肩作战，后者采用抽签征兵的方式服兵役，兵役一般为两年左右。RTARF的应征入伍者的训练以通过惩罚和社会及心理压力暴力灌输纪律而著称（Sripokangkul et al，2019）。所有年满21岁的男性都必须在每年4月应征入伍。

此外，泰国有许多男子和少数妇女自愿加入各种准军事部队。随着服役年限的增加、晋升和在不稳定的边境地区服役而获得经济奖励。泰南三府（北大年、也拉、那拉提瓦）自 2004 以来就因持续叛乱而成为冲突地区。这种在冲突地区活跃的不同军事组织的组合有助于研究自我选择加入准军事组织，以及通过服兵役实现社会化的情况。

军事化男子气概是通过归属身份和表现身份的组合来实现的。泰国以性别广泛的流动性和对变性人（kathoeys）相对较高的容忍度和能见度而闻名。但是泰国军队在这方面是保守的，只征召给那些认同、被认定男性身份、并在法律上被承认为男性的人。变性人通常可以免服兵役，但在征兵日获得免服兵役所需的程序往往涉及羞辱和骚扰（Dhanakoses，2019）。

研究 1 是对自我选择加入两类泰国准军事组织的研究：社区民兵（Community Militias），和游骑兵（Rangers）。

社区民兵是泰国南部最大的武装组织。政府已将社区民兵的正规军部分（Or Sor，正式名称为国土防卫志愿军）扩大到约 7 200 人。社区民兵志愿者被招募到自己的村庄服役，为政府基础设施和政府官员提供保护。Or Sor每月领取工资，但其他村庄或社区民兵则不是。社区民兵一般只由男性组成，尽管妇女加入民兵组织没有任何正式障碍(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2007）。

游骑兵（Thahan Phran）是另一个准军事团体，是一支由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组成的轻步兵。他们经常与边境巡逻警察（BPP）一起行动，接受作战训练。加入游骑兵者必须是年龄必须在 18 至 29 岁之间不分男女的泰国公民。女性在游骑兵中仍占少数。他们需要接受 45 天至 6 个月的初级培训。游骑兵报酬平均每月估计为 13500 泰铢（约合 440 美元）。他们每次服役四年，经常被派往战区。游骑兵需要在偏远地区和小路上进行小规模徒步巡逻。他们在检查站巡逻，但有时也在林区扎营。

研究2则研究了泰国军队抽签征兵的制度。根据1954年《兵役法》，泰国所有男性公民在18岁时都要登记服兵役，直到进入军事预备役或被免除军事义务。每个年龄组中大约有1/4的人将在中学期间通过领土防御学生训练进入预备役。那些没有参加培训的人在21岁时将继续登记服兵役，然后必须向征兵部报到，参加高等教育则入伍可被推迟，但是26岁以后不可再延期。

在征兵时，极少数高级僧侣和身心残疾者被永久免服兵役。其余的人可以选择放弃抽签主动服兵役。如果放弃抽签的人数不足以满足军方的征兵配额，军方将为剩余的男性举行抽签。抽签抽中红卡的人必须服兵役，其余抽中黑卡的人被转移到预备役不必服兵役。放弃抽签的原因可能包括：拥有高中或本科学历的人放弃抽签的服役期更短；对参军感兴趣；被薪水所吸引。绝大多数男性参加抽签来试图免服兵役。许多人声称害怕服兵役（Quinley 2019），因为应征入伍者可能在战区服役，且虐待新兵的报道时有发生（Sripokagkul et al，2019）。

六、实验设计与方法

本文在泰国南部进行了一项调查，将征兵抽签作为实验组成部分。第一阶段随机选择300个村庄作为数据组（cluster），其中有100个位于泰南三府。对于每个数据组，抽样分为3个类别：（1）参加征兵抽签并必须服兵役的男性，（2）参加抽签但未被选中服兵役的男性，以及（3）放弃抽签并服兵役的男性。每个类别在每个村均采访5名男性，参见表1。

表1：样本组

本文的实证研究由两部分组成（见表1）。首先本文分析了在泰南三府，具有更多父权价值观的男性是否更容易自愿参加准军事组织。研究1作为观察性研究，使用了两个可变因变量。第一个问题是受访者是否参加社区民兵，第二个问题是受访者是否参加游骑兵。研究1采用了所有3类参与者的数据，但只包括居住在泰南三府的人。因此，研究1中分析的受访者人数为1500人（三个类别各500人）。

研究2探讨了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并检验了义务兵役过程的军事社会化对新兵父权价值观的影响。研究2以征兵抽签的形式进行了自然实验。将第一类（实验组，抽签后必须服兵役）与第二类（对照组，抽签后免服兵役）进行了比较。因此，研究2中分析的受访者人数为3000人（两类各1500人）。

父权价值观通过一个基于受访者对性别平等态度的5个问题的指数进行量化，这些问题涉及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下观点：1. 男性比女性更适合担任政治领袖；2. 男性更适合担任企业高管；3. 大学教育对男孩比女孩更重要；4. 丈夫应该在家庭中做出重要决定；5. 女性应该容忍暴力，以便家庭团结一致。

研究1还使用了几个额外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在稳健性测试中使用，其中包括指示受访者是否有孩子、教育状况、收入和婚姻状况的变量。由于研究1使用了所有三类受访者，本文还使用了虚拟变量来指示受访者属于哪一类。同时，为了测试研究2中自然实验的平衡性，本文同样使用了七个涉及在年轻男性在征兵抽签之前已经确定的7个属性作为变量：年龄、是否为穆斯林、是否为马来穆斯林、受访者的父亲是否在军队服役、受访者成长时在家中讨论泰南三府情况的程度、受访者成长时在看到母亲被打的频率，以及受访者成长时被打的频率。这些变量也用作研究1中的额外控制或稳健性检查。

七、实验结果

研究1: 关于自我选择加入准军事单位服役的观察性研究

图1: 逻辑回归结果

研究1旨在确定我们父权价值观的变化是否部分是由个人自我选择加入准军事组织来解释的。本文预期具有更多父权价值观的男性更可能参与有组织的暴力。

图1显示了逻辑回归测试结果，点和菱形表示系数，水平线表示95%的置信区间。本部分的样本仅限于居住在泰南三府的受访者。第一个因变量是参与社区民兵，第二个因变量是参加游骑兵。“父权价值观”（Patriarchal Values）对这两个因变量的预期方向都有很强的显著影响。样本还包括放弃抽签主动服役的男性（“放弃”，Waived），而这类男性在未来更可能参与准军事活动。

下一个控制变量（“未被家暴”，NotBeatenHome）衡量儿童时期的暴力经历。那些说自己很少在家里被打的男性参与准军事活动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本文将此解释为在童年时期更频繁遭家暴的男性了解到暴力是处理冲突的适当方式，这使他们更有可能参加有组织暴力行动。此外，童年遭受殴打的经历很可能会导致成年后更高的父权价值观（Bjarnegård、Brounéus and Melander 2019）。我们发现“马来穆斯林”（图中显示为MalayMuslim）和佛教徒同样倾向于参加社区防御志愿者团体，但马来穆斯林成为游骑兵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为游骑兵在泰南三府的马来穆斯林中广受鄙视（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07; Peace Survey Network 2020）。下一个控制变量反映了受访者在成长过程中与家人讨论泰南三府暴力局势的频率（“讨论频率”，TalkBefore18）。讨论情况较多的男性更有可能参与准军事活动。本文认为，这可能既反映了受访者本身的自我选择，也反映了人们可能会更多地谈论冲突的地区代表本地区受冲突影响严重，因此更容易被准军事组织招募。下一个控制变量是受访者是否有孩子（“有孩”，HaveChildren）：父亲更有可能因为经济原因加入游骑兵。最后，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更可能成为游骑兵，可能反映了政府热衷于招募受过较高教育的人。

研究1中的主要解释性变量“父权价值观”在泰南三府有25%的观测值缺失。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缺失比例，因此本文研究了缺失情况，并进行了替代测试，包括进行使用多重插补法（multiple imputation，通过创建几个不同的合理估算数据集，并组合从每个数据集中获得的结果来消除缺失数据的不确定性）。总之，“父权价值观”的缺失与研究1中的因变量没有系统的相关性，遗漏值不太可能严重破坏对研究1结果的有效性。

结果是，更高水平的“父权价值观”与更高的志愿参与社区民兵和游骑兵的可能性存在稳健的相关性。现在本文想从实质上了解这种效应的强度。转化逻辑回归系数为更直观的OR值（odds ratio，指事件A在B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几率与事件A在没有B的情况下的几率之比）或概率，只有对于一组固定在相同值并使用相同样本的特定解释变量才有意义。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情况下，参与我们模型样本的基线概率不是很有意义，因为本实验的样本不具代表性。例如，实验1样本中泰南三府高达28%的受访者很少或更频繁地参加游骑兵活动（代表他们至少参与了游骑兵单位），这可能比泰南三府同一年龄段的所有男性中参加游骑兵的总体比例更高（因为本实验对参军的男性进行了过多抽样）。因此，基于本文数据参与的绝对概率本身就不那么有趣，更有意义的比较是不同个体之间的相对差异。下面本文展示了两个拼接图，展示了父权价值观（分为四个阶段）与参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图2:父权价值观与社区民兵参与度的相关性

如图2所示，在参与社区民兵活动方面，父权价值观最低和最高的人之间存在相对较大的差异。在父权价值观最低的男性参加社区民兵的男性比例相对较小（37%）。具有最高父权价值观的男性比例要大得多（60%）。同样，在图3中，父权价值观最低的男性有24%参加了游骑兵，而34%的父权值最高的男性参加过游骑兵。

图3: 父权价值观与游骑兵参与度的相关性

研究2: 关于征兵抽签作为自然实验的研究

研究2调查了军事社会化对希望通过参加抽签逃避兵役的男性的父权价值观的影响。表2展示了几个控制变量的值，这些变量是指七个在年轻男性在征兵抽签之前已经确定的属性，最后一行显示了服兵役对父权价值观的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

表2: 控制变量与父权价值观的处理效应

第一行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平均年龄不同，因为样本中的最低年龄是21岁。年龄在21至23岁之间的人如果抽中了红卡不得不服兵役，则无法接受采访。因此，最年轻的受访者更可能属于不必服役的男性类别。接下来的两行显示，穆斯林和佛教徒同样有可能抽中了红卡，如果只将说马来语的穆斯林与其他样本进行比较，这一点也成立。同样，这些群体在“父亲服兵役”（Father served）、“讨论频率”（TalkBefore18）和“母亲被家暴”（Mother beaten）等变量方面是平衡的。服役的年轻男性说他们“被家暴”（Beaten at Home）的可能性在统计学上显著地小，但该差异数值上很小，很可能是随机效应。

最后一行显示，两组样本的“父权价值观”没有显著差异，表明被强制征召入伍对性别平等的态度没有影响。本文大量的观测样本意味着即使是非常小的影响也会被检测到。考虑到抽中红卡和服兵役的待遇是随机分配的，有充分的理由得出结论：军事社会化对父权价值观变化没有因果关系。

作为稳健性测试，本实验还分别测试了父权价值观五个调查问题中的每一个的处理效应，未发现任何效应。

在另一项替代测试中，本实验放宽了实验同质性（treatment homogeneity）的假设。本实验首先将实验处理限制在服役期间遭受过武装冲突的应征入伍者身上。下文报告的结果进一步强化了本文的结论。

本实验向服役人员提出了10个问题，例如是否看到一名阵亡士兵、靠近炸弹以及向敌人开枪。41%的人经历过这种暴力，但这种经历对他们的父权价值观没有显著影响。本实验还验证了，任何服役军种对父权价值观没有显著影响。

实验组（抽签）和对照组（未抽签）的父权值指标上的缺失值数量没有显著差异。因此该缺失不太可能对研究2的结果构成威胁。此外，一个发现表明军事社会化具有显著影响：服役的男性更有可能认为在军队服役的男性应该比没有服役的更受尊重。这一结果和其他类似的结果增强了对实验有效性的信心，并确实发现了军事社会化的影响。因此，即使士兵存在被军事社会化，对性别平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受服兵役的影响。

八、结论

本文探讨了一个更广泛的基本问题，即父权价值观是促使人们决定参与暴力，还是暴力经历影响了父权价值体系。本文调查了那些已经被社会化为持有父权价值观的人是否更有可能主动成为潜在的暴力角色，或者是否是因为在冲突地区非自愿服役而加强了持有父权价值观念的厌女（misogyny）情绪。

在第一项研究中，本文发现持有父权价值观与在武装冲突中志愿参加准军事部队之间存在着强烈而稳健的关系。这表明自我选择是理解军事化男子气概和参与暴力的联系的重要因素。在第二项研究中，本文发现实验组（强制服役）和对照组（未服役）之间的父权价值观没有显著差异。换言之，没有证据支持军事社会化会强化个人的父权价值观。

这项研究存在重要局限性：这项研究中说明，服兵役不会影响个人厌女情绪，但本文没有研究的军事化男子气概的其他方面（如吃苦耐劳）可能会受到影响。此外，本研究强调超越性别二元性，通过研究男性接受父权价值观的程度的变化，可以对男性与暴力之间的联系和因果关系有了更好的理解。

编译 | 郑嘉隽

审核 | 杨涛

终审 | 李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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