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什么时候对经济讨论放的比较开？整个23年以来到24年8月份，都收的比较紧。通缩和日本对比一度不太能提。
8月份讨论放开了，9月开启了重磅政策，和注意力转向经济有关（详见下线的《豹变》一文）。这场讨论在最近两位首席经济学家的发言中达到高潮，随后阶段性落幕。
对一件事的讨论什么时候放的最开？我的直觉是，在政策起变化、但尚未决定、且需要广泛聆听社会声音之时。
一个他山之石：张医生沉寂了一段后在22年末再次出现在重要公众场合，其时正面临转向。同时注意百度指数变化：22年10月“张文宏”先开始上涨，领先于“放开”的上涨，随后在1月双双达到高峰。
在什么时候开始收紧、重新凝聚并且适当控制杂音？在下定决心、方向确定、政策细节开始清晰之时。
这时再有杂音，一是会影响信心，二是不利于凝聚力量，三是既然已经背上了隐性的KPI，那就不再下放评价权。
不容置喙。
我们可以畅想一下，没有“首席经济学家们"的日子会怎么样？
用最功利主义、整体价值的角度想，这一定是坏事吗？我们来评估一下，这个时代真需要这些言论吗？
一种很有力的观点是，不需要。在大棋决战的当下，批判性言论只会扰乱民心，影响思维。需要做到的是，全民有信心，坚定向前看。所以信息可以合理处理，避免引起焦虑。
毕竟西方也提过：唯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甚至，当人们将某项经济指标作为指导消费和投资行为的参考时，很容易陷入了合成谬误，人人都想节俭点，结果经济循环不起来。如果这个指标善意上调些，大家一激动都花钱了，是不是可能真的就自我循环起来了？
这难道不是美股财富效应在做的事情吗？所以，没有首席的日子里，经济复苏可能更快？
好，那我们来试着做些分析。但篇幅尺度有限，只能挂一漏万。
一种思路是将人群分类分析，正如教员在社会各阶层分析中的方法。既然谈言论和焦虑，就按照当前社会焦虑程度进行分类。
最不焦虑的群体包括体制内有稳定收入的人，以及城市中退休后有稳定退休金的老人。他们被视为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红利的享有者，通常不会主动阅读批判性文章。对于他们来说，批判性思考影响不大，反而易被嗤之以鼻，觉得纯粹制造焦虑。（笑话，孩子送到日本去，成何体统）。他们本身常常也是家庭的压舱石，无论是思想还是财务。子孙辈收入下行更强化了其在家庭中的话语权。
对于体制内的干部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角度，即作为决策者的角度。信息的全面性当然有助于做出更好的决策。如果觉得情况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决策可能更加不急不缓，缺乏紧迫感。或者说，他们可能已经从触角的终端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的迹象，比如企业资金回流慢、债务增加、下属抱怨增多、开庭案件数量大幅上升。
但有一个疑问：他们是需要了解背后的经济原理和全貌，还是只需要知道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总体大方向仍然稳中向好，就足够了？似乎是后者。反过来说，如果他们焦虑，反而可能加大合法征税权的使用。
我们再往下看。对于中产阶级和企业家来说，讨论全貌是否有价值？这群人如果如冲锋的战马一般蒙住双眼，充满信心，是否反而能扭转局势？
如果人群只是战马或冲锋的军士，这必然是有效的。难点在于，经济系统是复杂系统，其进步发展正因每个人没有统一的目标，只有多样化的目标和手段，去实现自己的最大化利益，在价格信号的带领下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当信息失真和片面，会有两重影响。第一，信号本身失灵，其指引的行动会有偏差。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投资失误，在收缩期加大投资，造成亏损。这是很多市场派的观点。但更重要的是从博弈的角度，如果消息无法完全封锁，那么一定会有人先行动，剩下的人后行动，就要承担后发的负面效果，可能加剧亏损。映射到战场，就是先跑的活命，后跑的遭殃。如果没法有宪兵队严厉督战，这个均衡最后必然瓦解在“跑得快”中。
外资、内部信息人、企业主、处理经济信息的人，天然享有信息流动优势，也不会留下来长情陪伴。（看下近期的减持力度。）
最后的关键变成，能否将信息控制严实。但这又会对市场经济造成障碍，因为市场经济也是信息的市场。这种内生的矛盾导致，市场玩家的绝对盲目乐观和理性决策两者，成为了不可能的蹊跷板。
最后是受影响最大的底层居民，或许最为焦虑，但又无法处理过于复杂的信息（讲的什么玩意，还送儿子去日本？一定是坏种，不能听）。很遗憾，由于决策空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批判性讨论对他们反而不利。甚至为了稳定性，可能还真应该更多传递正面信息。（从功利主义和法家角度讲应如此，但作为信息平权主义者我并不赞同）
所以局势变得清晰：真正需要完善信息的是决策者，无论是政策决策者还是经济决策者，且后者更甚。他们的决策涉及到资源投入、资金投资。如果信息不能完全封闭，谁先获得信息优势，就能更快行动。
从A股没有不透风的墙，永远有先于市场行动的人来看，信息封闭几乎不可能。
既然如此，在信息社会和市场经济下，任何需要做出决策的经济人，出于自身利益，一定会尝试获取更真实、准确的信息。如果你认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有用，要决定资源的投入、投资方向和家庭、职业道路的种种选择，那么你必然需要更好的信息。
所以，最有动机获取真实信息的是市场主体。一个市场主体越多的国家，民众越渴求信息。这也是大众传媒率先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并和市场一体两面。越市场化，民众越知道信息的价值，会感激亲临现场采集一手信息、能验证信息的人，并意识到只有大众信息的存在才能让自己不会永远处于信息链条的最末端，成为跑的最慢的人。
而一个非市场化主体越多的地方，越无法通过决策影响自身命运，其中的民众越可能为了免除焦虑和烦恼，反而阻止传播信息的人，比如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