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與牟宗三第一次碰面是在1939年，而在此之前雙方都早已聽聞對方的名字。那年秋天，牟宗三往璧山來鳳驛拜謁臥病在榻的熊十力，盤桓數日。聚談之際，熊十力稱讚唐君毅，惟當時牟宗三並不認為自己與唐君毅是同路人。他自負北大出身，哲學以理論思辨為主，對唐之中大（中央大學）出身，哲學以形而上學為主，頗不以為然，雖則熊十力常對牟說：「你不要看不起他，他是你的知己。」後牟宗三返重慶主編《再生》，其時唐君毅任職重慶教育部特約編輯，通過李長之的介紹往訪牟宗三，兩人終於有緣相見。第一次相見，兩人沒談甚麼。第二次相見，聊到新黑格爾主義代表人物布拉得賴（F. H. Bradley，1896–1924，有譯作布拉德雷），牟宗三便不客氣說自己不懂辯證法的真實意義而請唐君毅講一講，唐講了幾句，未想卻大大觸動了牟的神經。牟宗三是這樣記述這次觸動經驗：「他即約略講了幾句，雖然不多，但我感覺到他講時頗費吞吐之力，我知道這須要有強度的內在心力往外噴。我馬上感到他是一個哲學的氣質，有玄思的心力。這是我從來所未遇到的。我在北平所接觸的那些師友，談到哲學都是廣度的，外在的，不費力的，隨便說說的，從未像他這樣有思辨上的認真的。我從此馬上覺得他所發表的文字並不能代表他。他確有理路，亦有理論的思辨力。我並且因著他，始懂得了辯證法的真實意義以及其所使用的層面。這在我的思想發展上有飛躍性的開闢。」（《五十自述》）

新儒家幾位代表人物，左起：唐君毅、張君勱、徐復觀、牟宗三

自始之後，兩位一代哲學大師就展開了將近四十年相知、相契與相得的因緣。對唐君毅引領自己進入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思想世界，牟宗三始終感念。到1968年牟先生六十歲出版《心體與性體》第一冊時，仍將自己之能體會儒聖那原始而通透的、非概念分解的直悟歸功於唐君毅的啟發。他說：「我請讀者參看唐君毅先生《人生之體驗》中〈自我生長之途程〉一文以及《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孔子與人格世界〉一文。我即從此兩文悟到孔子的精誠惻怛的渾全表現所代表的那原始的智慧，並見到儒家何以一下子即能使實踐理性充其極而澈底完成了那『道德的形而上學』，而康德則不能之故。」同樣，唐君毅在1951年出版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的〈自序〉中寫道：「時又讀友人牟宗三先生邏輯典範（商務三十年出版），乃知純知之理性活動為動而愈出之義，由此益證此心之內在的超越性、主宰性。十年來與牟先生論學甚相得，互啟發印證之處最多。對此心此理，更不復疑。」值得注意的是，兩先生的相知，不單是思想上的相得，還有心靈上的相互扶持慰藉。例如，1955年牟宗三任教臺北師大，漂泊無定的生命曾因一夕住宿旅店忽聽梵音而勾起無盡的悲情哀憐，便去函向唐君毅吐露肺肝。唐君毅在11月10日的回信中以自己有過的類似經驗作安慰：「弟在大學讀書及大學畢業後之數年中，其時尚未與兄相遇，亦常有種種荒涼空虛之感。有時從此中昇起許多向上感情，有時亦生起向下沉墮之意，並曾著文讚美自殺。一次於夜間，曾覺此身橫陳於床上，如一大蠕動之蟲，甚覺可怖；此心如與此身不相屬而隔離，但旋即相合。」（《書簡》）12月20日又去函道：「關於佛教其根本實唯在一悲情。兄函謂聞梵音而生感，而弟亦實由此契入佛教之心情。」（同上）得友如此，夫復何求，難怪牟宗三在那段時期常說：「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師，知我者君毅兄也。」（《五十自述》）至於唐君毅（與徐復觀）甚至曾為牟宗三尋覓配偶操心，這裏就不多說。

鮮為人知的反而是兩先生相較、相競的一面。唐、牟學思發展的核心都是中國哲學尤其是宋明儒學的重釋，儘管兩人論學甚為相得，但亦應該很早就察覺到彼此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大不相同。1956年秋至1960年，牟宗三任教臺灣東海大學，因講授《公孫龍子》而養成深耕文本的閱讀工夫，後來他轉赴香港任教於香港大學，埋首撰述《心體與性體》時便大派用場。他在1966年3月15日寄徐復觀的信上便自覺地談到自己的工夫並與唐君毅作比較。其言曰：「君毅兄有一篇講『小取』的甚佳，雖行文不甚合名理體裁，然思路對。他甚忙，精神支付太多，撰文自不免於疏闊，亦無暇仔細理會也。弟近五六年來無事，始稍認真理會，師大六年，東海四年，並未正式接觸，不過只是隨班講課而已。但現在回想起來，講原文的方式甚好，于自己有大益，故來港後亦一直採取那方式講，不作儱侗的講演方式自己發揮。君毅兄一直無此訓練，近來稍稍用此方式，但亦疏略。了解大意好，細處多不切。他宜于發揮自己的思想，不宜于講書。他有會通之識，此不可及。但有時光大意會通亦不夠。」（《新亞學報》第38卷，翟志成〈牟宗三致徐復觀佚書二十四通校箋〉）先勿論唐君毅是否接受此一批評，但他也漸漸不滿意於牟宗三那不甚體貼宋明儒者思想的解讀則是不爭的事實。

1965年下半，唐君毅計劃出版《原性篇》，乃陸續改寫舊作。怎料10月中旬因讀到牟宗三分期發表於《民主評論》的〈陸象山與朱子之爭辯〉及前一年同樣分期發表於《民主評論》的〈胡五峰知言之疏解〉兩文，便按捺不住想與牟說商榷，遂寫就〈原德性工夫 —朱陸異同探原〉一長文（收於《原性篇》附編）。對唐君毅來說，朱陸異同非如牟說般冰炭不洽而實可相通，但〈原德性工夫〉的商榷還是寫得相當委婉。到了《心體與性體》出版，唐先生對首兩冊的評價是「此書為一大創作，有極精新處，但其論宋明儒學與我意尚多有所出入耳。」到閱讀專論朱子的第三冊，唐先生已禁不住說：「此冊問題頗多，不如第一二冊。」（《日記》）這同時激發起他寫出自己對宋明儒學詮釋的專著，此即《原教篇》的問世。今仔細閱讀《原教篇》，確處處可見唐君毅駁辯牟說的痕跡，若不誇張的說，直是從頭到尾都在提出與牟說不同的另一種解讀。唐君毅1978年辭世後，牟宗三面對唐說的詰難還是堅信己見，且曾公開評論唐著得失：「五十歲以後，他出來辦新亞書院，參與校政，事業心一重，精神就散了。當然辦事並不算錯，因為儒家講內聖外王，辦事是應當的。但是一辦事就影響到作學問。雖然辦事對於人生的主觀體驗沒有妨礙，但對於真正作學問卻有妨礙。所以唐先生在五十歲以後的二十年間，在學問上並沒有多大進步。雖然他寫了許多書，像『中國哲學原論』就有好幾冊，其中疏通致遠，精義絡繹，但這些書在客觀理解上，也有許多不甚妥貼處。這些書大體只能當作rough work看，是需要修改的。」（《中國哲學十九講》）結果，惹來唐君毅學生的激憤，發文狠批牟宗三，為師說辯護，亦幾乎使得唐、牟這一段學術佳話不得善終。實則兩先生在學術上無論是相契相得抑或相駁相難，都是讓他們從相互較量中共同進步的動力。這猶如兩名旗鼓相當的跑手彼此競逐追趕方能屢破往績，學者於追求學問的道路上若能得一如斯良伴，誠屬天降之幸事。

但我並不滿足於梳理箇中的線索，更想確定唐、牟研究宋明理學之所以持異的理由（第七章）。我提出兩先生其實採取了不同的研究進路並對之加以整理疏通，牟宗三的可以名為「本體分析」，唐君毅的可以名為「德性工夫」。本體分析的進路，著重探究宋明儒者對本體概念如天道、理、氣、心、性等的理解與講明，並簡別各家的不同理解及由此形成的理論系統，而在評價方面則唯是奉孟子心學為正宗。相較之下，德性工夫的進路，著眼於宋明儒者自家的存在體驗、困惑、掙扎與奮鬥，並沿之摸索出的不同實踐，而在評價方面則更傾向於以為工夫實因人而異故殊途當可以同歸。尤有進者，唐、牟雖依不同的進路得出針鋒相對的詮釋結論，但這並不等於說兩條進路必定相互排斥，實則我們應該力求綜合善化它們來更好地繼承兩先生留下的思想遺產。

鄭宗義簽名版《從宋明理學到當代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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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宋明理學到當代新儒家》

鄭宗義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