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晚8點，《複調的五四》將在線上舉辦新書圓桌談，由作者羅志田教授主講，黃克武、許紀霖 、劉文楠、瞿駿、酈菁等學者共同參與，從書中內容談開去，再次思考和認識「五四」的歷史與人物，砥礪今日的生活和思想。
《複調的五四》圓桌談在視頻號和B站多個賬號同步直播，詳情見文末，歡迎收看。
《複調的五四》是羅志田教授研究「五四」的集大成之作，全書並不停留在對於五四史實「刻舟求劍」式的靜止考察，而是試圖在不斷衝撞、激盪、流動的歷史之河中，捕捉那個自塑旋律的「複調的五四」。今天節選的是書中的第十二章，這一章為繁體版新增內容之一，展現了廣義五四的終結：
「從五卅運動到北伐，中國逐漸進入一個『行動時代』：個人讓位於群體，政治壓倒了文化。言說的無力揭示出讀書的『無用』，宣告了一個以文化為表徵的時代真正成為歷史。」
胡適在1922年給自己定位說，「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不過他確認自己「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所舉的例子，就是留學時「政治、經濟的功課佔了我三分之一的時間」。而他表明自己「精神不能貫注在政治上」的例子，則是「我家中政治的書比其餘的書，只成一與五千的比例」。其實修課和藏書都是外在標識，「忍不住」恐怕才是一種本心的曝露。肩負「議政」責任的「輿論家」，是胡適留學時的自我期許，所以總會「忍不住」要出而立言。
然而民初北京思想界確實存在強有力的反對學人涉足政治的傾向。特別是執掌北京大學的蔡元培大聲疾呼讀書不為做官、學術應與政治分流（他未用分流一詞），而《新青年》雜誌最初也標榜無意於論政。一向關心政治的胡適，本來立下回國後「講學復議政」的計劃，正是細心觀察了他即將任教的北大的主流思想趨向，發現北京知識界的趨勢是不做官不談政治，才及時調整了自己與時代社會語境的位置，發願「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談政治」。
胡適後來回顧說，直到1918年，「《新青年》雜誌是有意不談政治的」。但不僅陳獨秀、李大釗都很「注意政治的問題」，連此前明言不涉時政的高一涵也轉變了態度，而提倡讀書不為做官的蔡元培也「關心政治的改善」。這種「政治興趣」在歐戰結束的消息傳來時終於爆發，蔡元培在大會上演說〈黑暗與光明的消長〉，「是很明顯的向當日的黑暗政治勢力公開宣戰了！從這一天起，北京大學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帶着我們都不能脫離政治的努力了」。這當然有「故意說」的成分，《新青年》同人「不能脫離政治的努力」，實非蔡元培所帶領。
如陳獨秀在1917年已開始談政治了，他寫了〈文學革命論〉後不久，就在《新青年》發表了〈對德外交〉，很快又有〈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一文。對此內部外間皆有意見，陳獨秀於次年辯解說，《新青年》「同人及讀者，往往不以我談政治為然」。有人且指出，雜誌曾明確宣言「不議時政，現在何必談什麼政治」呢。但陳獨秀以為，「我輩青年所談的政治」與做官的所談之瑣碎行政問題不同；尤其是那些關係到「國家民族根本的存亡」之大事，人人都不應「裝聾推啞」。
胡適自己或也因此不能置身事外。他在1920年領銜發表的〈爭自由的宣言〉說：「我們本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但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所謂「實際的政治」，正類前面所說「表面的權利」，其定語提示着胡適多少已在談非「實際」的政治。就是到「實際」的層面，胡適也只是忍着不談而已。他後來說「我等候兩年零八個月，實在忍不住了」，才出來談政治。算着時間在忍而「實在忍不住了」，是最接近真相的老實話，也表明側重文化和側重政治這兩種傾向一直在衝突、競爭中互動。群體如此，個人亦然。
老革命黨張繼在「五四」前夕給《新潮》雜誌寫信說，民國代清後，「中國的國門，只換了一塊招牌，思想風俗一切全沒有改」。依據「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章」的見解，中國政體雖變，「戲劇文學仍照滿清帝政時代的樣子」，可知其「思想仍是歷史傳來的家庭個人主義」；而「風俗如婚宴喪祭，與非洲的土人相去不遠」。這樣的思想風俗難以產出「共和政治」，故他認為，《新潮》諸君「主張廣義的文學革命，即是思想革命，真是救中國的根本方法」；只要得着「多數有知識的人贊成，我們這個民國的招牌可望保的住」。
類似見解那時為不少人分享，陳獨秀便認為，由於「腐舊思想佈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乾乾淨淨不可」。而新文化運動之外的梁濟和徐世昌也都表示過相近的主張。希望以殉清而警醒世人的梁濟提出「救亡之策，必以正心為先」；總統徐世昌也認為，要改變不良政治，「首在轉移風氣，使國中聰明才智之士，從事於社會經濟實業教育」，或可挽救政爭的狂熱。這些政治和文化立場不同的人，在這方面卻思慮相通，都認為政治上治亂的源頭在思想，故當從思想着手去解決。
故德里克以為，周策縱曾說五四後有一個從文化思想到政治的重點轉換，其實將這一變遷描述為從文化思想到社會的重點轉換更為準確，因為新文化運動思想家的文化主張往往具有政治涵義。然而考慮到時人心目中這些新名詞的模棱和相互關聯，或許恰因「社會」概念含糊而不那麼「實體化」，它也更具開放性。其向政治的開放，一點不弱於文化。
名相模棱下統合意願的出現，揭示出五四後一個具有詭論意味的現象：學生運動明明是以政治為主的，但很多人的眼光卻轉到非政治的思想、文化和社會之上。一方面，很多人因為對政府甚至政治的整體失望，而如梁啟超所說「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進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層變革；另一方面，以政治為主的學生運動又使前此大受青睞的「個人」開始淡出，思想和行動都轉而朝着強調群體的方向發展。不少知識精英關注的重心確實可見由文化向政治的轉移，並在新的意義上「再發現」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舊說。
/ 直播預告 /
複調的五四：一個自塑旋律的運動
羅志田教授新書圓桌談
時間：
北京時間2024年5月18日 晚8:00-10:00
主講人：
羅志田 四川大學文科傑出教授
與談人：
黃克武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許紀霖 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
劉文楠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瞿駿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酈菁 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
陳丹丹 紐約州立大學法明代爾分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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