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西湖》
何其亮 著 萬芷均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識別圖中二維碼，即可收聽
1952年，英國生物化學家、漢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帶隊來華，調查中國對於美軍在朝鮮戰爭中發動細菌戰的指控。調查過程中，李約瑟團隊在黑龍江甘南縣見到了極不尋常的場景：偌大的鄉村地區過於安靜，顯得十分詭異，整個農村看不見蒼蠅與狗這兩種最常見的、與人類共生的動物。彼時在甘南，乃至整個東北及中國北方大部分地區，為了應對可能隨時來襲的細菌戰，政府發動群眾進行愛國衛生運動，以期消滅一切有害人類健康的生物，如蒼蠅、蚊子、老鼠等等。這種廣泛發動老百姓參與的群眾運動，一來體現了社會主義特有的勞動組織方式，即高敏（Miriam Gross）所謂之「大規模組織活動」（massive effort），或何若書（Denise Y. Ho）所謂之「參與式宣傳」（participatory propaganda）；二來，這種大範圍、有組織的活動背後邏輯是人類必然戰勝自然界的自信，是一種「人定勝天」的樂觀主義與豪情壯志。
雖則類似「人定勝天」的說法早在《逸周書》中已經出現，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這種戰天鬥地精神的理論來源卻相當複雜。其一是受到歐洲啟蒙時代以來將人類與自然外物兩分法的影響，這一思潮隨著人類科學技術進步而演變為一種人類中心的傲慢：人類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去壓制、改造、重塑、操弄自然界。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這一人類中心思想變成一種經濟原則：自然界萬物都可以成為投放到市場上的商品。其二是俄國及後來蘇聯因其自然條件較為惡劣，長期形成一種為了生存而與自然界進行殊死一搏的思維。自五十年代初期起，共和國對蘇聯實行「一邊倒」政策，這樣的思維方式也一併進入中國。最後才是中國文化中古已有之的「人定勝天」說法。
《人民的西湖》目錄
需要指出的是，在干預自然乃至「征服自然」這方面，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例如，普魯士地區開創的科學造林或人工單一林迅速在全球範圍得到推廣，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更有過之無不及。這種認為人類的絕對理性可以改造自然界的堅定信念，是詹姆斯 ·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謂之「高度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產物。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這種理念更得到普遍接受與推廣，原因有二。首先，這種人類以自身智慧、意願與行動力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正契合毛澤東長期以來推崇的所謂人的「主觀能動性」或者「自覺的能動性」。第二，面對技術全面落後、投資嚴重缺乏的中國現狀，政府強調人的「能動性」有利於調動最大的勞動潛力，建設一個百廢待興的國家。
正是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建國後許多重大工程都以群眾運動的形式宣傳，既征服自然，也改造人群。1950年的治理淮河工程便是最早在全國範圍得到宣傳的群眾參與工程之一。「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這一號召後來成為諸多電影戲曲等作品的題目，彰顯了毛澤東時代特有的那種改天換日、再造自然環境、克服歷史宿命的新時代英雄主義。然而在此類豪言壯語的背後，卻是林林總總的生態與經濟問題。正如前述黑龍江甘南縣的例子所示，鄉間被改造成了一個沒有蟲鳴螽躍、安靜但奇異的世界。
很顯然，自然界不是靜止、被動的，也不是可以被「計劃經濟」隨意安排計劃的。人「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必然會遭遇物的「反作用」，或高王凌所謂之「反行為」。不管是當年的政府規劃者還是大多數歷史學者，在這方面認知都不算充分。《人民的西湖》試圖更好理解人類規劃與自然界應對間的互動與糾纏。為此，本書採用「非人類研究」的思路，強調非人類特有的「能動性」如何貢獻或者阻礙於共和國時期政府改造西湖的努力。
當下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著作汗牛充棟，不管是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多角度研究這一時期，人的作用及其遭遇始終處於歷史敘述的中心地位。例如研究解放後杭州之名著《接管杭州：城市改造與幹部蟬變（1949–1954）》，即是以黨的南下幹部這一群體為核心。本書則轉換視角，首先遠離政治大事件及重要人物，選取地方和基層的角度來闡述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社會與文化的建設。其次，本書強調參與社會主義事業的不僅僅是我們習以為常的基層群眾與幹部，更是我們常常忽略的非人類（如水、淤泥、微生物、樹木、害蟲以及豬等等）。地方政府努力發動群眾改造西湖地區的青山綠水的同時，參與其中的當地老百姓以及「非人類們」在這些改造工程中做出貢獻、從中漁利或製造麻煩，不一而足。本書強調，無論人類還是非人類，他（它）們之間的關係是共生、糾纏、互相限制又互相成就。
本書希望傳遞的信息是，只有全面呈現人類與非人類的協同、衝突、互相適應與相互成就，才能完整地理解與描述歷史。歷史的錯綜複雜除了變幻無常的人性之外，自然界的不可預測、難以捉摸也是重要因素。這一點在寫作共和國史時尤為重要，蓋因正是在毛澤東時期，「向自然開戰」成為政府發展經濟文化的前提條件。如何將毛澤東思想和實踐中人與自然的單向關係（征服），轉變為歷史書寫中的雙向關係（互動），必然可以為未來重新認識毛澤東時代中國史提供一條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