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盡一切辦法活下去：抗日戰爭中的女性與經濟

《女性，戰爭與回憶》

李丹柯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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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女性與經濟

節選自《女性，戰爭與回憶》160—164頁，略經編輯

抗戰期間，由於國民政府的主要目標是用有限的資源消耗來保存國家，維持國家機器和戰爭機器的運轉，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政府並沒有制定幫助普通民眾應對戰爭的經濟政策及相關措施。在很多情況下，普通民眾都只能依靠自己求生，因而非正式經濟在維持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重慶地區的婦女們就成了非正式經濟的生力軍。抗戰時期，哺育後代、照顧家人仍被視為婦女們的天職，而戰時經濟又異常困難，所以很多重慶婦女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非正式經濟來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她們發明、參與了很多非正式的經濟活動，譬如：她們在前庭後院種植糧食蔬菜、從田地和垃圾堆裏搜尋食物、在街頭賣自製的手工藝品，以及買賣水果蔬菜或者熟食來賺取微薄的收入等等。這些經濟行為看起來很不起眼，也沒有被記錄在統計資料之中。如果用貨幣價值計算，它們可能只是中國整個抗戰經濟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沒有婦女們的這些發明和參與，她們的家人，即絕大多數的普通人，就無法生存，而重慶，乃至中國全國，都根本無法挺過八年艱苦的抗戰。因此，如果要研究和了解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大後方的經濟，就必須把學術注意力放到研究非正式經濟，並注意婦女們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強調非正式經濟的重要性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抗日戰爭同樣為重慶地區的婦女參與正式經濟生活創造了機會。烏淑群的例子就揭示出，自從重慶成為戰時陪都以後，一些新式的職業也逐漸向女性開放，像烏淑群一樣受過一些教育的年輕女孩就可以找到電話接線員這類的新式工作。徐承珍以及其他幾位紡織廠女工們的故事則告訴我們，抗戰時期，戰爭帶動了軍需，所以生產軍備、軍服的工廠增多，也為重慶地區的婦女們提供了外出工作的機會。

二戰時期，在歐洲和美國，男人們紛紛參軍上前線打仗，後方的婦女們因而有機會從事許多以前不能從事的工作。歐美婦女參加戰時生產，為國家及社會提供服務，也為自己創造了話語權，推動了政治及社會經濟環境的發展，使婦女得到進一步解放。儘管西方學者們都承認，歐美婦女參與戰時經濟生產增強了婦女爭取自身權利和解放的機會，但他們仍為這種機會到底有多大、是否在戰後依然持久而爭論不休。那麼，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的狀況又是如何呢？婦女們所參與的戰時經濟活動有沒有持續提高她們的地位呢？本書這些婦女的故事告訴我們，這個問題並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因為婦女的抗戰經歷會因各自的社會、經濟以及政治背景的不同而大相逕庭。我們必須認識到抗戰經濟與婦女的關係這個問題的複雜性，而不應簡單地套用西方學者的思維模式。

本書記錄了幾位紡織女工的口述史。她們的口述史還不足以概括出抗戰時期重慶工人階級婦女的基本情況及相關信息，但我希望，本書能激發中外學者們研究屬於她們的婦女史。抗戰時期重慶的女工史無疑是抗戰史中一個有意思的課題，如果把對其的研究與關於其他婦女的研究結合起來，我們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重慶地區的抗日戰爭和社會性別對經濟產生的影響。

抗日戰爭期間，像徐承珍這樣的中國婦女和一戰、二戰期間上百萬歐美婦女一樣，走出家門到工廠裏去工作。英國一戰時期有很多婦女在軍需品生產單位工作。對那些英國未婚年輕女性來說，在工廠工作的經歷將她們轉變成了「現代女孩」。因為脫離了家庭和父母的管束，她們獲得了社會自由和人身自由，賺取工資也使她們獲得了經濟上的獨立，有了購買能力，在工廠裏學到的專業技術更為她們帶來了莫大的愛國感和自豪感。然而，徐承珍的故事告訴我們，抗戰期間她雖然也像許多歐洲婦女一樣在軍需品生產單位工作，卻並沒有享受到西方婦女享有的解放和獨立。對她來說，在工廠裏工作只是出於無奈，因為抗戰帶來的家庭經濟困難使她不得不到工廠工作。儘管徐承珍姐妹都有工資，但走出家門、參加工作卻並沒有給她們帶來人身自由和解放。相反，在戰火紛飛的日子裏，每天出門工作對她們而言是一段異常恐怖的經歷，因為她們得每天清晨摸黑走路上班，然後在工廠裏做很長時間的活兒。學者們通常認為，走出家門、外出工作可以為傳統上只局限於做家務事的婦女們帶來人身、社會以及經濟自由，而徐承珍的故事迫使我們重新審視「內部」（家庭私領域）和「外部」（公領域）劃分的意義。徐承珍姐妹對自己賺的工資也沒有任何控制權，這些錢都是由廠裏直接支付給她們父親的，她們連過手的機會都沒有。對她們來說，參加戰時生產根本沒有改變已有的社會性別關係和勞動力劃分格局。所以，抗戰期間婦女參加生產、外出工作與婦女解放的問題不能一概而言。

而在烏淑群的案例裏，由於她在成為電話接線員後，有能力靠自己的工作來賺錢過上獨立的生活，個人眼界得到了極大拓寬。她覺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思，而且能為抗戰作貢獻。在工作中，她建立了朋友圈子，與同事們的關係也很好，過著一種相對較滿意的生活。然而，正是她的經濟獨立和相對的人身獨立使她的未婚夫感受到威脅和不安，很快他就哄騙她放棄了這份工作。顯然，婦女們參加抗戰生產的確對當時的社會性別關係和勞動力劃分格局構成了威脅和影響。在重慶成為戰時陪都以後，很多像烏淑群這樣的女性陸續踏進了生產領域和工作崗位。1943年的重慶市政府職業統計數據告訴我們，在351,514位重慶婦女中，72%從事著非農業性的工作。如果加上農業性的工作，那麼有79%的婦女在工作。由於大量婦女參加戰時生產工作，1939年到1943年間，國民黨統治下的重慶地區掀起了一場關於婦女到底應該待在家裏還是走出家門參加工作的激烈論戰。當時重慶地區的許多人，不論男女，不管是來自中國共產黨、國民黨還是第三黨派，都積極加入這場大論戰中。這場論戰不僅為該地區婦女運動的興起作出了貢獻，也對政府施加了壓力，要求政府承認和保護婦女們的憲法權利，讓女性在政治、經濟、教育以及就業方面得到平等的機會。論戰迫使國民政府於1942年頒布了一項法令，規定政府部門和機構在其控制地區內不能隨便找藉口開除女性員工。儘管這項法令頒布之後，在中國，對女性平等就業權利的歧視依然存在，但法令確實是中國婦女有史以來在就業權利方面取得的第一次實質性勝利。更重要的是，抗戰時期關於婦女經濟權利的論戰和運動，使婦女就業問題成為了戰後中國政治論壇上的一個永久性話題，還延伸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台灣的戰後政治舞台上。要研究抗日戰爭以及社會性別的經濟影響，我們必須得跳出「戰爭給婦女們及中國社會帶來了怎樣的影響」這一問題及思維方式，也應當考慮婦女們參與抗日戰爭為抗戰和戰後中國社會及政治帶來了怎樣的影響，以及這些影響能否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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