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 羅志田：被寫了一百多年的五四，依然朦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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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2024-04-30 18:21
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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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中國民國初年激變時代中的里程碑，一頁幾乎於當場就被寫進歷史書的篇章，一場百多年來人們不斷記憶的盛況，所有這些定義都指向並只指向一個名字——五四運動。為五四樹碑立傳的書不勝枚舉，但是不斷地回望、反復地書寫，是否代表我們對五四的瞭解已足够深入？五四的形象是更清晰了還是依然朦朧？從狹義而言，五四特指1919年那次以學生為主的運動，然而說到五四，通常指的則是「廣義的五四運動」，略近於通常所說的「新文化運動」。兩種五四不僅運動時間長短不同，就連其象徵性的口號也各異。廣義的五四宣揚「民主」與「科學」，而當年遊行的學生口裏所喊的卻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羅志田認為，兩種五四的存在本身就反襯出一個被長久忽略的事實，即五四的內容和意涵不是一元的，甚至不是靜止的。最近，我們出版了羅志田多年來研究五四的集大成之作《複調的五四》。在書中，他為讀者帶來認識五四的新視角，呈現出一個「天下的五四」，同時深入眾聲喧嘩、駁雜繁複的歷史場景，重新發現不為人知的「五四面相」。在羅志田的筆下，天下崩散的時代，各式各樣的人物登台，五花八門的思想生長。由支流匯聚而成的五四波濤，不斷衝撞、激盪、流動，並且和事後的後見之明聲聲相應，形成一個複調的樂章。而五四的影響力和生命力，則早已如水中的鹽，溶解在歷史長河，進入後人的生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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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調的五四》開篇就點明了五四時代為何是近代中國的大變局：但是，作者在書中自始至終都主張把「天下」這個似乎已成為過去式的視角帶回歷史敘述，作為觀察、認識、理解和詮釋五四的概念工具。在作者看來，中國人在實行帝制數千年後又嘗試源自西方的共和體制，國家和社會的概念和關係並未在學理上釐清，其間的緊張曾困擾了五四時代很多中國讀書人，對很多五四的當事人來說，提前使用「國家」「社會」包括標誌性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等「早熟」的新名詞，並不稱心如意，而之後五四的研究者，也多是在並未釐清時人認知的基礎上來分析那個真正屬於「過渡時代」的中國現象。使用意涵尚在形成之中的各種新名相去理解五四，本身就是為難的，並且詮釋力也有限，那些名詞遮蔽了當時出現的一些非國家和超國家的思路。因此，作者提出有必要把一個早已耳熟能詳但是隱退的視角帶回歷史敘述，以增進我們對五四運動及其所在時代的理解和認識，也就是「天下」。如何理解「天下」？「天下」和「國家」「社會」有什麼不同？作者在第一章中通過例舉幾個我們最熟悉不過的話語辨析它的屬性。例如，當年梁啟超指責中國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的對應語，就是「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從這裡可知，天下本就是一個又世界又個人、而不那麼國家的範疇。而不是論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還是「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都指向一個與個人密切相關的天下，在這樣的天下中，每一個人始終與整體相關，也有其責任——天下就是人人的。因此，在天下的視角下，五四沒有多少國家和社會的緊張，甚至沒有太多個人與世界的衝突，「天下」包羅萬象，涵容了空間、人群、文化等各種範疇，也消解了這些門類的差異。在第一章的最後，作者指出，或許只有帶著「天下」的視角去看五四，才能對其有更深的理解，因為五四不是一場籠統的「思想運動」，雖然它本來只有一個，但進入每個人心中的五四，就可能是萬千河流中的萬千倒影，即是余英時所說的「月映萬川」：「同是 此『月』，映在不同的『川』中，自有不同的面目」。基於這樣的視角，《複調的五四》為讀者呈現的五四是天下的五四，見之於人人的五四，一個各聲部交織而成的複調時空。作者致力於帶領讀者重返眾生喧嘩的歷史現場，考察個體的具體言行和喜怒哀樂，其中不乏一些固有印象的打破和被忽略之處的再發現。以蔡元培為例，這位在1919年5月4日的運動後為了營救被軍警逮捕的學生而四處奔走，在學生獲釋後率領全部師生歡迎的北大校長，一直以來都被視為五四運動的核心人物。![]()
蔡元培等聯名保釋學生的信
事實上，蔡元培並不贊成學生過多參與政治的行為。在1920年五四一週年時，《新教育》推出了「一年來學潮之回顧和希望」的專輯，第一篇文章是蔡元培所寫，他在文章中先充分肯定了學生運動的各種成績，接着筆鋒一轉，說：學生界的運動雖然得了這樣的效果，他們的損失卻也不小。人人都知道罷工、罷市損失很大，但是罷課的損失還要大。全國五十萬中學以上的學生，罷了一日課，減少了將來學術上的效能，當有幾何？要是從一日到十日、到一月，他的損失，還好計算麼？況且有了罷課的話柄，就有懶得用工的學生，常常把這句話作為運動的目的；就是不罷課的時候，除了若干真好學的學生以外， 普通的就都不能安心用工。所以從罷課的問題提出以後，學術上的損失，實已不可限量。在當年9月和10月的對北大同學的講話中，蔡元培一改5月的嚴厲批評，用溫和引導的方式提醒學生回到課堂，有了學問作基礎才能服務社會，「驟用興奮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大家應當做腳踏實地的工夫」。再比如，魯迅是人人皆知的新文學傑出代表，作品備受關注，但他對鄉土中國的矚目並未引起多少注意。作者指出，既存的五四研究，有着與整體近代中國研究同樣的特色，就是關注和書寫的基本都是城裏人的經歷，而對廣大的鄉鎮視而少見，不管那裏是否有類似的活動發生。
雖然所謂「五四的基調」可能真由那時的城市知識青年在彈奏，但那個處於過渡時期的中國，不可能不包括更廣闊的鄉村。而魯迅則是少數關注鄉土中國的五四人，他筆下的中國，更多建立在鄉村和小城鎮的基礎之上。我們時常概括性地引述魯迅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見解，卻忽略了那個「中國」未必是當時人以及我們自己心目中的「中國」。如果以魯迅所見所述來再現當年的「中國」，恐怕會是很不一樣的圖景。與一般中國近代研究相比，五四研究更多受政治史和思想史傾向的影響，把本來層次豐富的一段歷史表現得異常簡明扼要，《複調的五四》則試圖通過複調的表述恢復它本來的多彩和複雜，就像作者所說，如果史事本身是豐富的，那麼寫出的故事就不必太簡約。讓那些歷史記憶中曾經隱去或為人所「不知」的五四面相進入我們的歷史言說，成為我們心中可以重新思考的「歷史事實」，不僅我們認知中的五四與過去不一樣，我們的「生活與思想」也可能有所不同。
史家羅志田五四研究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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