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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微信發佈的《2024「五一」數據報告》，今年5月2日杭州西湖接待遊客93.72萬人次，創近十年來單日客流量新高。
如果說今日的西湖是不分季節的熙熙攘攘，那麼半個多世紀前的西湖則是不舍晝夜的轟轟烈烈。
1950年代至1970年代，新中國政府對西湖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包括西湖疏浚、植樹造林、建造花港觀魚公園、養豬及平墳運動，旨在打造一個「人民的西湖」。在新書《人民的西湖》中，歷史學者何其亮將目光投向這場大項目的參與者們，其中既有人類，也有非人類。在何其亮看來，要理解西湖地區眾多宣傳運動工程的成敗得失，必須要認識這些參與者的能動性，特別是「非目的性能動性」，一系列由此產生的作為或不作為，雖然不具有清晰的社會政治目的，卻意外地影響或阻撓了西湖的改造。
西湖地區農業合作社的養豬工作就是一個有意思的案例。在建國初期政府的規劃中，西湖應該成為一個生產性空間，因此政府曾大力動員西湖地區的村民積極發展集體養豬事業。然而，這項集體化事業並不順利：個體養豬戶打著為豬種飼料菜的名義開闢更多自留地，豬則因過度密集、疫苗不足，染上傳染病大面積死亡……「新政權的社會政治規劃最終製造出自己的搗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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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西湖》
何其亮 著 萬芷均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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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的豬
節選自《人民的西湖》127-131頁，略經編輯
按照浙江省和杭州市政府的計劃，西湖理應成為一個生產性空間。按照這個原則，林業工作者可以在西湖周邊山地植樹造林，收穫各類林產品。出於同樣的原因，地方政府也動員西湖邊的村民們積極發展養豬事業。本章以西湖地區的養豬業為中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號召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推動養豬運動的背景下，探討毛澤東時代中國的人和非人類（本章主要指豬）的能動性。在人類歷史的悠悠歲月中，豬一直具有重要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意義。例如，J. L.安德森（J. L. Anderson）指出，養豬業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產—消費關係的一個縮影；事實上，本章標題的靈感就來源於安德森對過去兩百年美國養豬業的研究成果，即《資本主義的豬：美國的豬、豬肉與權力》。在社會主義中國，養豬業具有特殊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涵義。1959年10月31日，毛主席在一封給當時新華通訊社社長吳冷西（1919-2002）的信中表揚全國幹部和農民養豬的積極性，毛主席認為這體現了馬列主義者的「雄心壯志」，是「真正共產主義者的風格」。毛澤東強調：以前民間常說「馬、牛、羊、雞、犬、豕（豕即豬）」，現在要重新排序，應該是「豬、牛、羊、馬、雞、犬」，因為「豬為六畜之首」，「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有機化肥工廠」，也是肉類和工業原料的重要來源。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談及農業、林業與畜牧業三者並舉，相互依存，而養豬業提供的糞肥正是這一切的基礎。 由於中國養豬歷史悠久，使用動物糞肥的經驗豐富，農民對於養豬和動物糞便處理的實踐經驗和知識也因此極受重視。對於毛主席來說，這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先決條件。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養豬的意義不僅在於提供豬肉和有機肥料。這場由政府發起的養豬運動是一項典型的全國性宣傳運動，通過群眾動員實現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方式，展示中國實現工農業現代化的意願和能力。正如毛澤東在其信件中所示，儘管黨和國家發揮領導作用推動養豬業，但這場群眾運動其實是在基層以群眾運動形式進行的，需要農民表現出積極主動的精神，並結合他們已有的畜牧知識。各級政府宣傳的既是「農家肥」（即糞肥）等農業知識和理念，也是農民自身的轉變，比如不識字的農民如今已蛻變為掌握先進醫療知識的獸醫師；用舒喜樂的話說，中國共產黨津津樂道於「農民擁有的一套知識」，以挑戰「知識精英的特權地位」。此外，豬糞的生產和使用雖需要更多勞動力，但經濟和技術成本較低，這些是毛澤東時期「群眾工作」的典型特徵，即增加密集型勞動投入，以彌補技術與管理的不足，實現自給自足的目標。由於養豬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關係緊密，即便在毛澤東寫下這封信的幾年前，養豬業業已成為一場席捲全國的群眾運動。不僅是農民，城市居民也被要求：如有條件，盡力養豬。1955年，國務院發佈指令，要求政府機構和城郊學校大力養豬，以緩解市場對豬肉產品供應的壓力。因此，養豬戶在與其他農民和城市居民爭奪空間時，難免發生衝突。1957年4月，上海《文匯報》發表一篇專門文章，公開抗議家豬長期非法佔用西湖孤山上著名的辛亥革命烈士徐錫麟（1873-1907）的陵墓。這篇諷刺文章的題目〈鴨子和社會主義，歷史文物和迷信，豬和徐錫麟〉，也是本章標題的另一個靈感來源。文章嬉笑怒罵間，提出豬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聯繫：誰都知道，豬不會吃掉社會主義，相反的，社會主義一定要吃豬，誰不擁護社會主義？徐錫麟是什麼東西？既不能充飢，又不能作補品！為了社會主義，讓可愛的豬們出出風頭吧！看呀，它們多胖多白！我們是唯物論（？）者，寧願愛「唯物的」豬們而不愛「唯心的」先烈的墳墓的呀！
這篇筆墨官司的緣起，是因為作者在一次杭州舉辦的農業博覽會上，目睹這位清末反滿義士的墓場被政府官員改造得面目全非，完全變成了一個農業博覽會下面的養豬展覽館。墓場被完全封起來，上面加蓋了新的房子，因此遊客完全無法看到陵墓。這篇文章傳達了一些重要信息。首先，將杭州建設成生產型城市的目標，與建設文化遺產和旅遊城市的藍圖背道而馳。其次，在中共幹部的內心深處，徐錫麟與其他辛亥革命烈士並不屬於中國歷史上的「人民」範疇，他們的墓穴不值得保護。最後，中共地方幹部存在一個根深蒂固的看法：豬是社會主義的組成部分，而城市的歷史文物則可有可無。本章以杭州西湖地區的村莊為例，探討養豬業與農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聯繫，突出養豬業在農村集體化運動中的作用或反作用。魏昂德（Andrew Walder）認為，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集體化運動中，包括養豬在內的「家庭副業」被政府禁止，但與此論相悖，杭州郊區的案例表明，由於技術和經濟原因，個體家庭養豬其實比集體化養豬更合適中國當時的特殊條件。南山農業合作社（原名南山村，後稱南山大隊）是西湖人民公社（舊稱西湖區）下轄的一個村莊，本章以南山農業合作社的養豬工作為案例進行研究，由此得出中心論點——養豬業與集體主義的理念有衝突的地方：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養豬業最優選擇是個體化、家庭化的生產模式，而不是集體化生產模式。然而，開展養豬運動時公開宣傳的理念恰恰是推進農村集體化運動。其中矛盾之處不言而喻。當下許多學者已經強調了中國農民如何有意無意間違背了政府的集體化運動，例如不參加會議、拒絕勞動或藏匿農作物、借貸資金、侵佔未登記的土地等等，但本章將突出豬這一非人類因素，說明家豬如何給當地幹部的集體化努力帶來新的問題。正如下文所示，所謂豬的反集體主義傾向源於建國初期十幾年集中養豬產業的一個特殊困難：由於大型集體或國有養豬場中豬的密度極高，而疫苗普遍不足，豬群極易染上疫病。此外，長期以來，之所以個體農戶養豬積極性高，因為他們可以以種植豬飼料作物的名義，保留甚至擴大自己的自留地。高王凌的研究發現，在大躍進時期，為保留自留地而進行的鬥爭正是農民與地方幹部博弈的核心內容。《人民的西湖》
何其亮 著 萬芷均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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