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企業的商道、商術與商法》
蘇基朗、蘇壽富美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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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比較金港堂和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業務。前者比後者更注重教科書出版。金港堂雖然在不同階段出版了其他類型的書籍，例如文學作品和雜誌，有助於提高公司的聲譽，但無助於實現穩定和高盈利的業務結構。另一方面，商務印書館採取多元化的方式，出版了各種書籍，包括教科書、文學作品、中國古典文學、有關西方新知識在科學、人文、社會科學和商業管理方面的書籍、雜誌以及辭書。在教科書方面等，兩家公司都聘用了傑出的學術精英。
兩家公司在各自的國家都有商業競爭對手。作為一家教科書出版商，金港堂必須與資金雄厚和多元化的公司競爭，例如1869年成立的丸善株式会社以及1893年由文部省發起成立而受政府支持的大日本図書株式会社。對於非教科書類的出版，該公司面臨來自博文館株式会社的強大競爭，後者在1887年開業後迅速成為對一般讀者來說在雜誌、文學作品以及西方文化書籍領域無可爭議的首選書商。由1910年代中期起，商務印書館受到迅速發展成中國第二大書店的中華書局的挑戰。這家新書店創辦人曾是商務印書館的主要教科書編輯。雖然這兩家公司確實在中國的教科書市場上互相競爭，但商務印書館的領先地位，在抗戰前從未受到動搖。例如，在1930年，商務印書館的營業額達到1,200萬元，是中華書局的三倍；商務印書館一直持有不低於60％的市場份額。
1912年商務印書館在上海棋盤街（今河南路211號）的總發行所新樓
金港堂必須應對獨特的情況，即文部省根據明治時期陸續推行的教育改革，對教科書的出版政策經常作出修改。政策的變化取決於誰負責教育政策的制定、他們所信奉的教育理念、他們對國家教育需求的看法，以及他們認為應該引入什麼教育目標。變化一直不斷，但是機會結構也在不斷的變化之中。金港堂顯然能夠根據新的教科書政策，以及隨之而來的機遇，調整其業務運營。從1875年到1885年，根據「印刷許可」政策，文部省准許某些指定的印刷商，印製由文部省確定內容的學校教科書。金港堂就是其中之一。它配備了高質量的紙張和印刷技術，並且與政府部門建立了良好的聯繫。
根據1880年代中期至1900年代初的新政策，要求出版商自行編製教科書的內容，但須經文部省批准才能在學校中使用，並由各縣的官委圖書選採委員會成員進行審核以作出最後選擇建議，再經縣知事確認，由縣內學校統一使用，稱為「檢定制」。這種多元化的市場機制，要求高質量的教科書以及教科書作者的良好聲譽。為了應對這種變化，金港堂成立了編輯部，並聘請了一批在頂尖的師範學校教學而聲譽卓著的學者團隊。這一團隊在當時的教育改革中贏得了權威。因此，金港堂得以保持作為教科書出版領導者的地位，並享有最大的市場份額。
1902年底至1903年中的教科書事件，導致教科書市場生態徹底轉變，由市場主導內容的「檢定制」，變成由文部省主導內容的「國定制」，教科書的競爭不再是其內容之別，而是爭取在政府指定的銷售地域，代政府印製及流通教科書。儘管金港堂的地位大約在教科書事件以後，已經今非昔比，但它與政府的關係，並沒有因此而破裂。1909年，金港堂創辦人原亮三郎的長子原亮一郎，仍受政府委託，與其他幾家主要的東京教科書商，以東京書籍株式会社為名，合組一家新的教科書出版公司，成為政府指定的三大出版社之一，負責在東京府為主的指定地區內發行及銷售由文部省編製的所謂國定教科書。原亮一郎於1910年成為東京書籍的社長，反映開始時，原氏家族似乎已經控制了這家新的上市公司，有機會捨棄金港堂的舊招牌，在東京書籍的新品牌之下重建江山。然而六年後，他辭去了社長一職，並從1933年起不再擔任董事。原家藉著東京書籍重振家聲的最後努力乃告落幕。儘管戰後東京書籍株式会社發展甚為成功，至今仍是日本主要教科書出版商之一，其內部圖書館「東書文庫」且被認為是日本最好的教科書圖書館，但原氏一族對這家新公司的影響，延續不及四分之一個世紀。時至今日，早已煙消雲散，了無痕跡。
在中國，隨著1905年科舉考試的取消，新的學校教育體制出現。以西方和日本為藍本的教科書政策，逐漸發展起來。在晚清政權統治不斷惡化的情況下，中國經歷了政治上的不確定和動蕩，最終導致1911年辛亥革命以及隨後帝國秩序的瓦解。接著十多年，民國政權先後落入袁世凱及其後繼的北洋軍閥手中，直到1928年在南京建立了代表中國中央政府的國民黨政權。儘管從1905到1928年中國政局極不穩定，但該時期的教科書政策卻相對穩定，而且前後一致。這可能是因為不斷轉變的中央政府都很弱勢，並且忙於政治的議題。正由於這種局勢，教科書生意得以自由營運，受市場力量推動，沒有太多來自北洋政府的干預。職是之故，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等上海教科書出版商，得以主導著全國的教科書市場。
教科書是由在中國的每一所學校或地方學校委員會作出採用決定的。因此，它們因地而異，代表了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方向，並發展出多樣化的教科書市場結構。為了在這樣的市場中站穩腳跟，出版商必須樹立自己在教育界的權威聲譽，並贏得全國各地教科書決策者的信任和尊重。一家公司在行業中的聲譽，和其人脈關係同樣重要。商務印書館以出版暢銷書籍及教科書作為其商業策略，就好像將日本的金港堂在教科書出版方面的實力與博文館在暢銷書籍方面的實力結合在一起。這種策略顯然有助於商務在全國教科書市場上鞏固其品牌，並擴大其市場份額。為了抗衡商務的壓倒性優勢，競爭對手中華書局採取了攻擊性的負面廣告策略，利用媒體針對商務進行負面宣傳，強調商務與日本金港堂的合作關係。通過這場宣傳運動，中華書局在1910年代中葉利用了抗日情緒和民族主義心理，不斷營造商務的負面形象。因此，在1914年即使冒著代價高昂的公司管治改革風險，商務的華資也決心收購日資，可說是為了保護其品牌。商務與中華最終為了商譽而公堂相見。
1928年以後，在南京國民黨政府的管治下，教科書的編製和內容，逐漸脫離了市場，越來越受政府控制，成為向學童灌輸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工具。1930年代初，即使在上海，南京政府也基本上左右了教科書內容。這種發展軌跡與明治「國定制」頗有雷同之處，亦是近代國家建構過程的普遍現象。
《近代企業的商道、商術與商法》
蘇基朗、蘇壽富美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