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步克：為民父母，為何重心在「母」不在「父」？

学术 2024-06-06 20:54 中国香港

「中國的被統治者數千年來竟能樂天知命，則其權力形式一定存在着某些能夠吸引和呼喚人類良好天性的東西。」

晚清時期在中國居住了16年的美國外交官何天爵，曾記錄下這樣的思索。他發現，中國的皇帝被視為「所有臣民的衣食父母」，「皇帝就是所有臣民的家長」。

為什麼君民之間的關係會類似家長與子女？為什麼「為民父母」、「愛民如子」、實行「仁政」是中國文化推崇的政治境界？

閻步克老師在新書《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札記》中寫道，「忠孝家國一體化」長久以來是中國儒家的政治社會理想，「齊家」與「治國」具有同一性，這就呼籲統治者「作民父母」：不僅對民眾施加統治，還應該施以父母之愛。「忠孝家國一體化」的理想在漫長的歷史中持續影響現實政治，塑造了一代代君主與民眾的政治態度，也根植在中國人的集體心理之中。

有趣的是，在這個充滿「父權政治」色彩的理想中，除了君、父兩個角色，中國古人還念念不忘「母」的存在，「母」與「父」比肩並列，對觀西方政治文化，「母」作為一個符號則沒有什麼特殊意義。「父母二元論」極有中國特色，因此閻步克老師在書中用一節做了專門討論，試圖闡明「為民父母」的重心為何在「母」不在「父」。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札記》

閻步克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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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內容摘自《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札記》

略經編輯

家國一體論：父、母之間

《儀禮．喪服》：「父，至尊也。」又曰：「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父」是家之主，「君」為國之主，雙峰並峙。子對父、臣對君，都必須奉上最大的敬畏。「君父」與「臣子」成為對稱。而且不久，「君父」一語又可以特指「君」了，「君」又兼有「父」的身份，一身二任。

同時今人所論較少的，是在君、父兩個角色之外，古人還念念不忘「母」的存在，在弘揚「家國一體論」時，若有機會，儒生就讓母親登場現身。在「民之父母」的表述中，「母」與「父」比肩並列，並沒有被「父」的高大身影完全遮蔽了。

這樣一來，人類史上父權與君權的相關性，在中國這個地方，便因為「父」與「母」的辯證關係而複雜化了，繁衍為君、父、母三者的相關性了。儒者雙管齊下，就把父、母這兩種不同的家庭角色，弄成了兩個政治符號，「父」、「母」二者在君主形象的構擬上分工合作、各有所司。這個「父母二元論」極有「中國特色」，所以本節做專門討論。

把「父」、「母」區分為兩個不同政治符號，進而再着眼於他們與「君」的關係，還發展出了不同的理論建構。那麼我們也得分別觀之了。

建構之一出自《孝經》：

《孝經．士章第五》：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邢昺《正義》引劉炫：母，親至而尊不至，豈則尊之不極也？君，尊至而親不至，豈則親之不極也？惟父既親且尊，故曰兼也。

又引劉瓛：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

在《孝經》的這個模式中，與「君」、「父」、「母」相涉的，有「親」、「尊」兩種性質，有「愛」、「敬」兩種態度。參照二劉，即劉炫與劉瓛兩位經師的解說，就可以看到：

「君」的性質是「尊」，「事君」的態度是「敬」，但其「親」的程度低於「父」「母」。

「母」的性質是「親」，「事母」的態度是「愛」，但其「尊」的程度低於「君」「父」。

「父」身兼「親」、「尊」，「事父」的態度「愛敬雙極」。

對「君」、「父」、「母」三者，其「親」、「尊」、「愛」、「敬」的不同含量，略如圖1所示：

《孝經》這個模式所採用的，可以說是「子民視角」，係個人奉事尊長之道。具體說，就是「君」、「父」、「母」三者對於個人的不同意義，以及個人奉事「君」、「父」、「母」的不同態度。看上去這個模式與「為父絕君」觀念密切相關，二者間應存在着某種特殊聯繫，所以是「父」而不是「君」，居「親」、「尊」、「愛」、「敬」之極。

在此之外，《禮記》中還有另一個建構，其所採用的是「君主視角」，係君主君臨子民之道。請看孔子之如下言論：

《禮記．表記》：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

《禮記．表記》：《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

《禮記．表記》的建構，也採用「父」、「母」、「尊」、「親」這樣的觀照，但其邏輯與《孝經》明顯不同。《孝經》的方法論，是比較「父」、「母」、「君」三種角色的不同「尊」、「親」含量，或說「尊」、「親」的不同比重。《禮記．表記》的方法論，則徑以「父」為「尊」的符號，「母」為「親」的符號。

孔子所說的「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還真的就是人之常情父親重視兒子的能力，母親珍存骨肉的情感。既然「父」、「母」各有其偏，那只有雙親合作，才能讓「尊」、「親」並行不悖、各得其宜了。孔子把這個道理推廣到政治層面，「為民父母」就更全面、更豐滿、更充實了：一位理想的統治者在人民面前，應該「有父之尊，有母之親」，也就是「尊」、「親」兼備，「恩」、「威」並施。參看圖2：

在《孝經．士》的模式中，「父」於「尊」、「親」一身二任，「兼者父也」。《禮記．表記》的模式中，於「尊」、「親」一身二任的人是「君」，可以說是「兼之者君也」了。這就是二者間的一個關鍵差別。

無論「《孝經》模式」還是「〈表記〉模式」，這樣的「親尊父母辯證法」，都是很「中國特色」的。尤其在《禮記．表記》的模式中，理想君主的形態是「父」「母」雙兼。若同西方文化加以比較，就能看出差別了：西文中的patriarchy、paternalism 等語詞，都以「父」為詞根，家長權也就是家父權（pater familias），而這就暗示了母親在家庭中微不足道，進而就可以推論，「母」在中國古代所發揮的那種符號功能，所代表那種文化精神，在西方古今闕如。

比較不同地方「母」的符號功能，首先要觀察「母」的歷史社會地位。在西方人類學中，曾出現過一個「母權制」概念。在 19 世紀後期，人類學家巴霍芬（Johann Bachofen）、麥克倫南（John McLennan）、摩爾根（Thomas Morgan）等，都主張在史前時代普遍存在着母權制。據說母權制後來被父權制取而代之了，恩格斯便這樣評述：「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然而逐漸地，又有很多學者認為「母權制」只是一個「神話」而已，歷史上並沒有過「母權制」這種東西。無論如何，大約從犁耕時代開始，婦女便因經濟價值低廉而從屬男性了，無「權」可言了。

荷馬史詩把宙斯稱為「諸神和萬民的父親」，基督教徒把上帝稱為「聖父」。「聖父比每一教徒小家中確切存在的親生父親重要得多。大寫的「父親」（Father）是神甫的專屬名稱。大寫的弟姐妹和母親（Brothers 、Sisters、Mothers）是修士、修女、資深修女的專屬名稱」。在《馬可福音》第3章中，耶穌說：「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神祇與神職人員採用親稱，宗教生活便分流了世俗家庭的親情。基督教文化更重視的是男人和女人的角色，而不是父親和母親的角色。中世紀的貴族文學之所崇拜的，也是女性，對母親、母性、母愛，則視若無睹。

弗羅姆（Erich Fromm）有這樣一個概括：「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末，父系制度在歐洲及美國，仍舊巋然不動，這就使那種主張婦女是社會和宗教結構的中心的觀點顯得不可思議、荒誕無稽了。」也許父家長在歐洲家庭史上太過顯赫了，所以些許的「父愛」都格外珍貴。人們渴望着君主能成為「臣民的父親」，卻不說君主應成為「臣民的母親」。「母權」黯淡無光，「母愛」便跟着黯淡無光了。

西方有一個Maternalism 的概念。這個詞意謂着母性，甚至母親的溺愛，同時也是一種強調女性特徵的主張之名——其主張因此而遭非議。同時在實證層面人們又看到，「父性」每每與政治權力聯繫在一起，這一現象引發了很多很有價值的實證研究。

比如威斯納—漢克斯（Merry Wiesner-Hanks）指出，「世襲的君主如國王、皇帝及沙皇被美稱為其子民之父，他們使用父性語言以期建立或維持自己的權力」；納粹德國把自己的國家讚美為 fatherland，而非motherland，納粹領袖是一個超級男性化的形象；父性語言又被借用為革命語言：在法國革命之時，國王被斥責為不關心子民的壞父親。無獨有偶，在蘇聯的政治生活中，「父性語言」也被大量使用着。赫魯曉夫就有如下名言：「列寧和斯大林站在每一個蘇維埃共和國的搖籃旁，保護它們不受外來威脅，慈父般地幫助它們發展壯大」，「我們各族人民非常熱情地以兒子般的熱愛把偉大的斯大林叫做自己的生身父親、偉大的領袖和天才的導師」。

總的說來，「母」作為一個符號，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沒有特殊意義，或者更準確地說，沒有它在儒家的忠孝家國一體論中那麼大的意義。反觀中國傳統觀念，雖然跟各個傳統社會相去不遠、同樣重男輕女，法律也重男輕女，但務請注意，「女」與「母」並不是同一概念。

女人、包括妻子，一旦成為母親（及婆婆），則地位大變。中國法律給予了母親以一定的家長權與財產權，這些權利高於《漢穆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古希臘法典與羅馬法中的相關規定。再看《唐律》中的如下條文：「尊長，謂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是也。」則家族中的女性長者、男方的女性近親長輩，都被法律認定為「尊長」了。由唐至明，母喪的規格扶搖直上，一直到與父喪比肩。

傳統文化對「慈母」、「良母」的讚頌，源遠流長。我就「二十四孝」故事做了一個簡單統計，故事中的孝敬對象有10位父親， 22位母親，母親是父親的2倍。也就是說，「孝於母」的故事遠遠多於「孝於父」的故事。究其原因，可能因為相對於父親，母親是弱者，所以特別需要兒子的孝敬呵護。然而肯定不僅如此，更重要的原因，應是「母愛」對中國人來說特別地溫暖，中國人對「母」的依戀特別地深沉。伏羲與女媧、東王公與西王母、玉皇大帝與王母娘娘之類神話，不妨說，也都為中國人的「父母二元論」的思維模式提供了支持，或者說是由「父母二元論」的思維模式催生的。性別不明的觀音在漢文化中被女性化了，號稱「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還變成了「送子娘娘」，也是因觀音代表了一種女性長者所能提供的「類母親」的溫厚慈祥，所以深得廣大人民群眾的嚮往喜愛。

儘管中國與蘇聯政治制度相同，但中國政治生活更多地使用母性語言，而不是父性語言，這地方就顯示出了傳統文化的影響。正如何金梅所指出的那樣，「在現代的國家主義敘事中，『母親』這一符號的使用頻率相當高」，「『母親』不是具體的媽媽，而是一個象徵性事物，在不同的語境裏有各種各樣的變體。如母親形象與民族、國家、大地、領袖、政權、河流等無數巨大的事物相關聯」。在「法律父愛主義」之外，近年來又有國人揭舉「司法母愛主義」概念，用以指稱刑事司法中對青少年的挽救與感化。

無論如何，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母」之形象，相當明麗耀眼。在這個現象的背後，便是芸芸眾生對「母愛」的渴求，一種孩子式的渴求。作為文化符號，「母」早有妙用。在那個男權至上的時代，男性君王的「人設」中卻被添加了「慈母」的元素。「為民父母」的呼籲者不憚性別抵牾，嘗試給鐵腕鐵面的帝王，換裝一顆柔軟的慈母之心。而專制帝王們，也在「家嚴」形象之外，努力做出「家慈」的慈祥可親狀。嚴父與慈母，構成了儒家式統治者的兩張面孔。黑格爾只強調在中國「皇帝猶如嚴父」，雖不無所見，卻不全面，未免遺略了中國皇帝形象中的「慈母」成分。

我敢這麼說：所謂「為民父母」的「父母」，其實是一個偏義複合詞，「父」這個詞素只是陪襯，其重心是「母」，「為民父母」的真諦是「為民之母」。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札記》

閻步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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