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大學如何避免「沒有靈魂的卓越」？

而今之「大學之道」則是：

在明明理（科學之理），在新知（科學之知），在止於至真。

中國古代的「太學」以經學為核心，經學（四書五經）最終追求之鵠的是「至善」，而今天大學以科學為核心，最終追求之鵠的是「至真」。但是，我們如要以大學是建造中國現代文明的知識基地，則大學之道在求「真」外，還必須求「善」 與求「美」。基本上，知識的屬性是三維的，「知性之知」是科學，「德性之知」是倫理學，「審美之知」則是美學。因此，我 在《再思大學之道》一書中，一再強調，大學作為一知識的殿堂，則其創新的知識，必須是真、善、美的三維知識，而大學作為一教育的重鎮，則必須在「知性之知」的知識傳授外， 還需在倫理（價值）教育與審美教育上有所用心。這是我所以主張古今「大學之道」必須兼有並舉。

說起來不免有些偶然和緣分，我第一次有「大學為何物？」之問，是1975年我到劍橋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時候。顯然我為劍橋的古典趣味和現代精神的美妙結合所觸動（事實上，我在劍橋寫了《劍橋語絲》，第一本散文集），當我知道天清地寧的劍橋七百多年來，除培育了一連串燭照千古的詩 人和哲人，還曾出過牛頓（I. Newton）、達爾文（C. Darwin）、 馬爾薩斯（T. Malthus，人口學）、凱因斯（J. Keynes，經濟科 學）以及發現DNA的沃森（J. D. Watson）和魁里克（F. H. C. Crick）等影響全世界的科學巨擘，我不由得對劍橋之為一間「大學」產生興趣與好奇。於是，我在劍大的圖書館暢讀百年來論「大學之為大學」的名著，也可說是，進入了「知識社會 學」的一個探索。十九世紀的牛津學者紐曼（J. Newman）的《大學之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把大學定性為一個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養紳士的地方，他心目中的紳士是指通達而有修養與識見的文化人。這一教育理想影響英國教育甚巨，亦是美國博雅教育（liberal arts）的源泉。 

在這裏，我要指出，我書中所講的大學是源自西方歐洲的產物，西方大學的源頭不始於希臘，而是始於中古基督教世界的羅馬。源自羅馬的西方中古大學，一直都以《聖經》為知識的核心，此與中國漢代以來的「太學」（傳統中國的最高學府）以「四書五經」為知識的核心是有極高的比擬性的。但有八百年歷史的歐美大學在十九世紀末的德國柏林大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洪堡德（von Humboldt）及阿爾托夫 （Althoff）等人的大力革新下，柏林大學首先擺脫了歐洲中古的學術傳統，神學（《聖經》）退出大學，科學則進居於大學殿堂的主位。他們標舉的大學的「新理念」是以大學為「研究中心」，教授的首要任務是自由的從事於「創造性的學問」。簡言之，德國大學的新理念與紐曼所懷抱的理念判然有別。紐曼所重者是「傳授」知識，德國大學所重者則是「創新知識」。 

德國大學的新理念，在美國受到著名學者佛蘭斯納（A. Flexner）的讚揚；他的《大學》（Universities）一書，第一個把德國的大學定性為「現代大學」（modern university），他肯定「研究」是現代大學的重要使命，肯定發展和創新知識是現代大學的重大功能，同時，他也賦予「教學」（教育）與「研究」同等的地位。佛蘭斯納是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的創建者，愛因斯坦（Einstein）應他的邀請成為第一個參加研究院的學者。寫到這裏，我必須提到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二十世紀初留學德國，正遇到德國大學的革新，回國後，他把德國的大學新理念，發揮得淋漓盡致，並在中國建立起中國的現代大學的新範典。蔡先生在就任北大校長演說中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又在北大一次開學儀式中說「諸君須知大學， 並不是販賣畢業證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這些話已充分地表達了德國新大學的新理念。事實上，1912年蔡先生在中華民國政府擔任教育總長時頒發的《大學令》，就宣佈廢除「經學科」（但不是經學）， 完成了從「經學」到「科學」的學科現代化的歷史大業。1917年，蔡先生主持北京大學時，傳統的經學如詩經、易經、春秋都分屬到「文科」的各個學系，而科學則全面進入大學，成為大學的核心的知識體系。的確，蔡元培先生對中國的大學的變革，實不少遜於洪堡德與阿爾托夫對德國的大學所做的革新。正因為是蔡先生，中國的大學雖是德國橫向的移植而來，但中國的「現代大學」之出現時間卻是與英、美同步的。蔡先生之功大矣！此所以我的論大學兩書對蔡元培先生都有專篇論述。

港中大版《大學之理念》序言手稿

當我讀到柯克樂（C. Kerr）的《大學之功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1963）時，眼睛為之一亮，柯克樂指出佛蘭斯納 的「現代大學」已演變為他所稱的multiversity（綜合大學）。

Multiversity的結構主體有二，一是大學之本科生部，那是從英國借取過來的，也即是紐曼所講的傳統大學的本體；二是大學的研究生部，即是從德國借取過來的，也即是大學的「研究院」。前者的中心任務是「教育」，後者的中心任務是「研究」。美國二次大戰後出現的「研究型大學」就是multiversity的基本型態，今日已經是世界大學採行的制度模式。誠然， 今日的「研究型大學」與蔡元培、佛蘭斯納所講的「現代大學」在基本結構與精神上是一致的，multiversity則更強調大學在「教學」與「研究」（創新知識）的功能外更趨多元化。柯克樂《大學之功用》一書最觸動我的思維者是他點明了大學已成為「知識產業」（knowledge industry）的重地！誠然，二十世 紀可以說發生了一場「知識革命」（不論二十世紀發生的是科技革命或工業化〔N次〕革命，無不是基源於知識革命），我們二十世紀見到的知識爆炸是人類史上前之未見的，知識是現代社會不斷發展的動力，知識力（不論是硬實力、軟實力或巧實力）已成為國力的象徵。二十世紀之所以是「美國的世紀」正因為美國擁有五十間到一百間高質素的大學（其中 有五十間以上一流的「研究型大學」）。而文革十年浩劫，中國之所以頻臨被開除「球籍」之險境，其中一個重要的指標即是中國的大學的停擺與毀棄。反之，1978年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中國躍身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遂而有「東升西降」 之說，著名歷史學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2011年出版的《文明：西方與其他》（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中說：「西方衰退而東方崛起最具說服力的證據是教育」。誠然，今日中國的大學在量與質上皆已有巨大進展，而民國時期的著名大學，如北大、清華、復旦、交通、浙江、南京等，皆已煥發新姿，躋居世界的前列大學。

（左起）香港中文大學第一任校長李卓敏教授、第二任校長馬臨教授、李夫人、富爾敦爵士、第五任校長金耀基教授、陳方正教授，攝於校長寓所「漢園」，1978年

1970年初，我於匹茲堡獲博士學位後，正在原校做社會學「博士後」的研究，因當時匹大的著名的中國社會學家楊慶堃先生的大力推薦，香港中文大學的創校校長李卓敏先生到美國匹茲堡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位（另一位接受學位者是外交家季辛格博士〔Henry Kissinger〕）之際，當面約見我並邀請我儘早到香港參加香港中文大學之建校工作。自此，我與香港中大結下不解之緣，直到2004年我以大學校長身分退休， 前後共三十四年，退休後任榮譽社會學講座教授，迄今又二十年。事後回想，我真有幸見證並參與了香港一間偉大學府的成長與發展。 

香港中大成立於1963年，創校校長李卓敏曾表明，他要建立的不是一間英國大學，也不是一間美國大學，而是一間國際性大學。事實上，李先生心目中的大學是以他任教多年的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為參照體的。柏克萊當年在美國研究型大學中居最領先，並具有現代大學新範式地位。1963年， 港中大成立之時，香港的大學教育較之英美先進國家是明顯落後的，李卓敏的出現，改變了香港高等教育的生態與景觀，他在港中大設立大學本科生部門外，一早就建立大學的研究生院，他主張中、英語（文）同為大學的教學語（文）， 他在專業教育外，全面推展通識教育。我注意到，李校長對大學「教育」之使命，固然視為「重中之重」，而他對大學的「研究」工作的推動，亦可說是全力以赴。在大學的研究院外，他先後設立了多個學科以及跨學科的「研究中心」。特別有意思的是，李校長在建校之初就設立「中國文化研究所」， 而他自己還擔任所長多年，在這裏，我也想說李校長心中的 「國際性大學」，中國文化是佔一個中心位置的。此外，李校長著力建立與教研配合的新型圖書館體系，以及與教研結合的面向世界的大學出版社等等。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李卓敏校長親撰的「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二語，實是他為港中大的學術與文化定位。

李卓敏先生於1978年自港中大退休，他自1963年創校到以後十五年的建校，遺留給港中大，以及香港的大學界一筆巨大的遺產。誠然，他開啟了此後香港的大學教育的里程碑式的新篇章。去年（2023）是港中大建校六十週年。六十年來，港中大已躍居世界大學之前茅（2023年六月春，泰晤 士高等教育大學排名為全球四十五位，QS大學排名為全球 四十七位），不寧惟是，香港在1963年由當時的二間大學（港大與港中大），擴展到今日十一間公私立大學，而其中包括中大的五間大學更成為世界百強之列。在世界的城市中，有如此耀眼成就者，香港恐是唯一的。過去半個世紀，不折不 扣是香港的大學教育成功發展的故事。坦白說，作為一個中大人，作為一個香港人，作為一個研究大學之為大學的學人，我是頗有一份自得之心情的。

金耀基教授親筆簽名版《大學之理念》

點擊封面即可在【京東】購買

《大學之理念》

金耀基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直播預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