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兴而衰，衰而兴；复衰复兴，复兴复衰；兴兴衰衰，衰衰兴兴。兴时，伊尹、伊陟、祖己相佐。伊尹心底无私天地宽，帝太甲不遵汤法、乱德不明，伊尹叫他在桐宫悔过三年，代为摄政；帝太甲反善，伊尹授政帝太甲。衰时，不乏伊尹之人，西伯侯姬昌不可谓不善，纣王竟囚其身；王子比干不可谓不忠，纣王竟剜其心；商容不可谓不贤，纣王竟废其名。
伊尹
何谓人神共愤，天怒人怨？纣王集普天之虐于一身，鹿台赴死也不忘衣着宝玉之服，文过饰非。乐师师涓、爱妃妲己、佞臣费中、恶来之徒助纣为虐，费中善谀好利，恶来善毁好谗，加速殷纣鹿台饮罪进程。自成汤周武王以来，像蜜蜂一样的采诗官们行走于西周大地、田间地头，辛勤采诗，他们是中国诗歌国度的先驱者、实践者、建设者、传播者、引领者。
伊陟
自周武王成汤（天乙帝）以来，在那个可信史时代，古老中国大地上的人们已不满足于“生存”，他们更多地将不断发展和成熟的思维触角伸向了“生活”，在不断迈向物质文明的同时，更加主动追求精神文明，因为“生活”高于“生存”。其间，“采于书诗”就是一个有力佐证。周赧王把周朝分而治之，“王赧时东西周分治。”
祖己
西周是周朝的根据地，“多名器重宝。”这个是否与地球自转有关，西部分布矿产资源多于东部，譬如上世纪美国西部大开发使然。后来，秦庄襄王虽然灭了两周，但丝毫没有改变古代中国的诗意国度，丝毫没有影响古代中国人骨子里的诗意，这个可以在《诗经》里寻得着他们的影子。在东西两周，一直存在着专门负责收集民间诗歌的机构，其负责人叫做“采诗官”。周朝的这种文化觉醒与文明自觉，为后来孔子周游列国之后发愤整理诗集提供了便利。
采诗官
可以这样说，《诗经》这本历史巨献，采诗官完成了收集，孔子完成了整理。不得不承认，《诗经》，业已打开了中国诗歌国度大门，已然开启了中国韵文史先河。到了秦朝，不管是西巡，或者东巡，还是南巡，抑或北巡，秦始皇沿途驻跸期间立石刻文对韵律的自觉观照、对韵脚的自由使用，无不闪烁着中国韵文的灿烂光辉。
到了刘邦平定天下之后，他衣锦还乡还现场创作了流传千古的一首诗叫《大风歌》，进一步亲自推动了中国韵文史进程。《大风歌》杂糅了屈子平原的离骚赋体式，并给予唯美诗化句子意境以无限张力。正是受益于此，我当年完成了一副对联的创作：“静夜思乡催李咏，大风歌志伴刘欢。”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诗，有别于他国诗，因为韵母决定其特质，虽然现代当代诗受西方诗的影响。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诗歌散文、清诗词、近现当代白话诗……曾经试图从中拎出一些必然关联来，越溯古尚可明了些。
诗经，这是诗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从现存的诗来看，这个时期应该是诗人们思维最活跃时期。周朝政府很重视诗的发展，配有采诗官，将采诗（像今天的采风）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这个时期的诗，或四言，或五言，或杂言，句子整齐，琅琅上口，音乐性很强。
楚辞，是学习作诗填词的必由之路。诗词的这种继承性与延续性，与书法的发展很相似——特定式微由存在的时代需要性决定。在屈原的楚辞中，已有类对句出现，或自对，或隔对。宋玉在艳辞革命中，尽可能保持着句子的整齐与音律的和谐，为恢宏华丽的汉赋埋下了伏笔。
唐诗，是诗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唐诗，不仅是文字的唯美呈现，更应该是一种唐人的精神风骨。唐人很有责任地区分了唐前的诗（古风），并由白居易、元稹发起乐府诗运动，力求诗的统一性、规范化；由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务去”汉赋带来的“陈言”。乐府诗的发展，是语言的音乐性成为可能。
宋词，诗由量到质的完美革命，是语言的历史飞跃。宋人的大胆尝试，将诗的韵脚从单一扩大到多元，丰富了诗的容量，语言的韵律感和音乐性得到了空前极大的张扬。因此，宋词，是诗的第三个黄金时期。
元曲，在词的基础上，再次革命，打破诗句的整齐性，始终保持语言的音乐性，现实了诗从质到量的嬗变。
明清多散文诗歌，但诗的王者霸气不复存在。近代迄今，白话诗肇启诗的第四个黄金时期。白话诗，从古体诗的形式窠臼桎梏中解放出来，但从来都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其内容相承音乐性，韵脚考虑偶在其次。难能的是，在当今的一些歌曲中，依稀可找到韵脚的影子。
诗，一路走来，承载着中国韵文的沧海桑田，呈现着中国韵文的唯美壮观；无论形式如何突变，诗的音乐性是亘古不变的——谁人能否认朱自清先生笔下优美绝伦的《荷塘月色》《春》《绿》不是一首首绝美的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