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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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烟尘蔽野兮胡虏盛，志意乖兮节义亏。对殊俗兮非我宜，遭恶辱兮当告谁？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愤怨兮无人知。
整句与散句并重，写意写实并重。长镜头。大才女，大手笔。开篇风度不凡，下笔气度不俗。开张天岸，气势恢宏。蔡琰身份多重，既是文学家，又是音乐家，还是书法家。当然，文学家与音乐家的双重身份，促成韵字“为”、“衰”、“离”、“时”、“危”、“悲”、“亏”、“宜”、“谁”、“知”赋予歌辞高度的律动感、音乐性，这些韵字与“平水韵”高度契合。律动感、音乐性是中国韵文特质，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字。
“平水韵”是宋代以后使用的诗韵系统1229年，金朝王文郁编了一本韵书叫《平水新刊韵略》，分106韵；1252年，刘渊编了一本韵书叫《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分107韵。两本书的分韵基本相同，仅在上声“拯”韵是否并入“迥”韵这一点有差别。两个作者都和平水（今山西临汾）有关，王文郁曾在平水作官（古书记载他是“平水书籍”，即平水地方管理图书的官员）；刘渊据说是平水人；因此，他们的韵书韵部系统称为“平水韵”。
蔡琰不仅在构思上动了心思、在构图上下了功夫，而且在用韵上用了匠心。韵字“为”、“衰”、“离”、“时”、“危”、“悲”、“亏”、“宜”、“谁”、“知”均在《平水韵》同一韵部，这是否为后世韵学家诸如王文郁、刘渊等人韵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韵字的富量运用，足以印证蔡琰作为音乐家不是浪得虚名。蔡琰对韵字使用的自觉性，也说明东汉末年对乐府诗的继承与发展（表现为从第二句开始以后对“兮”字大量运用的屈宋“离骚体”）。
第一句，排比句式。以“我生之初”与“我生之后”做对比，推出历史画面，交代时代背景，点明“乱离”原因。我刚刚出生的时候天下太平，长大以后汉朝国运衰败。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宦官当道，军阀混战；胡虏肆虐，农民起义；烽火遍野，民不聊生。蔡琰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降生于这个动荡不安的乱世。东汉末年大量诗歌多以罹乱为主，如“铠甲生机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都是对当时动乱现象的真实写照。
第二句，屈赋骚体句式。上天不仁降下战乱，大地不仁让我遭遇这乱世。自此句开始，蔡琰大量运用“兮”字，使句子更具弹性，表现更具张力。蔡琰将自己的“乱离”归咎于天地不仁，并非是她不知道造成“乱离”的根本原因，而是这种“乱离”使她哭天抢地、悲痛欲绝，真可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应”与“不灵”不啻于“不仁”。
第三句，特写镜头。连绵不断的战乱导致世道艰难，百姓们流离失所痛苦不堪。聚焦战事，控诉战争。“干戈”，借代战乱。文天祥《过零丁洋》有“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乱离”，“哀悲”之因；“哀悲”，“乱离”之果。此句接第二句，以战乱事实进行控诉，不致控天诉地停于写意而流于形式。“民卒流亡”说明战乱不仅使老百姓“共哀悲”说明连士兵也未能幸免。
第四句，特写镜头。特写南匈奴入侵中原的嚣张气焰，实则反衬汉朝无力据敌，且以“胡虏盛”与“节义亏”作比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烽烟四起，胡人士兵遍布大地，忍辱偷生失去气节，我内心惭愧不已。“烟尘”，借代南匈奴入侵中原的嚣张气焰。“蔽野”，极言南匈奴大兵压境所向披靡的战况势态。蔡琰把国仇家恨化为无形，虽无仇恨之词，却有仇恨之意。才女扎实文字功底与深厚的文学修养跃然纸上，令人拍案叫绝。 第五句，浓缩“乱离”之“哀悲”。胡人的习俗我无法适应，遭受莫大的耻辱我无处倾诉。如果说前四句为“乱离”大背景的话，那么这句就是“乱离”之下的自己了。汉末兴平二年（195年），董卓、李傕等人关中作乱，南匈奴入侵中原，趁机劫掠，蔡琰在兵荒马乱之中被南匈奴左贤王掳入匈奴，并被左贤王纳为妃子。蔡琰在南匈奴生活十二年之久，并生下两个儿子。即使在南匈奴生活十二年，蔡琰还是厌恶南匈奴生活习性，这种对南匈奴生活习性的厌恶实则是对“乱离”之“哀悲”的深化。写到此处，我不得不承认，“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真命题饱含的历史意义。
第六句，写意抒情。胡笳吹一段啊，琴弹一拍，我内心的愤恨哀怨无人知晓。蔡琰身陷匈奴，似乎以吹笳弹琴排遣愤怨，实则暗含思乡之情。造成异乡吹笳弹琴的原因，也正是蔡琰要诅咒控诉的战乱。在精神上，她经受着双重屈辱：作为汉人，她成了胡人的俘虏；作为女人，被迫嫁给了胡人。蔡琰的遭遇，是东汉末年战乱的缩影。试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有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