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基地、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河北大学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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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5日上午，考察团队与南庄子村吵子会成员于南庄子村村民庭院合影 王先艳摄
第一排左起：张便军 李书荣 刘净岭 李根羊 陈淑红
第二排左起：王昕 俞昌宗 袁金楠 曹琼艺 文宇洁 李爱华 周福元 齐易 张双利 王永刚
2015年12月5日下午，考察团队与张二村吵子会成员于张二村小广场合影 俞昌宗摄
第一排左起：武卫超 纪玉英 张博银 张爱香 姚三元 李玉娥 李爱楼 田新娇 曹琼艺 文宇洁
第二排左起：王昕 王永利 王子强 李彬厚 秦小六 王俊英 李伟涛 李保军 齐易 袁金楠 王先艳2015年12月6日中午，考察团队与张神堂村吵子会成员于张神堂村村委会院内合影 俞昌宗摄
第一排左起：王先艳 曹琼艺 陈亮 刘德宽 马玉学 陈双虎 张乱修 马辉 张书学 尹国强 王昕
第二排左起：袁金楠 文宇洁 张顺通 刘根顿 张会鹏 张义年 张二成 刘根槐 尹九申
第三排左起：齐易 刘章利 王福柱 李学义 崔中学 王大宇 孙宝刚 刘克新 王永利 武卫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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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先艳
吵子会在雄县是指由一面大鼓和多副钹、铙、板等组成的武吵子组织，通常在村民闲暇娱乐时及民间礼俗仪式当中进行表演。其演奏的曲目称为“番”，每一番都有特定的节奏类型。2015年12月5—6日，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队对雄县南庄子村、张二村以及张神堂村的吵子会进行了考察、摄录工作。本文即是对三个吵子会的调查研究报告。2015年12月6日，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队来到张神堂吵子会后，王先艳老师（左一）向刘德宽会长（左三）了解情况 齐易
本次调查的三个吵子会当中，张神堂村的吵子会成立时间最早，其可溯的历史与该地区的音乐会相似，有着较长的历史传承；南庄子村、张二村的吵子会则是近几年新成立的。张神堂村吵子会曾经有过几个非常兴盛的时期，也曾有过几个较为衰落的阶段，但不同时期村民的需求及对吵子会本身的喜爱，让吵子会的音乐及传承犹如星火一样，总能在合适的社会语境中再次焕发其传统的活力。在传统社会中，冀中地区几乎村村有庙宇，这些庙宇是民众寄托民间信仰及生活愿望的地方，村民往往会围绕庙宇组织形形色色的庙会，以此来祈求生活的美好。如何在世俗与信仰的神灵之间进行沟通，让神灵得知民间的诉求，这往往建构了仪式的过程及行为模式。张伯瑜在其论文《音乐作为“三界”桥梁》中谈道：“音乐可以是不同信仰世界的沟通桥梁。这里所谓‘世界’不是辞典中所解释的‘世界’（world）之概念，而是跨越‘人界’和‘神界’的‘宇宙’（universe）概念，音乐在把自己的愿望传达给神界的时候，音乐便成为了一种‘桥梁’。”[1] 音乐与神灵之间的传媒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各种民间礼俗的仪式中都有传统音乐的存在，传统音乐不仅发挥着娱人的功能，更是人们建构的与信仰世界沟通的桥梁。张神堂村吵子会在很大程度上也发挥着同样的功能，民众形容的“锣鼓喧天”不光是在描述锣鼓乐演奏时所产生的巨大的音响效果，同样也反映了锣鼓乐在民众心中所具有的沟通功能。据会里的老乐师张树明介绍，本村的吵子会主要是在庙会及求雨仪式中进行演奏。当时的庙会主要集中在春节期间和农历四月初八（该地区村民认为是释迦牟尼的生日），庙里供奉的是释迦牟尼和十八罗汉，以及融合了当地民间信仰的神灵——二王爷和三王爷。每次庙会持续5—7天，主要祭拜释迦牟尼。祈雨仪式则是在村民农耕需要雨水时举行，祭拜的是二王爷和三王爷。祈雨时，村民们聚集到一起，吵子会一直演奏，通常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打盹，这时在这个打盹的人身后点着早已准备好的铁炮，村民们相信这时神仙就会附到此人的身上而向他祈雨。可以说，庙会及祈雨仪式的需求是吵子会重要的文化空间，这也成为吵子会在传统社会里非常兴盛的重要原因。1949年之后，由于大家忙于劳作，吵子会的活动逐渐减少，到1958年则基本没有人组织活动，偶尔有两三个爱好者私下娱乐。“文革”期间，吵子会传统的活动完全停止，但在游街、批斗和庆祝时会让会员们演奏并以一定的工分作为报酬。“文革”之后，张神堂村吵子会几经起起落落，直到2002年在现任会长刘德宽的组织下，吵子会新加入了一批学员，并逐渐恢复了传统的仪式活动。据刘德宽介绍，吵子会的恢复与兴盛首先得益于庙会的恢复，村里的庙虽然毁于“文革”期间，但会神的信仰基础还在，并且村民们还准备在政府允许的情况下筹钱重修大庙。南庄子村吵子会、张二村吵子会分别成立于2014年和2012年，虽说这两家吵子会的打击乐演奏均是从别村学习来的，但村里之前都有秧歌队、腰鼓队，有一定的基础。因此，两个吵子会在演奏最激烈的时候非常强调“耍镲”，并在耍镲中融入类似秧歌的肢体动作展示。跟张神堂村吵子会有些不同，这两个吵子会不参加庙会，主要在红白喜事、建新房、开业典礼等民间礼俗当中演奏，每次活动能获得一定的报酬，这样的活动每年大概有70场。除此之外，吵子会内部还经常组织娱乐活动，如每个周末都在雄县文化广场与他村的吵子会竞演娱乐。南庄子吵子会在丧葬仪式上的演奏 齐易摄
这两个吵子会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会员基本是中老年人，而且大部分是女性。正如南庄子村吵子会会长李根羊所讲，大部分会员参加吵子会并不是为了获取报酬，而是跟跳广场舞一样为了强身健体、休闲娱乐，吵子会丰富了村里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扭转了由于无所事事而长时间打麻将赌博的风气。因此，吵子会成立之后，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大家都踊跃参加，有时甚至放下手里的工作参加吵子会的活动。由此可见，传统音乐的传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生存的文化空间，有了适合的空间与土壤，传统音乐也许会在民众的选择与创造中生发出具有时代气息的生命活力。张二村吵子会的花式表演 齐易摄
民族音乐学家相信，传统音乐在社会语境中被结构化，受某种制度性的约束与规范，仪式中传统音乐的演奏行为模式由这些规范所塑造，并反映出其在社会结构及文化体系中的价值与意义。在当今冀中地区农村的葬礼仪式中，通常会邀请不同类型的音乐品种参与其中，从传统的笙管乐、锣鼓乐到西方铜管乐及农村歌舞团表演的迪斯科，各自发挥着相应的功能，仪式中处于不同地理空间的展演投射出民众对于不同音乐所具有的文化认知及潜在的用乐规则。摄录当天，南庄子村吵子会参加了一场葬礼仪式。事主家邀请了四组乐队：一组是本村的吵子会乐队，一组是由附近几个村的乐师组成的笙管乐队，一组是别村的军乐队，还有一组是由青年男女组成的流行歌舞乐队。一条长长的巷子里，笙管乐队紧挨灵堂，坐在两张桌子边演奏；在巷子的最远端是流行歌舞乐队的演出舞台；吵子会和军乐队没有固定的舞台，它们的演奏场地较为灵活，可以围绕全村在行进中演奏，也可以到灵堂前笙管乐与流行歌舞乐队的中间进行演奏。南庄子村丧葬仪式用乐的四种形式：吵子会、南乐会、军乐队、流行歌舞乐队 齐易摄
当天的笙管乐队是一个以洪城村南乐会为主体的组织——有少数乐师是临时搭班，不是洪城村的。南乐会的曲目部分来自传统的笙管乐，也有戏腔、俗曲和当代流行歌曲。除了笙、管子、笛子及打击乐，南乐会也可以加入二胡等许多其他乐器。冀中音乐会这个大乐种又分为音乐会（北乐会）和南乐会（吹歌会）这一雅一俗两个分支。南乐会是20世纪初部分音乐会世俗化发展的结果，尽管与传统的音乐会有所区别，但这并不影响民众对它们的定义，作为葬礼仪式的标准配置，这个乐队只要在灵堂前演奏就已完成其使命。正如张振涛所指出：“当以某件乐器领奏的某一音乐品种，常年固定在特定仪式、特定空间的特定位置上，便逐渐形成老百姓对这一音乐品种的认知，逐渐形成了一个音乐品种对应于仪式中固定位置的固定概念，进而把这个空间位置与仪式功能联系起来。再进一步，当乐队离开了具体场地，它在具体场地含带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级序，也一同离开，永远固定在一种乐队身上，像烙印一样，形成这一乐队的标识与符号。……概念中的空间图像被隐藏起来，文化级序凸显前台。”[2] 笙管乐队被结构成与葬礼仪式及供奉亡灵相关联的文化符号，虽然有点“礼崩乐坏”，演奏的音乐及仪轨与传统也不太一致，但只要传统的仪式形式还在，仪式中的音声符号还在，民众依然认为其与传统“音乐会”的功能相似，在仪式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处于仪式地理空间中的核心位置。对于“声色娱人”的流行歌舞而言，显然是为了满足村民们只能在电视上才能见到的时尚、热情、奔放的歌舞形式的喜爱——至少在形式上，这些歌舞乐队一样能够做到青春靓丽、性感时尚。只是满足村民世俗欲望需求的乐队与服务于信仰体系的笙管乐队在民众心里泾渭分明，仪式中也不可处于同一地位及空间——歌舞乐队被安置于仪式场合所能及的最远端。对于吵子会而言，似乎既不是服务于信仰系统的音声供奉，也不似歌舞乐队一样带有满足俗人声色需求的低层次功能，更多的是展示打击乐技巧，以其喧天的音响给仪式营造热闹的气氛。因此，吵子会的演奏场合并不固定，与军乐队一样，可以在行进中演奏，以在村落里形成相应的音声景观，让听到这些音声符号的民众都感受到仪式的进行与存在。另一方面，吵子会和军乐队还可以在笙管乐队与歌舞乐队的中间演奏，这时往往具有技巧展示的性质，传统的秧歌、腰鼓的技艺也被融入吵子会的“耍镲”环节。民间仪式上巧妙的音声安排，让四组乐队在各自的空间里发挥自身的文化功能，并共同构成葬礼仪式的音声级序。事实上，这些音声景观是传统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着人们头脑里的不同世界，彰显着人们在神圣与世俗间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你甚至无法想象，在冀中农村如果没有这些音声景观，葬礼仪式将会按照怎样的次序与制度来举行。在前人的研究文献里，鲜有对吵子会进行深入专题研究的文章，《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河北卷》里也没有吵子会的称谓与介绍，但从吵子会的乐队配置与音乐本体的情况来看，吵子会与当地传统的打击乐有着内在的关联性。首先，乐队配置特征的一致性。吵子会的乐队配置由一面鼓，多副钹、小镲构成。据张神堂村吵子会的老乐师介绍，以前吵子会的乐器配置应该是鼓、大铙、钹、小镲的配置，只是在实际演奏中由于吵子会的演奏速度较快、力度较强，并且一般演奏时间较长，而铙的形状不易于抓握，长时间演奏容易滑落，因此，逐渐用更加方便的小镲代替，但在摄录当天，仍有会员带来了少量的旧铙，并按照小镲的节奏在乐队中演奏。冀中地区打击乐的基础就是鼓、大钹、小镲这三件乐器。鼓是节奏的统领，灵活多变。大钹、小镲一阴一阳，一高一低；一个明亮，一个深沉，构成了打击乐基本的音色与音高的对比。因此，如果按以前使用的乐器来看，吵子会的大多数小鼓乐与伴奏锣鼓基本一致，都是以鼓、大钹、小镲为主奏乐器。张神堂吵子会的大钹、小钹、铙和小锣 王先艳摄
从乐器数量的角度来看，吵子会与冀中地区的大鼓乐与架鼓乐更加相似，人数少则十人，多则二三十人。如《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河北卷》中记录的任丘大鼓乐，其编制即为大鼓1面，大钹、大铙10—20副，铛、小钹、小锣各1副，而衡水、安国的架鼓乐编制是架鼓1面、大铙和大钹10—20副、领鼓1面、铛1个、小钹1副。[3] 可以看出，吵子会与以上乐种在主奏乐器和数量上一致，但简化了大鼓两旁的铛子、小锣等乐器。另外，它们在演奏队形上也基本一致，均是以鼓为中心，大钹、小镲两旁排开。左为任丘大鼓行乐编制图，右为衡水、安国架鼓行乐编制图。王先艳摘自《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河北卷》
其次，节奏类型的一致性。以下以音乐传承较为完整的张神堂村吵子会为例，进行简要分析。 张神堂村吵子会乐谱【九番】 王先艳摄
张神堂村吵子会现能熟练演奏的乐曲有九番，每一番都有基本固定的开头。每番开头均由小镲引入，固定的节奏可以自由反复或稍有变化，形成长拍。在实际演奏中，这样处理可以让演奏者从前一番激烈的演奏中稍作休息。![]()
在长拍之后，是吵子会最为精彩和复杂的主体部分，乐师们称之为“番”，每一番的节奏均不相同。吵子会乐曲的结构为：引入（固定节奏）—长拍（固定节奏）—番—结束句（固定节奏）。这与大多数传统打击乐的结构思维相似，如十番锣鼓里由相同的“合头”与“细走马”来镶嵌不同的变奏段落。究其原因，每一番或每一次节奏的变化相对复杂并构成一段独立的部分，如果不用相同的节奏加以区分，大量的节奏及数列变化会给演奏者的记忆带来极大的困难，对于吵子会这样演奏人数众多的乐种而言更是如此。 吵子会的节奏类型并不太多，主要有以下几类：四分音符与八分音符，前、后十六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及其三种变体。可以看出，吵子会由于演奏人数众多，并不是以展示极其复杂的节奏为目的，因此，其节奏类型相对简单，主要是以音色的对比来展示音乐的丰富性。另外，与很多传统的打击乐一样，吵子会的节奏特点还体现在运用相对简单的节奏类型和音色对比来突显数列结构的变化。以上乐谱是第四番中的一部分，在长拍之后从第3小节开始，由大钹和小镲进行轮番演奏具有数列结构性质的节奏：2（小镲）+2（大钹）+4（小镲）+4（大钹）+3（小镲）+3（大钹）+2（大钹、小镲）+1（大钹、小镲）+1（大钹、小镲）。数列结构的思维同样是传统打击乐所共有的特征。很多时候，传统音乐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们总是担心其传承的境遇，似乎传统音乐随着村落结构的转型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可是我们在对三个吵子会调查后发现，在百年跌宕起伏的传承中吵子会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剧变而轻易消失，反而像星星之火一样，遇到合适的土壤就再次燎原——南庄子村与张二村的吵子会正是在近年才习得的吵子会，成为当地农村构建新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信仰的重要手段。虽然吵子会的节奏相对简单，目前所能演奏的番数也相对较少，但随着农村获得更多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加之像三位会长一样优秀的组织者的贡献，相信传统音乐文化并不会轻易地在现代化进程中毫无抵抗地失去适应的能力。来到张神堂村时，正值河北寒冷的冬季，万物沉寂中吵子会的演奏显得更加响亮，这声音点亮了平凡的世界，是人的音乐属性的本质体现。[1] 张伯瑜：《音乐作为“三界”桥梁》，《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2] 张振涛：《声漫山门——晋北庙会中的音乐级序》，《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2期。[3] 参见《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河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河北卷》，中国ISBN中心，1997年，第763—765页。（文载河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箫鼓春社·雄县卷》。雄张神堂村吵子会演奏曲目：《老四番》
土地与歌”微信公众号已经刊载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队第一期、第二期对高碑店市、雄县、安新县、容城县考察的工作手记、表演视频及成果目录，可以点击蓝色链接文字进入阅读。
第三期工作是对涿州市、涞水县和易县的考察。涿州市的考察，“田野寻风”微信公众号已经刊出了涿州市非遗普查、华庄村吵子会、东下庄村张家吹打班、南横岐村横岐调、西韦坨村诗赋弦、涿州市京东大鼓西河大鼓、义和庄村河北梆子、泗各庄村马家吹打班、刁窝村子弟高跷会、长安城村吵子会、上庄村音乐会、东韦坨村河北梆子、上庄村旱船会、南胡宁村竹马会、常村河北梆子、三城村十不闲霸王鞭与八大扇、西茨村登云圣会、长安城村秧歌会、陶营村高跷会的考察手记，可以点击蓝色链接文字进入阅读。
涞水县的考察，“田野寻风”微信公众号已经刊出了南北高洛村四乐社、北白堡村音乐会、福山营村南乐会、东赵各庄村音乐会、张翠台村河北梆子、东南租村十番会、蔺家庄村南乐会、三义村旱船会、山南村霸王鞭、城内村高跷会、木井村花会、周家庄村小车会、南关村京剧的考察手记，可以点击蓝色链接文字进入阅读。
除刊登考察工作手记外，“田野寻风”微信公众号还会陆续刊登团队学者在考察基础上撰写的一系列学术研究文章。已经刊出《田野上的一万个瞬间》（张振涛）《高碑店市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荣英涛）《官民互动，礼俗兼具——高碑店市义店村冰雹会祭礼仪式用乐的历史民族音乐学考察》（常江涛）《石辛庄村音乐会音乐民族志研究》（荣英涛）《官护民养——撞河村吵子会考察探析》（张月）《高碑店市前南里村吵子会的考察与研究》（夏侯玲玲）《高碑店市吵子会考察研究》（张月）《老树新枝——曲堤村武术-吵子会考察纪实》（张月）《丁家庄村十番会田野考察与研究》（夏侯玲玲）《高碑店市地方剧照“上四调”产生、传播之文化分析》（刘小梅）《撞河村上四调戏会考察研究》（节选，陈铭方》）《高碑店市的民间戏曲（上）》《高碑店市的民间戏曲（下）》（齐易 刘潇潇）《传统瑰宝，鼓曲佳音——高碑店市王亮先生的西河大鼓演唱》《高碑店市河头村高跷会的调查研究》（赵聪）《孤株村秧歌会考察报告》（刘诗洋）《雄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齐易）《雄县亚古城村音乐会调查研究》（徐文正）《雄县开口村音乐会考察与研究》（陈瑜）《雄县赵岗村音乐会调查报告》（荣英涛）《冀中笙管，雄州雅韵——杜庄村音乐会考察报告》（李涛）《雄县十里铺村音乐会考察报告》（吴晓萍）《雄县韩庄村音乐会调查报告》（荣英涛）《雄县北大阳村音乐会考察与研究》（夏侯玲玲）《雄县葛各庄村音乐会考察报告》（吴晓萍）《高庄村音乐会实地调查报告》（林敬和）《雄县古庄头村音乐会调查研究》（王先艳）《邢村音乐会实地调查报告》（林敬和）《常庄村音乐会考察》（荣英涛）《雄县米黄庄村音乐会调查报告》（李欣）《雄县小庄村十番会调查研究》（陈瑜）《雄县杜庄村刘家吹打班研究》（齐易）可以点击蓝色链接文字进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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