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基地、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河北大学出版社等）
2018年1月12日中午，考察团队与常庄村音乐会成员于常庄村村民活动站合影。荣英涛摄
第一排左起：魏子贺 王澍 介瀚文 田薇 李欣 齐易 吴艳辉 张庆辉
第二排左起：常志远 郭双印 王栓虎 常小年 赵洪儒 常小峰 常树华 郭克新 常金印
第三排左起：韩卫华 王玉兰 郭二池 常洪业 郭伟佳 常贺成 常老会 常伟涛 常银山 耿兆飞
常庄村位于雄县雄州镇政府驻地西南3.3公里处。雄州镇地处县境西南部，为县政府所在地，面积93.7平方千米，人口6.38万，辖45个行政村。常庄村四面被南董庄村、马蹄湾村、南马庄村和南十里铺村环绕，大广高速白洋淀支线从村北经过。村中街道三纵七横，房屋多数为平房阔院。常庄村现有耕地面积2000余亩，虽然与白洋淀相距不远，属低涝地带，但因白洋淀水域面积在20世纪90年代缩小，常庄村周边已无水域。
常庄村初立至今已有600年左右历史。明永乐年间，常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定居落户，后又有郭姓等人家迁此居住，形成常姓和郭姓两大宗族。村东有南北古道，是北京南出通道。村东南8公里处是当地影响颇大、香火极盛的鄚州大庙。该庙建于元代，供奉药王扁鹊，明天启年间奉敕重建，规模宏大。明神宗敕令兴办鄚州庙会，召天下人前来赶会，每年农历的二月底三月初，各路客商即云集鄚州，大街上货品、招牌林立，横幅凌空，各种商品堆积如山，连京津巨贾也多到庙会进货。庙会盛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1928年，任丘县长邵鸿基倡导“拉神像，废私塾，兴学堂”，仅保留扁鹊塑像。1947年后仅存山门三座。2008年当地重建鄚州大庙，但难现当年的盛况。不过，现在当地还有“天下大庙数鄚州”之说，足见当年的盛况。去鄚州赶庙成为当地颇为重要的集会形式之一。
常庄村音乐会会旗。荣英涛摄
目前常庄村的产业以果树种植为主，每亩地的年纯收入为1万元左右。村中大部分的青壮年男性和少部分女性在外务工，远至北京，近在本县及邻县工作，大部分人从事临时性工作，涉及建筑业、餐饮业、水产业、制造业、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依据工作难易、操作娴熟的程度，每天收入150—300元，平时没有休息日，如果请假则当天没有收入。除了在雄县县城工作的人，其他在外务工人员平时无法回到常庄村居住，家庭常住人口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孩子的教育主要依靠学校完成。
（一）口述中的乐社沿革
在常小年会长的记忆中，对于音乐会最早的印象，是在几岁的时候，他拽着老人的衣襟，去县里或庙会出会玩耍，音乐会套上大车、拉着家伙去出会的景象，场面非常热闹。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常庄村有100多户人家，虽然村子不大，但供养着一文一武两个会社，分别是位于前街的音乐会和位于后街的五虎会（武术会，在我们调查的时候依然在举办活动）。常小峰乐师说：“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就不敢动（音乐）了，凡是铜铁家伙一律收走，音乐会的老人们舍着命一家藏一个钹——说来犯法，但法不责众——有藏柜底下的，有放在缸里的，还有埋在地下的，这才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后来‘破四旧’，人们怕‘戴帽’，也不敢演奏了，又把家伙藏起来。只有烈属家庭有老人过世时才可以演奏音乐。就这样断断续续坚持下来。”当时因防潮、防虫技术不过关，导致乐器损毁严重——笙簧坏损，管哨开裂，许多打击乐器严重锈蚀。最可惜的是，有两本16开纸大小的手抄宣纸谱本被老鼠咬烂，无法使用，后被扔掉。有的老乐师还没有来得及传授技艺就已相继谢世，有的乐师因病无力教学，使许多乐曲失传。
“文革”结束后，传统文化复苏，距离常庄村5公里远的赵北口村开始恢复音乐会，这个消息传到了常庄村。1982年，常小年等年轻人跟随常小峰的父亲（老头管）找到大队寻求支持。同时，会里的老人们每人捐出10到20元钱，最后筹集了不到300元钱，老会员也逐渐把藏起来的家伙拿出来。当时大家先学的打家伙，没有铙，就用钹代替。现在保留的13首吹奏乐曲和1套打击乐套曲的乐谱，是音乐会恢复初期老乐师们凭借记忆一首一首写下来的。常小峰说：“那时候没有专门的本子来抄写乐谱，就找张小纸片写下来。”常小年说：“我们学的时候还有几个老人，大伙一起凑，拼凑到一块儿，一共落下这么些小曲。老师傅唱一遍我们唱一遍，你唱一句他唱一句，先学唱歌子（工尺谱），再学吹，用拍手表示敲钹，学的时候不让动家伙。家伙那么贵，何况也没有地方买去。”音乐会成员特别强调他们的技艺来自老人们的口传心授。这意味着老人们是一个字一个字、手把手地把技艺传授给下一代的，也是在强化传承接续的正宗性。讲到这些，常小年放慢了语速加以强调。常小峰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音乐会演奏需要吹一通打一通，我们当时不会吹奏，老人们就唱一遍歌子，我们打一遍家伙。当时保留下来了管子，但没有哨子，大家都不会制作哨子。有一位老太太见过别人做哨子，就帮着大家一遍遍尝试，后来鼓捣着鼓捣着就憋出来了。”常庄村音乐会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在七拼八凑中，硬生生地恢复起来了。
但是，办会是需要资金支撑的，自恢复音乐会以来主要依靠为村民“落忙”（帮忙）的收入和会员们众筹来维持乐社基本需求——如乐器维修或更换。“落忙”费用从20元、50元、100元、200元、300元、500元，到现在的1000元，但碰到困难的家庭则少收费或者不收费。即使是每人每天100元的劳务费，也不及出会者的成本——一个劳动力在当地每天工作的收入至少是150元，音乐会的“落忙”基本上是“赔本赚吆喝”。与周围职业的吹打班、洋号队、狮子会相比，音乐会“落忙”的费用平均到每个人时则不足他们的一半，且服务范围以本村为主，每年只有一二十次。每次出会大家也不会分“落忙”的钱，而是攒下来用于将来购买或维修乐器、购买必需品等。例如，2016年常庄村音乐会吸收了6名年轻人，一下子就买了6攒笙（每攒笙1200元）和一批新的铙、钹，会里没钱就由个人购买。这就不难理解常小峰所说：“我们现在还有15 000元钱的窟窿！都是个人摊的——全自费，外援一点没有，没人支持。”常小年补充道：“我掏了9000元。”常洪业说：“上新人得上新家伙——没新家伙怎么学啊？想打家伙就得摊钱。就是爱好这个，你有法吗？”
2016年冬，常洪业、常银山等几名年轻人因喜好老人们演奏的音乐而入会，入会的规矩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在请老师傅们吃过饭后，就算入会了。常洪业说：“俺们觉得这个东西丢了挺可惜——毕竟这都是老人们传下来的老一辈的东西，越丢越多了。我们就有这么点想法。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六七首曲子。” 这些年轻人的举动不仅是近些年非遗宣传的结果，更是骨子里对来自父辈声音的认同感和传承的责任感。
齐易（右三）、荣英涛（左三）老师与常庄村几位年轻乐师的合影。田薇摄
这群年轻人的加入为常庄村音乐会的恢复注入了信心并带来了变化。在常庄村退休的校长宋忠臣的帮助下，他们主动与县非遗部门联系，填写申报材料，积极争取列入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2017年6月，笔者与常银山通过微信取得联系，并来到常庄村考察。2018年1月，京津冀学者联合考察团队来到常庄村音乐会考察；同年5月，乐社里的年轻人与北京智化寺商定了6月9日去北京参加第八届智化寺音乐文化节的展演活动。常庄村音乐会的积极行动得到雄县文广新局的大力支持，文广新局一下子批给常庄村5000元经费，用于购买服装、道具和支付往返路费等。这是音乐会从来没有过的好事。老人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们决定让年轻人管理乐社。
（二）乐谱
常庄村音乐会现存3本乐谱，分别为1982年常小平手抄本、2017年初常树华手抄复印本、2017年底为申报非遗项目制作的电脑打印本。
1982年手抄本由常小平抄写并保管，乐谱抄写于长12厘米、宽8.4厘米的日记本上，蓝色圆珠笔抄写。抄本总共记了两首乐曲：第一首是打击乐曲【稳佛河西钹】，左起竖抄，包含头节至六节和一个条子；第二首乐曲是曲牌【四街（季）】，左起横抄，包含一至四节。
“文革”结束后乐师们根据记忆记录整理的工尺谱。李欣摄
2017年初手抄复印本由常树华抄写，乐谱抄于A4纸上，用毛笔字在封面题写“常庄村音乐会《曲目》”字样，黑色水笔横向抄写8首曲牌：【醉太平】【四季（鹅郎）】【宝盒】【将军令】【三宝赞】【小凉洲（州）】【干草（节）】【琵琶论】。
2017年底为申报非遗项目制作的电脑打印本，由常洪业、常银山等年轻人请人在电脑上排版制作完成，封面居中竖写“常庄村音乐会”，曲牌从右至左竖写，共10个曲牌：【四季歌（鹅郎）】（含春、夏、秋、冬4曲）、【醉太平】（3曲）、【宝盒】、【琵琶论】、【将军令】、【讨（逃）军】（2曲）、【干草秸（节）】、【小梁（凉）州】、【三宝赞】、【普坛（庵）咒】。这种抄谱格式不同于前两本乐谱，它遵循了冀中笙管乐老谱本的抄写方式，但封面文字格式缺少抄立时间（农历纪年）。这本电脑打印本乐谱并没有包括全部乐谱，如缺少打击乐曲【稳佛河西钹】。
2017年底为申报保定市市级非遗项目制作的电脑打印工尺谱本。李欣摄
（三）音乐结构及术语
在常庄村音乐会演奏的曲牌中，我们看到了几种较有特点的音乐结构形式。这些形态特征不仅存于常庄村一地，在冀中笙管乐中也具有普遍意义。
1.换头合尾
2018年1月12日，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队考察常庄村音乐会的时候，常小年、常小峰两位乐师依谱顺序韵唱了全部曲牌，音乐会演奏了乐谱上的全部曲牌，还演奏了乐谱之外的乐曲【送情郎】【苏武牧羊】和打击乐曲牌【稳佛河西钹】（因人员不足，仅表演了一至四节）。
在采访中，常小年和常小峰韵念了全套的打击乐曲【稳佛河西钹】，又称“套家伙”，共“七节一条”，顺序为：一节—条—二节—条—三节—条—四节—条—五节—条—六节—条—七节。其中，所有的“条”皆相同。“套家伙”以钹为主奏乐器，每节还有花式表演。“条”作为插部，以铙演奏为主，除了让钹得以休息，在音色和动作上与“节”部形成对比外，更重要的是在音乐构成上形成固定的交替程式。
曲牌【四季歌（鹅郎）】由春、夏、秋、冬四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除了前两句不同外，其他部分皆相同，形成“换头合尾”的结构。【醉太平】（一至三节）的三个部分，同样采用了开头部分不同、其余部分相同的结构。
以上现象可以说明，在“联曲体”结构中，无论是打击乐还是笙管吹奏乐，“换头合尾”成为构成多节结构中乐段常用的发展手法。
2.三番九转
冀中笙管乐大曲结构一般由“拍”“身”“尾”三部分构成，其中拍部一般为1首曲牌，身部由3—4首大型曲牌组成，尾部由3—4首小型曲牌构成。【普坛（庵）咒】的结构顺序为“接板”—身部（头身、二身、三身）—【宝盒】后半部分煞尾，这种组合可以看作“浓缩版的大曲”。其独特之处在于作为主体部分（身部）的头身、二身、三身各反复三遍，俗称“三番九转”，每段在旋律组合上形成头尾相同、中部变化的结构形态。出现这种同一乐段反复三遍的情况与【普坛（庵）咒】属于“对吹对念”的乐曲相关。冀中音乐会除了我们见到的纯器乐化演奏形式之外，还有一种由器乐演奏与经文念唱合作的形式，这种情况我们在安新县关城村音乐会就曾看到过。念唱经文或宣唱宝卷一般采用分节歌的方式反复咏唱同一曲调，【普庵咒】本身是佛教常用宣唱经文，当常庄村音乐会传承中不能再念唱经文后，就留下了它的器乐部分，这也是大部分冀中音乐会传承的现状。幸运的是，冀中音乐会严谨的传承制度使得它在演奏中保留了原来的演奏顺序和乐曲结构。
3.煞尾
煞尾是乐曲的结束段落。煞尾可以由专门的曲牌构成，也可以由某首曲牌代替，抑或由某首曲牌的其中一部分代替——经常是后半部分。
在常庄村音乐会的【普坛（庵）咒】中出现了“【宝盒】后半部分变煞尾”的现象：曲牌【宝盒】既可独立演奏，也可以用后半部分作为【普坛（庵）咒】【讨（逃）军令】等曲牌的煞尾使用。连接的原则：首先是调相同，如尺字调连接尺字调乐曲，六字调连接六字调乐曲等；其次是“首尾相接鱼咬尾”，前曲最后一句与后曲第一句基本相同，或者前曲最后一字与后曲第一字相同。
4.搭调
在曲牌正式演奏之前，管子、笛子都要与笙校音，用热水浸泡管子的哨片调整音高，检查笙、管子、笛子的每一个音孔，反复校音。一切妥当后，开始吹奏几个短小乐句，称为“搭调”。搭调并不构成乐段意义，而是以乐句的形式调整音高的过程，一般云锣和笙的音高无法在演奏中调整，而管子、笛子则可以通过口风、气流控制音高的调整，达到整体平衡的状态。例如，我们在考察时摄录的第一组乐曲就是由搭调起头，随后演奏了【四季歌（鹅郎）】【琵琶论】【宝盒】。在一些展演、表演的现场，我们看到，如果没有搭调的过程直接进入曲牌就有可能导致乐队开始几句音高不统一的状况。
（四）器物
常庄村音乐会成立于何时已经无法考证，不过会中留存的老乐器，如云锣、管子、木斗笙、铙、钹和锣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常小年（1947年生人）仍在使用他太爷用过的枣木管子。这支管子因常年使用，按音孔明显被手指磨大，若按照20年一代人计算，这支管子至少有130年的使用历史。2017年5月，笔者首次考察常庄村音乐会时，常小年脱口而出他太爷从出生算起到现在共144年。这支管子开八孔（前七后一），两头的锡封被更换为铜封，至今仍可以演奏。同样，保留的木斗笙上的按音孔因按压磨损，音孔由圆形变为椭圆形。与之配套的还有红色布制作的笙套。笙的外形保存完好，但笙簧脱落严重，如果重新点笙估计仍能使用，这也印证了音乐会是个“穷会”的说法。
经分别请常小峰、常洪业吹奏管子，笔者得出孔序与基本音名、谱字的对应关系。
音乐会目前使用的旋律乐器有管子、笙、云锣，打击乐器有鼓、铙、钹、板和铛子。主奏乐器为管子，♭E调，合=宫=♭E。乐队排列顺序显示出冀中音乐会常用编制。据常小峰讲，因为音乐会长期处于资金缺乏状况，上几代乐师平时练习很少动用乐器，多用击掌或韵谱来代替，只有在出会的时候才使用乐器，因此一件乐器可以使用几代人。[1]
常庄村音乐会的乐器合照。齐易摄
除了乐器之外，音乐会最引人注目的物件是用于为音乐会成员遮挡阳光、风沙、雨雪以及鞭炮灰烬，同时在户外演奏时还可以聚拢声音的长方形布制围挡——幔帐。幔帐正面绣“音乐圣会”字样，侧面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字样。年节祭祀时，其他乐社来拜访，音乐会要用幔帐迎接来访乐社。音乐会在祭祀、庙会以及德高望重的老会长去世时才用幔帐出会。音乐会出会时威风凛凛，声势浩大：鞭炮开道，门旗飘动，宫灯闪烁，人头攒动，刺绣着乐社名称的幔帐在少则四人、多则六人的托举之下尤为醒目。幔帐之下是满棚的乐师，举笙管，奏雅乐，音声袅袅——只有最优秀的乐师才可以参与奏乐，可以想见，在农耕社会中这是何等荣耀。
常庄村音乐会的乐师们在出会时的坐坛演奏，一般是在幔帐下进行的。荣英涛摄
（五）账本
史料是历史建构的基础。在冀中笙管乐研究中，乐谱往往成为该乐种历史纵深的主要见证者，如我们在雄安新区见到的音乐会皆有谱可依。乐谱手抄本上的历次抄写年代的详细记录，可谓凿凿之言，成为穿越时空的重要证物。对乐社而言，乐谱是必不可少的传承工具，更是最为被看中的“社之重器”，而账本不仅记录了会社的日常收支，也是会社动态生活的“日记本”，更是维护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见证者。
常庄村音乐会保留有三本账本。一本名为音乐会“出入银钱总流水账”，记录了1935—1954年的收入、支出及欠款情况。另外两本是出赁音乐会固定资产的账本，记录了1934—1954年的租赁明细账目：第一本在封面上记有“出赁家伙账”，记录了1934—1952年出赁家什的账目；第二本有封面，无题名，规格接续了第一本的形态，记录的出赁时间为1952—1954年。前者为总账，记载了音乐会每一次租赁、放贷收入的结果，以及支出的每一笔费用清单；后者属于分账，详细记载了出赁家伙的具体项目和数量。
1.出入银钱总流水账封面左起写有“出入银钱总流水账”字样，中部写有“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岁次乙亥正月十六日立”字样；封三盖有“常庄音乐会”的长条形红章。账本长28厘米、宽23厘米，宣纸，毛笔字右起记写；每页分上下栏，上栏记收入，下栏记支出。流水账本第一页记有“民国廿四年正月十六日立”“由旧账移来实存同（铜）子贰仟九百六十八枚”，说明在1935年之前还有一本账本。如果以现存账本记录了20年账目情况推算，上一本账本有可能记录了1915—1934年的账目，也就是说，常庄村音乐会有可能在1915年就已经成立了。
常庄村音乐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入银钱总流水账封面与内页。李欣摄
音乐会在每年年底统计收入和支出情况，如1935年“共入大洋七拾壹元壹毛、同（铜）子壹万四仟五百七十二枚”，“共出大洋七拾壹元壹毛、同（铜）子壹万贰仟八百六十二枚”，“除支净存同（铜）子贰仟七百十枚”：和上一年比，减少了258枚“同（铜）子”。
出入银钱总流水账记录的收入项目包括捐款、放贷利息、租地、租食盒、租家伙、租桌子、损坏物品（大碗）赔偿、卖洋方袋、卖枣、卖锅、打堤用笼、租笼、租细家伙、赔衣、打南堤赔给占布、建路赁笼、挖壕用锅等，支出项目包括购买地、账本、洋布、灯油、猪肉、酒、白面、香油、煤油、干粉、酒壶、水壶、茶叶、水杯、烟囱、酒盅、炭、盘子、笙、横笛、锁、酱包、馒头、蜡、杂货、高香、白菜、灯花、托盘、黄米、灯泡、羊肉、花椒、酱、铁丝、蒸饭屉、币、筷子、煤油、带子、鞭炮、盐、豆腐、柴火、白纸、醋、麦子等以及点笙、画神像、贷款、路费、饭费等。
常庄村音乐会收入来源包括村民捐款、小额放贷、出租音乐会固定资产等，支出主要用于庙会、祭祀、修补或购买乐器以及音乐会日常支出。祭祀时间包括正月十五、四月十五和十月。“经庚子拳乱之后，迷信渐除。近年革命成功，摧抑尤至，庙会式微，不绝如线。然而，乡人农圃之用具、婚嫁之妆奁以及居家日用所需率皆取于庙会而用之，诚以工商百货皆厚生利用之所资，尤为民生主义所不可废者也。”[2] 雄县的庙会有城隍庙、火神庙、八蜡庙、娘娘庙、药王庙、佛寺等，集中在正月、四月、九月和十月，会期一般为4—6天。依据该账本显示，并非每年正月十五都会举办活动，如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就没有记录。
出入银钱总流水账揭示了传统冀中音乐会的借贷、融资、置产、购买和修理乐器、庙会支出以及维护日常所需等经济运营状况。
2.出赁家伙账
出赁家伙账是音乐会专门记录对外出赁桌椅、盘碗、笼屉、食盒等固定财产的账簿。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出赁家伙账本封面左上方竖写“出赁家伙账”字样，中间偏右下方竖写“音乐会订”字样，封底无字。账本长16.8厘米、宽11.5厘米，宣纸，毛笔字右起记写，内有88页。账本首页开头写有“民国廿三年正月十六日立”字样。账本截止时间为“一九五二年正月”，共记录了18年间出赁家伙的情况，其中缺少1940、1941、1942年的账目记录。
两本出赁家伙账中，前者总计出赁268人次，后者出赁36人次。出赁项目有：家伙（整套的盘子、碗筷）、细家伙（精致的瓷器、餐具）、零家伙（部分的盘子、碗筷）、桌子、笼（包括荤笼、素笼）、蒸笼、饭圈、锅、食盒、大碗、盘子、碟子、细碟子（精致的瓷器碟子）、盅子、布、合碗、调羹、筷子、彩绸、羹匙（大羹勺）、酒喇子等。在出赁项目中常见的“标配”为：家伙、桌子、笼、食盒、锅。
值得注意的是，出入银钱总流水账和出赁家伙账这三本账目中都没有显示音乐会“落忙”的收入情况。常小年、常小峰介绍，20世纪80年代以前，音乐会“落忙”不收钱，事主以点心和糖果作为答谢音乐会的礼物。以1929年雄县“以财务局长兼充救济院院长月支车马费十元，内设办事员一人月薪十二元，夫役一名工食银七元，每月公费银八元。是年三月间，移归义仓，议决添筹戏捐，大戏每日收捐银五元，小戏收捐银二元，以为该院常年经费”[3] 为例，依照小戏每日2元、夫役每月7元的标准计算，在农村葬礼中一般会邀请戏班出会2—3天，其费用几乎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月收入，这着实是一笔不菲的开支。然而，作为冀中笙管乐的一员，常庄村音乐会也在遵守着免费服务的立会原则。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常庄村音乐会每年只有2000多铜子的结余，为什么常小年、常小峰会说这是个“穷会”、经常需要会员自己捐款了。
冀中音乐会普遍有记账的传统，财务管理制度严格，并且专门设有记账和管账的人员，每年年底或正月十五过后，大家聚集在官房子里，在众目睽睽之下，记账者和管账者逐项核实收支记录，细致到对回收出赁物品的一碗一盘、一筷一勺的缺失皆详细记录在案。常庄村音乐会的账本为我们了解20世纪30—50年代冀中笙管乐的生存之道，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音乐会依靠出租物品、低息放贷、土地收成以及捐款等微薄收入，支撑乐社的正常运行。
2018年1月12日下午，荣英涛（左一）对常小年（右一）、常小峰（右二）和常洪业三位乐师进行访谈。李欣摄
张振涛老师的《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一书中探讨了碑文和账本中记录的乐社经济活动的收支情况，他认为：“民间社区中艺术性的雅集结社，实际上是经济性的互助结社的衍生物。音乐会是……以执行仪式的艺术雅集掩盖着经济互助的乡民组织。了解这些捐款，也就触到了京畿地区何以滋养、繁衍出这样多艺术组织的深层经济原因；没有这样的经济支持，根本谈不上艺术会社的生存，民众的积薪，让乐社的香火，光焰蔽空。”[4]
当地人常将音乐会称为“音乐善会”（或“音乐圣会”），其本质与他们对乡民的帮助和在社区重大公共事务中回馈乡民的行为相关。常小年说村里只要有人家需要“落忙”，无论有钱没钱，音乐会都要去，这既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音乐会的立会之本。同时，音乐会作为村落内部的重要结社组织，还承担了社区重大活动的组织工作。每年正月十五、春祈秋报、庙会、祭祀等重要时刻都少不了音乐会，活动经费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正因为这些，音乐会获得了村民赠予的“善会”之名。“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有善良、善行、善事，劝善、慈善、友善的含义，还有的人会以“善”字入名。音乐会的善举赢得了冀中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尊重。每逢葬礼，孝子必须到音乐会给会长行叩拜礼，音乐会才出会“落忙”。当音乐会乐师行至丧主家时，全体孝子贤孙出门跪迎入门，这是其他任何职业班社享受不到的尊重和体面。在当地，除了音乐会，还活跃着狮子会、吹打班、吵子会等不同类型的艺术班社，但只有音乐会以其普惠民间的行为获得了“善会”的美誉——就像治病救人的良医，人们会赠送匾额以示感谢与敬意一样。音乐会的这些善举赢得了民心，更奠定了百年传承不息的传奇。
注释：
[1] 2018年6月9日，常庄村音乐会受邀参加第八届智化寺音乐文化节展演期间，笔者采访常小峰时常小峰讲。
[2] 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等纂：《雄县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第111—112页。
[3] 同上，第284页。
（文载河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箫鼓春社·雄县卷》。）
雄县常庄村音乐会演奏曲目：【四季歌（鹅郎）】等。
“土地与歌”微信公众号已经刊载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队第一期、第二期对高碑店市、雄县、安新县、容城县考察的工作手记、表演视频及成果目录，可以点击蓝色链接文字进入阅读。
第三期工作是对涿州市、涞水县和易县的考察。涿州市的考察，“田野寻风”微信公众号已经刊出了涿州市非遗普查、华庄村吵子会、东下庄村张家吹打班、南横岐村横岐调、西韦坨村诗赋弦、涿州市京东大鼓西河大鼓、义和庄村河北梆子、泗各庄村马家吹打班、刁窝村子弟高跷会、长安城村吵子会、上庄村音乐会、东韦坨村河北梆子、上庄村旱船会、南胡宁村竹马会、常村河北梆子、三城村十不闲霸王鞭与八大扇、西茨村登云圣会、长安城村秧歌会、陶营村高跷会的考察手记，可以点击蓝色链接文字进入阅读。
涞水县的考察，“田野寻风”微信公众号已经刊出了南北高洛村四乐社、北白堡村音乐会、福山营村南乐会、东赵各庄村音乐会、张翠台村河北梆子、东南租村十番会、蔺家庄村南乐会、三义村旱船会、山南村霸王鞭的考察手记，可以点击蓝色链接文字进入阅读。
除刊登考察工作手记外，“田野寻风”微信公众号还会陆续刊登团队学者在考察基础上撰写的一系列学术研究文章。已经刊出《田野上的一万个瞬间》（张振涛）《高碑店市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荣英涛）《官民互动，礼俗兼具——高碑店市义店村冰雹会祭礼仪式用乐的历史民族音乐学考察》（常江涛）《石辛庄村音乐会音乐民族志研究》（荣英涛）《官护民养——撞河村吵子会考察探析》（张月）《高碑店市前南里村吵子会的考察与研究》（夏侯玲玲）《高碑店市吵子会考察研究》（张月）《老树新枝——曲堤村武术-吵子会考察纪实》（张月）《丁家庄村十番会田野考察与研究》（夏侯玲玲）《高碑店市地方剧照“上四调”产生、传播之文化分析》（刘小梅）《撞河村上四调戏会考察研究》（节选，陈铭方》）《高碑店市的民间戏曲（上）》《高碑店市的民间戏曲（下）》（齐易 刘潇潇）《传统瑰宝，鼓曲佳音——高碑店市王亮先生的西河大鼓演唱》《高碑店市河头村高跷会的调查研究》（赵聪）《孤株村秧歌会考察报告》（刘诗洋）《雄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齐易）《雄县亚古城村音乐会调查研究》（徐文正）《雄县开口村音乐会考察与研究》（陈瑜）《雄县赵岗村音乐会调查报告》（荣英涛）《冀中笙管，雄州雅韵——杜庄村音乐会考察报告》（李涛）《雄县十里铺村音乐会考察报告》（吴晓萍）《雄县韩庄村音乐会调查报告》（荣英涛）《雄县北大阳村音乐会考察与研究》（夏侯玲玲）《雄县葛各庄村音乐会考察报告》（吴晓萍）《高庄村音乐会实地调查报告》（林敬和）《雄县古庄头村音乐会调查研究》（王先艳）《邢村音乐会实地调查报告》（林敬和）可以点击蓝色链接文字进入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