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基地、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河北大学出版社等）
2016年1月19日中午，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队与杜庄村刘家吹打班成员于杜庄村村委会合影 武卫超摄
第一排左起：杨宝槐 杨建生 王建军 刘志军 刘秀明 杨迎军 王广军
第二排左起：田薇 王永利 张骜 李涛 齐易 荣英涛 俞昌宗 周扬
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队对雄县境内音乐类非遗项目的系统考察、摄录、研究工作，自2015年7月酝酿，10月正式开始，考察团队全体师生和县里的领导与乡亲们克服了各种困难，使整个考察工作顺利推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收获与成就。雄县境内音乐类非遗的蕴藏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对“冀中音乐会”进行过普查的著名学者张振涛，在这次系列考察开始前就对我们讲了一个令他非常深刻的印象：冀中一带音乐会社数量多、文化含量高的县（市），一个是霸州市，一个就是雄县。我们这次系统考察的结果，也完全印证了张振涛老师的这个结论。
冀中一带的民间音乐会社，根据雅俗程度、文化性质及应用场合，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义务组织或参与春节祈祥、朝顶进香、民间丧事、中元祭鬼等与社区事务、民间信仰密切相关的礼俗仪式活动的“音乐会”，他们只演奏传统曲目，主奏乐器为小管子，因义务服务乡民而在村社里有崇高威望。第二类是既参与民间仪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世俗活动，既演奏传统曲目又演奏俗曲、戏腔甚至流行歌曲的“南乐会”（亦称吹歌会），这种具有世俗化倾向的乐社主奏乐器为大管子。另外这一带的十番会与吵子会，则是文化性质与南乐会相近、音乐风格迥异的另一类乐社。第三类是纯世俗性质、以赢利为目的、服务于婚丧嫁娶等各种民间事务的“吹打班”，这类乐班以管子或唢呐为主奏乐器，演奏曲目五花八门，因运作机制灵活、适应市场经济环境而在当代社会红红火火。本文的研究对象——雄县双堂乡杜庄村刘家吹打班，就是属于第三种类型的一个民间乐班。
杜庄村刘家吹打班在为考察者们进行演奏 齐易摄
（一）历史溯源
无论是音乐会、南乐会还是吹打班，皆属鼓吹乐类型的音乐组织。鼓吹乐在河北省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汉时，出生于河北定州的音乐家李延年任协律都尉，负责乐府事务，他“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为西汉鼓吹乐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河北安次人王麻奴是唐代名重一时的筚篥（管子）演奏家。从宋辽时期的壁画等文物看，散乐等“汉乐府之遗声”在河北境内活动非常广泛。明清时期鼓吹乐用于民间婚丧、风俗活动的情况在各地县志多有记载，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大名县志·风俗篇》载：“……娶日亲迎，用彩舆，笙、管、笛、唢呐鼓乐仪仗前导。”吹鼓手还被纳入官衙编制，用于迎官接道等各种仪式服务。民国时期河北地区的鼓吹乐又发展出了咔戏与吹歌两种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1]
吹打班在雄县历史悠久、数量众多（仅杜庄村就有两个，据雄县文化馆杨宝槐馆长估计全县约有30个），乐师被俗称为“吹鼓手”。民间将吹打班用于红白喜事等活动，早已成为一种传统礼俗。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雄县新志》就有关于婚、丧礼用乐的记载，如婚礼的“届期男子亲迎灯烛鼓吹至门，女家宴以酒礼”；丧礼的“架席棚、设乐部、陈明器、题铭旌……”。时至今日，这种礼俗在冀中民间仍然普遍存在。由于俗乐性质的吹打班太多了，考察团队只好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乐班进行考察。杜庄村有两个吹打班，列入我们考察计划的是以刘志军为班主的刘家吹打班。
刘家吹打班正式成立于1996年。刘志军，1965年出生，1976年上学，1984年初中毕业后务农，17岁入本村音乐会（比他大15岁的哥哥在音乐会吹管子）学习各种乐器。具备一定演奏功底以后，在附近村落吹打班应“白事”人手不够时，他常与哥哥一起跟随吹打班外出承事挣钱，在实践中学会了唢呐等更多乐器和众多曲目，并曾经受到过在这一带吹打班里鼎鼎有名的固安县乐师客荣老先生的亲传，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进步很快。1996年在一些朋友的建议下，刘志军自己开始组班承揽红白喜事、商业庆典等各种演出活动。他的吹打班既继承传统，从音乐会、南乐会及吹打班前辈那里积累了大量传统曲牌，又在演奏技巧和演奏曲目方面注重创新、追求时尚，积累了大量戏腔、歌曲和流行乐曲，因此找上门来的生意源源不断，有时一天要应三拨差事。再加上刘志军为人忠厚，懂得吃亏让人，因此附近十里八乡的吹鼓手同行们都愿意搭刘家班承事。刘志军通过自己的辛勤付出，收入日渐增多，家里的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后来他的儿子刘秀明子承父业，13岁开始学习唢呐等乐器的演奏，当年就可以出班应事了。今天刘家吹打班已经是这一带影响广泛、名声响亮的一个民间艺术班社了。
2016年1月19日，河北大学齐易教授（左）在考察时向吹打班班主刘志军（右）请教问题 田薇摄
（二）吹打班的运作方式
河北一带的吹打班以赢利为目的，曲目的选择、技巧的钻研，都是以赢利谋生为出发点和原动力的。民国初年（1912年）版《沧县志·礼俗篇》载：“工乐，专业乐工，以应婚丧之雇用，俗名吹鼓手。其乐器以喇叭、唢呐为主部，杂以鼓、笙、笛、管、籥。民国之先备事而已。近则进步殊速，秦腔（指河北梆子）、徽剧以及军乐时曲均能仿效。用者日多，工值亦增昂。”[2] 民国年间吹打班的咔戏及“军乐时曲”的创新性表演，皆是以“工值增昂”为驱动力的。
据刘志军班主介绍，吹打班的活计来源，一般是哪个村里有红白喜事，往往由村内操持这类事务的“管事”电话联系熟悉和信赖的吹打班班主，两者商议事主所需的鼓乐、表演事宜，以及何时应差、多大规模……，然后吹打班班主根据事主家的要求联系经常合作的乐师与演员，准备应差演出。一般吹打班要按时到达应差的场地，不能误事。刘志军的吹打班揽生意有一个诀窍：提前到事主家，给人家多干一段时间的活儿——这种主动服务、吃亏让人的应差方式，赢得了乡亲们的良好口碑，也使他的生意比别的乐班更为红火。
吹打班的成员之间往往存在亲属关系，就拿这次我们考察时刘家吹打班的几位成员来说，刘志军、刘秀明为父子，杨建生、杨迎军为叔侄，杨建生又是刘秀明的岳父，王建军的师父与刘志军是朋友，打小钹兼吹笙的王广军是王建军的弟弟。虽成员间有亲属关系，但是在乐手与演员的选择方面，刘志军绝不仅仅顾及亲情，更注重选择能够为乐班赢得声誉的艺术水平较高的乐师，不够格的话即便是亲戚也不邀请，用刘志军的话来说就是“名声更重要”。
杜庄村刘家吹打班的刘志军（右）、刘小明（左）父子在演奏 齐易摄
至于为什么吹打班的成员之间多是亲属关系，刘志军谈道：“不是门里出身很难从事这一行，学艺不是三天两早晨的事，没有家里人的传授很难学得到功夫，也很难得到实践锻炼的机会。”还有一个原因：吹打班是营利性组织，“肥水不流外人田”，有挣钱的机会还是要考虑照顾亲情关系。
由于吹打班是营利性组织，而当地的音乐会、南乐会往往是义务性质的组织，在市场经济发展、等价交换意识日益增强的现代社会，音乐会、南乐会的一些乐师为了挣钱，也加入当地的吹打班，用另一种身份以艺谋生。这种做法在过去是违犯会社规矩、不被允许的，张振涛的《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一书里，就记载了个别乐手因逾越了这个规矩而被开除出音乐会的事例。[3] 但在今天，音乐会、南乐会的乐师搭班吹打班挣钱，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甚至有些音乐会、南乐会为了会社的发展本身也在逐渐转为有偿服务。
（三）乐队构成与音乐使用
吹打班作为鼓吹乐的演奏形式之一，自然是以管子、唢呐、笙等吹管乐器与鼓、板（小钹）等打击乐器为主。但是雄县一带的吹打班所使用的乐器，在此基础上更为丰富，乐器种类更为多样。吹打班的规模往往较小，一般为6至十几人，乐师人数的多少主要视雇主的要求及所付报酬的多少而定。
坐坛（坐姿）演奏时，刘家吹打班有时是以管子主奏（G调大管子三孔做Do，或E调小管子翻吹D调五孔做Do），有时是以唢呐主奏。大管子主奏的情况比较多，往往演奏由南乐会继承来的曲目，如【小二番】【放驴】等。小管子主奏时往往演奏由音乐会继承来的曲目，如【四上佛】【醉太平】等。唢呐主奏时所吹奏的曲目比较广泛，有当地吹打班沿袭下来的传统曲牌【打枣】等，外来的传统曲牌【百鸟朝凤】【一枝花】等，现代歌曲《母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除了主奏乐器外，还可以加入笙、笛子、板胡、二胡、电子琴等旋律乐器，打击乐器则使用小堂鼓、板、钹、铙、铛子及梆子（在一场演奏中这些打击乐器并不全用，而是只选其中几件——一般小堂鼓、板为必用）来调控音乐的节拍与速度。为了追求新颖，吹打班有时甚至加入萨克斯、葫芦丝等中外乐器。
在考察中，荣英涛老师为吹打班班主刘志军拍摄单人照 齐易摄
在吹打班的坐坛演奏中，电子琴几乎成了固定编制乐器。这件现代乐器在吹打班的使用，也适应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演奏传统乐曲时，演奏者右手弹奏旋律，左手只是跟随右手弹奏简化的旋律骨干音，而不是打开自动伴奏演奏和弦音型。这样可以保持中国传统音乐固有的风格特点。但是如果演奏流行歌曲，电子琴弹奏者往往要打开自动伴奏演奏和弦音型，以求音乐风格的时尚化。但是由于民间乐师不太懂西方那套和声知识，在左手弹奏时仍然会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多以跟随右手弹奏简化的旋律骨干音的方式选择和弦。
吹打班在红白喜事中作为礼仪队伍的前导做行进演奏时，为适应街巷、野外的环境，多以声音更响亮的唢呐主奏，板胡、二胡、电子琴等不适于行进演奏的乐器则被舍掉了（二胡有时还带着，主要在行进驻足时演奏），打击乐器中的小堂鼓常换成便于携带的小扁鼓，或挂在身上或拿在手中。在婚礼的演奏中讲究“成双成对”，唢呐、笙、鼓、钹等乐器都各有两个乐师演奏；在丧事的送葬队伍中，各种乐器的数量就比较随意了。
咔戏演奏是吹打班非常吸引人的一种演奏形式（当地的南乐会也有咔戏的演奏）。演奏者口中往往含着一个被称为“口噙子”的咔哨（起改变音色的作用），用口哨或嗓音与咔哨相结合发音模仿出不同戏曲剧种、不同行当的唱腔，再用铜喇叭将声音扩大。由于咔戏表演时使用铜喇叭，加之常与唢呐吹奏交替进行，往往使人误以为咔戏的声音也是吹奏出来的。
刘家吹打班在葬礼仪式上的咔戏演奏 齐易摄
吹打班演奏的曲目，有传统曲牌、咔戏及各种歌曲。传统曲牌如前所述，有的继承于当地的音乐会、南乐会等民间乐社，有的是吹打班自身沿袭下来的，还有的是在现代传媒环境下由外地传入的传统曲牌。咔戏的表演往往模仿当地较有影响的剧种的唱腔，如河北梆子、京剧、哈哈腔、评剧、豫剧等。但这种咔戏吹的往往不是某个特定唱段的曲调，而是根据某个剧种的特性旋律综合而成的曲目，一首咔戏曲目里面往往包含了生、旦、净、丑各种行当的唱腔，表演时不同行当的音色变换会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吹打班演奏曲目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民歌、历史歌曲和当代歌曲等。当然应差演奏时曲目的选择，还要依具体场合而定，正如刘秀明乐师所说：“婚礼上一定要吹《好日子》。但如果应丧事还吹《好日子》，那就是找打了。”
（四）表演场合与经济收入
刘家吹打班的表演场合，在本村及附近村落多白事，在白沟一带多红事。近些年老人祝寿的活动日渐增多。春节期间则多以唱戏来营造节日氛围。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开业、周年庆祝、促销等需要以音乐方式造势宣传的商业庆典活动也日渐增多。为了获得更大的演出市场和更多的收益，雄县一带的吹打班纷纷走上了多元化经营的道路，由原来的单一乐器演奏，变为器乐、戏曲、歌舞共生，以适应社会更广泛的需要。
民间丧事必请吹打班来动响器，是杜庄村及周边一带丧仪约定俗成的规矩。如果有人逝去主家连个响动也没有，会让人觉得没有面子。至于除了吹打班还要请哪些表演形式参与丧仪，则要看主家的经济实力。2015年12月5日，我们在雄县南庄子村吵子会考察时偶遇一场丧事，主家请了吹打班、吵子会、军乐队、歌舞团四个艺术组织来演出，把整个一条村街都占满了。2016年1月19日，考察杜庄村刘家吹打班时，下午考察团队部分成员随刘秀明等吹打班成员到附近的孙各庄村考察他们参与的葬礼活动，事主家因经济条件不太好，所以只请了一个吹打班。吹打班在丧仪上，往往要在灵棚前进行坐坛演奏（这一带的灵棚往往搭在家院外，搭得比较大）。吹打班一般首先要奏安灵堂用的【开灵曲】，然后曲目的选择就相对自由了。19日下午，我们在丧仪上听到了各种传统曲牌、咔戏及各地民歌、历史歌曲、流行歌曲等“吹歌”的演奏，如【打枣】【苏武牧羊】以及《敖包相会》《母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甚至听到了“文革”时期的歌曲《老两口学毛选》——经了解这竟然是此地丧仪上的常用曲目。丧事主家在到村外烧各种祭品纸扎和送灵至墓地（这里虽实行火葬，但在遗体火化之后村民仍要将骨灰盒放入棺材里入坟发丧）时，吹打班则要在送葬队伍之前以行街演奏的方式做仪仗前导开道。走到村口时，送葬队伍走向墓地，吹打班则停下来以乐声相送，直至送葬队伍在视线中消失，才算完成任务。
在白事仪式中，吹打班的乐师们做为前导走在葬礼队伍的前面 齐易摄
2016年1月19日下午，刘家吹打班在葬礼仪式上进行演奏 齐易摄
婚庆喜事是吹打班的又一个表演场合。由于时间所限，我们这次没能亲临婚礼现场考察，但根据以往的观察及刘秀明乐师的描述，我们了解到吹打班参与婚礼的大致过程。婚礼这天凌晨，吹打班随男方的迎亲队伍坐车于吉时（五六点钟）到达女方村落，提前下车作为前导走至女方宅门前。将新娘接出后，吹打班作为迎亲队伍的前导需在女方村街上缓步行乐，以将喜事广而告之，然后随迎亲队伍上车赶赴男方村落。到村口后，迎亲队伍下车，还是以吹打班为前导，行乐步入男方家。之后稍事休息，大约在八九点钟婚礼开始举行时，吹打班礼乐高奏。婚礼主持人主持婚仪时乐声暂息，新郎、新娘拜天地时乐声又起，直至把新人送入洞房，吹打班才算完成任务。婚事往往奏具有欢乐喜庆风格的乐曲，如【抬花轿】【满堂红】【洞房赞】【金鼓曲】和《好日子》《金蛇狂舞》以及电影《红高粱》里的《颠轿曲》等。婚礼本来是吹打班的固定市场（当地的音乐会、南乐会不参与婚礼活动），但是在杜庄村及其邻近村落，有许多人家的婚礼现在开始改用军乐队，占去了吹打班原来的部分市场份额。而离杜庄村15公里远的商业繁盛之地白沟镇一带，仍然保持着婚礼用吹打班的传统，刘家吹打班为了保持正常的营业收入，往往要一再扩大营业的地域范围，所以常在白沟一带应红事。
近些年来，为老人祝寿和节日助兴成为吹打班一个新的服务项目，但是为老人祝寿和节日助兴往往不是动乐器演奏，而是吹打班牵头召集民间艺人来唱戏（婚、丧仪式活动中有时也应主家的要求由吹打班组班唱戏，这一带多唱河北梆子），属吹打班多元经营的范畴。这些表演戏曲的民间乐师有的曾经是县剧团（已解体）的专业演员，有的是村里民间剧团的佼佼者。为老人做寿而请戏曲表演助兴的人家，往往是村里家境相对富裕、人口比较多的大家主。祝寿所演的剧目，往往带有喜剧色彩，有的还具有传统孝道的教育意义，如《喜荣归》《打金枝》《三娘教子》《算粮登殿》等。刘家吹打班为方便戏曲演出，专门购置了用130型汽车改装的流动舞台及成套的音响设备，还打算花费十三四万元购置较大型的航架式流动舞台及更先进的音响设备。
2016年2月23日（正月十六）下午，雄县孔马村吹打班临时组团到高碑店市大义店村演出河北梆子《杜十娘》 齐易摄
在商业化的社会里，激昂的乐声、宏大的阵势和热闹的歌舞等作为能够招徕大量观众的艺术形式，自然也会被用于商家开业、周年庆典等活动。在商业庆典活动中，吹打班的班主主要担负组织、协调的任务，负责为商家找庆典仪式主持人及歌舞演员。在商家觉得吹打班奏乐响动小时，吹打班班主还要联络附近的吵子会、军乐队等比吹打班更喧闹的音乐组织来奏乐。一般来说，在商业庆典的过程中，除了仪式上相关领导的讲话，就是以乐声、歌舞节目（歌舞也是近些年吹打班多元经营的一个项目）来吸引观众，中间穿插各种商业广告以起到宣传效果。商家以此作为有效的聚众和宣传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推动商业经营上新台阶、展新局面。
据刘家吹打班班主刘志军说，一到“五一”“十一”等关键时间节点，县域内的各种演艺人才往往要接连赶场，可见商业庆典对演艺活动的需求之大。
至于经济收入，吹打班的乐师及临时聘来的戏曲、歌舞等演员，目前一般一个工（半天）的报酬为100元。据刘秀明说，遇到忙的时候，乐师们一天要赶三个工（上午、下午及晚上），一般时候也要赶两个工，一天出一个工的情况很少。如此说来，仅工时收入每个乐师一个月就有6000元左右，这在当地农村来说绝对是高收入了。当然与较高收入相对应的是非常大的劳动付出，乐师们常常要早出晚归，且为了生计需游走四方。吹打班的班主作为组织者及流动舞台、扩音器材等设备的提供者，往往还要从乐师的报酬之外收取一定的利润及设备使用费。刘家吹打班收取的利润及设备使用费是多少，班主刘志军没有明说，但从我们这次系列考察中得到的规律性信息，一般是雇主家所给总报酬的1/4到1/3。
（五）继承传统与追求创新
吹打班与音乐会的区别，除了是否赢利，就是音乐会固守传统，只演奏传统曲牌，不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增加时尚的新曲目，而吹打班则讲究与时俱进，村民们喜欢什么，吹打班就表演什么。
当然，吹打班的这种与时俱进、追求创新，也是建立在继承传统之上的。无论是演奏曲目、乐队组合、演奏技巧、音乐风格，吹打班都是坚实地站在中国传统音乐之上的。从演奏曲目上来说，吹打班对本地音乐会、南乐会的演奏曲目都有广泛吸收。如这次摄录的刘家吹打班演奏曲目中，【四上佛】来自音乐会，【灯赞】【放驴】等曲目来自南乐会，【一枝花】【百鸟朝凤】等则是来自山东、河南的民间音乐。当然，对于吹打班来说，对传统乐曲的选择，要以演奏效果为标准进行取舍。就像刘志军所说：“要的就是一个气氛，越热闹大家才越感兴趣，像音乐会那样四平八稳地闭着眼吹不吸引人。”从乐队组合上来说，吹打班保留了中国民间传统乐队的小型化、特色乐器主奏、支声织体、打击乐器击节掌控板眼等一系列特点。从演奏技巧与音乐风格上说，吹打班更是传统的继承者。正如在访谈时刘志军再三强调的那样，吹打班一定不能丢掉传统，无论是吹管子还是吹唢呐，滑抹勾挑一定要把“味儿”吹出来。此外他认为“音乐学院的管子音调发直，没有民间传统的味道”。中国的乐器演奏者，传统上都是多面手，一个人往往能够演奏多种乐器，以适应各种表演场合的不同需要。吹打班的乐师们也是如此，几乎每个人吹拉弹打样样都拿得起。如刘志军的儿子刘秀明既能吹管子、唢呐，又能弹电子琴、打底鼓，其他的如吹笙、拉胡琴等也都能应事，真正是“全活儿”。
继承传统与追求时尚是吹打班的一体两面，所以根据一方百姓的实际需要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充实、发展自己的演奏曲目、表演形式、乐器使用等，以求“工值增昂”，是吹打班的又一个特点。
在演奏曲目方面，刘家吹打班除了继承本地的传统曲目外，还通过看录像、同行间互相观摩等方式学习其他地方的传统音乐，如【百鸟朝凤】【一枝花】和《月牙五更》等。咔戏是吹打班表演中非常吸引人的节目，这种表演也是刘家吹打班的绝活儿，我们这次听到了他们表演的《河北梆子腔》《哈哈腔》《朝阳沟》《二黄原板》等咔戏演奏——几乎所有听到过的戏曲，他们都可以用咔戏的方式进行惟妙惟肖的模拟表演。不断扩大的咔戏曲目及对不同戏曲风格的追求，意味着吹打班在演奏方法上的不断探索和创新。
在使用乐器方面，吹打班虽然以中国传统吹打类乐器为主——有时以唢呐主奏，有时以管子主奏，但也与时俱进地加入了电子琴、萨克斯、葫芦丝等乐器，体现出追求时尚的特点。用班主刘志军的话来说就是：“如果都是唢呐，就不新鲜了。”在考察、摄录时，我们建议只使用传统乐器保持原始风貌，所以萨克斯、葫芦丝没有参与到这次表演中来，但是电子琴他们一定要加进来，认为这样才更好听——看来这件现代乐器几乎已经成了吹打班的“标配”。对于外来乐器加入到中国传统乐队的表演中来，一些人可能以“维护中国传统音乐纯正基因”的理由加以反对，可是回观中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琵琶、胡琴、唢呐、扬琴、管子……这些今天被视为地道的中国乐器，哪一件不是外来的？善于将外来的乐器拿来为我所用，并在使用的过程中将其中国化，不正是中国音乐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吗？
吹打班求新求变、追求时尚的做法还有许多，如在乐器的演奏方法、演奏曲目上，处于电视、网络等当代传媒环境下的年轻乐手刘秀明等人，因常从电视、演奏录像上多方学习，因此演奏技巧更加多样，演奏曲目也更加丰富，且已经有了与父辈不同的演奏风格；歌舞表演中原来伴奏用电子琴现弹，现在紧跟时代步伐，直接从网上下载现成的伴奏音乐，伴奏效果更立体、更丰满了。
自乔建中、张振涛、钟思第（英）、薛艺兵等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冀中音乐会进行普查，并由此引发学界对冀中民间音乐的长期关注，进而形成张振涛所言的“冀中学案”以来，学界对冀中地区民间音乐研究的学术成果已经有了许多，但是由于吹打班的善于随时尚而变的文化特点和作为谋生手段的商业性质，学界往往认为其“传统文化含量”不如音乐会高，对它的关注程度也就减淡了许多。我
们在对吹打班这一群体进行了初步考察以后，才意识到这种认识的浅陋：吹打班是民间音乐组织里的“专业团队”，因凭艺吃饭而有着比一般乡间业余乐师更为精湛的演奏技艺，谁能说他们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吹打班在演奏曲目方面广泛接纳，不仅继承了大量本地域和外地传入的传统音乐，而且顺应乡间百姓需求因时而变的文化特点，岂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善于顺势而为、永葆活力的具体体现？它们有着比当地音乐会、南乐会更多的组织数量，虽然难以像音乐会那样受到学界之邀登上大雅之堂被奉为“XX古乐”，却从古至今一直是乡间百姓红白喜事等人生大礼上最为常用的礼仪音乐应承者。吹打班作为乡间礼乐的文化功能与崇高地位，谁又能取而代之？自诩为秉持文化价值相对主义的我们，为什么要对吹打班这一民间音乐文化的重要品类低看一眼呢？
吹打班因适应市场经济而在今天活力不减，因而不需要特别加以保护。但是我们呼唤学界关注冀中民间的吹打班，因为它们也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当之无愧的代表之一。
注释：
[1]参见《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河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河北卷》，中国ISBN中心，1997年，第5—9页。
[2]同上，第9页。
（文载河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箫鼓春社·雄县卷》，此前该文还曾发表于《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雄县杜庄村刘家吹打班参与葬礼仪式视频
土地与歌”微信公众号已经刊载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队第一期、第二期对高碑店市、雄县、安新县、容城县考察的工作手记、表演视频及成果目录，可以点击蓝色链接文字进入阅读。
第三期工作是对涿州市、涞水县和易县的考察。涿州市的考察，“田野寻风”微信公众号已经刊出了涿州市非遗普查、华庄村吵子会、东下庄村张家吹打班、南横岐村横岐调、西韦坨村诗赋弦、涿州市京东大鼓西河大鼓、义和庄村河北梆子、泗各庄村马家吹打班、刁窝村子弟高跷会、长安城村吵子会、上庄村音乐会、东韦坨村河北梆子、上庄村旱船会、南胡宁村竹马会、常村河北梆子、三城村十不闲霸王鞭与八大扇、西茨村登云圣会、长安城村秧歌会、陶营村高跷会的考察手记，可以点击蓝色链接文字进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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