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基地、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河北大学出版社等）
2015年11月21日下午，考察团队与邢村音乐会成员于村委会院内合影。耿兆飞摄
第一排左起：王先艳 文宇洁 曹琼艺 孙萌 杨婧 袁亚婕 冯云
第二排左起：杨宝槐 张乐 张成军 邓立学 张文茂 张志刚 齐易 张双利
第三排左起：张法同 张雷 张村亮 张景春 林敬和
第四排左起：张小未 张中海 张云海 张然同 赵金钟 齐易
邢村位于雄县县城的东北方向。根据村民的叙述，邢村有1000多人，大部分姓张。随着近几十年来城市的不断发展，邢村已基本被雄县县城兼并，不再像以前一样是一个独立的村落。这个村落离雄县县城近，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邢村在“文革”中，受到了比其他距离较远且独立的村落更直接且持续时间更长的影响。从邢村乐师的口述来看，“文革”似乎对村里的生活和音乐会都有很大的影响。
尽管离县城很近，但邢村仍保留有耕地，音乐会大部分成员的收入仍以农业为主。在调查中，乐师们提供了这个村的一些历史信息。据他们说，过去邢村有两座建于明代的寺庙——三义庙和真武庙。如果是这样，这个村至少已有400年的历史。[1]考察团队于2015年11月21日对邢村音乐会进行了田野调查。此前的联系人是河北大学的齐易教授，他对邢村音乐会的基本情况做了前期的收集工作。21日这天，我们在村里的活动室进行了考察、摄录工作。这个活动室不仅是村委会所在地，还是医务室所在地。在调查中，我们采集了乐器、乐师的图文信息，还对一些演奏曲目、韵谱以及三位音乐会乐师的采访进行了录像。
（一）历史
1.1949年前
关于邢村音乐会历史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一些实物，以及音乐会成员中年长者的自身经历。“文革”后，音乐会在关键人物苏文田先生及其他合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复兴。
在邢村音乐会的实物中，有4攒木斗笙、1支九孔管子[2]，以及3部乐谱。这些都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木斗笙及九孔管子都是说明这个村落传统音乐特征及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他们的乐谱则更直接地表明了这个村子的曲目与雄县流传的音乐会曲目之间的关系。据传邢村音乐会曾受乾隆御封，还赐会旗4面、座棚2架。这类传说在这一带许多音乐会普遍存在，往往是村民显示自己音乐会辉煌历史的一种美好愿望——事实上皇帝不可能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而忙着御封一个个民间音乐会。
可能说明该村音乐会历史的，还有老乐谱的序：“里合庄音乐会由乾隆五十二年禅师王光辉字妙音传，民国三十六年请里合庄王永庄、王清苓传”。但是据1993—1995年在“冀中音乐会普查”时考察过雄县西安各庄村音乐会、看到过西安各庄村音乐会那份乐谱的张振涛老师讲，邢村音乐会这份乐谱确信无疑就是西安各庄村音乐会的那份乐谱——至于这份书写极其精致的乐谱是怎么传到邢村的，我们多方询问也未得到明确的答案——因此这份乐谱难以作为说明邢村音乐会历史的证据。[3]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专门采访了音乐会的三位成员，他们分别是邓立学会长和张景春、张雷两位乐师。据他们回忆，在20世纪50年代，邢村从黄湾村邀请过一位师傅来教音乐，所以黄湾村音乐会演奏的曲目和使用的乐谱与里合庄村音乐会是相同的。在当地，里合庄村音乐会非常有名，因为该村的寺庙中有许多一直传播原始音乐的僧人。当然，从邢村音乐会局内人自称“音乐会已经传了五代”的说法看，也有可能在民国期间邢村就已经有了音乐会，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请来黄湾村师傅传授了一些曲目。
据张景春对他孩童时代的回忆，在新中国成立前，邢村音乐会是为全村的各种仪式服务的，尤其是红白喜事。例如在葬礼中，乐师们会使用传统的管子等乐器演奏古老的曲目；在婚礼时他们会变换使用唢呐主奏，且换一些不同的曲目——实际上在婚礼中他们的身份是吹鼓手，因为音乐会传统上是不允许参加婚礼演奏的。在他看来，“音乐会就是一套人，有两套曲目和两套乐器（即两种身份）”。
由于音乐会为整个村庄服务，所以全村每个家庭每年都会给音乐会提供一些经费资助，音乐会能够非常好地从村民那里得到经济上的支持。
邢村音乐会一套班子两种身份、两套乐器、两种用途，这种情况非常有意思，因为这可能提供了一些新的关于南乐会形成过程的线索，即从传统音乐会所独有的曲目和乐器到南乐会新颖的表演类型，它的表演增加了新的曲目、乐器以及表演场合。
既然在1949年前村子里已经出现了音乐会，同时考虑到以传统方式学习曲目是需要时间的，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在1949年前邢村音乐会至少已经有了近50年的历史。
据乐师们回忆，在那个时候，人们要想成为音乐会的一员，就必须认真地学习音乐。张景春记得，他奶奶说如果乐师们学习不刻苦，师傅就会惩罚他们。这也是为什么音乐会会被称为“圣会”的原因，因为其他的音乐社团相比而言在教育方面是不严格和不够专业的。
同时，学员们还要根据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来贡献粮食。在他们学习音乐的时候，会共享这些食物。
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队在对邢村音乐会的三位骨干乐师进行访谈后的合影。杨婧摄
2.新中国成立初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张雷的父亲与苏文田（邓立学的干爹）一起加入音乐会。20世纪50年代，邢村音乐会从古庄头村邀请了一位老师，教授了近两年。如前所述，音乐会后来又从黄湾村邀请过一位老师。这样的选择似乎能保证他们的曲目仍保留有传统音乐的原始风貌。
邢村音乐会在1949年以后水平有所下降，主要是受自20世纪下半叶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比如张雷的父亲举家移居北京，音乐会失去了一名骨干。
3.“文革”期间
与其他音乐会一样，“文革”对邢村音乐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那时，虽然我们目前的调查对象还不是音乐会的成员，但他们已经学会了一些音乐知识：邓立学为了好玩儿跟随他的干爹苏文田学习三弦，张景春已会拉二胡，张雷也在外地通过学习接受了音乐教育。
“文革”期间学校停课，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们才完成学业。
那时，邓立学成为“红卫兵”的领头人，参与了“革命”行动。据他回忆，他们不仅破坏了村里的寺庙和石碑，还破坏了家里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物品，如收音机。
相反，张景春发现自己处在了社会的对立面上，因为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那些年，他认为自己不够“红”而羞于在学校当教师。
“文革”不仅对他们的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同村年轻人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4.“文革”之后
“文革”的结束为很多音乐会的复苏创造了社会环境。
邢村音乐会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才开始复苏，比周边其他地方都晚。会里所有乐师都说他们的音乐会重建于1997年，然而，他们展示给我们的一张题为“邢村音乐会组织机构”的大红纸海报上的落款日期却是1996年10月。
按照“邢村音乐会组织机构”海报所写，音乐会重建时的组织结构如下：
领导成员：张云龙 张占奎 王万道
会长：邓立学
副会长：张文茂 张然同
音乐组
云锣：张雷
大管：张文茂 张中房 孙小军
横笛：甄宝申 张中海
笙：邓立学 张成军 张志刚 张存良（村亮） 赵金钟 张小未
敲打组
（铙钹）：张占奎 张然同 张乐 张云海 张克来 张法同
二胡：张景春 王克一
读谱：张雷 张景春
这张海报是一份有趣的资料，它提供了很多关于邢村音乐会内部结构的线索。事实上，民间乐师们经常谈论的“音乐会”的概念（这和我们同邢村音乐会乐师们谈论音乐会时一样），是一个包括乐师与那些不参与音乐演奏但为会社事务做出贡献的会员的组织机构。
20世纪90年代，张三长是村里的支书，他为邢村音乐会的重建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喜爱音乐，尤其是传统音乐。他赞同音乐会的重建也主要由于他对传统音乐的这份爱。正如张景春所言，“张书记软磨硬泡地让大家参加”。张三长似乎有着极强的人格魅力，因为被采访的三位乐师都认为他是个好人，是一位优秀的领导。张三长给音乐会购买各种乐器，就是为了重现音乐会昔日的辉煌。
音乐会重建时的第一位老师是苏文田，之后是甄宝申。他们两个都是“文革”前那一代的乐师。苏文田的“脾气不好”，他坚持做事情应该用传统的方式，尤其是在工尺谱的使用方面。
我们专门采访的三位乐师都是在张三长的再三邀请下加入音乐会的。邓立学和张景春在这之前已掌握了一些音乐技能，如拉二胡、吹笛子，也识简谱。“文革”期间，他们一直在练习这些乐器。以前，邓立学与其他音乐会成员一样，参加了宣传队。张景春曾在保定的新生剧团拉二胡。尽管张景春的哥哥在音乐会中担任敲鼓的角色，但张景春却不知道音乐会的曲目。有一段时间，张景春以手受伤不能演奏为由拒绝参加音乐会。张雷于1981年回到村里后，常常给苏文田的管子制作哨子。由于与苏文田的这层关系，张雷加入了音乐会。
在1996年10月加入音乐会时，大部分乐师40—50岁，年龄最大的张景春58岁。通常，音乐会都是从年轻人中招收新成员，然而，邢村音乐会的招收条件非常奇怪——它招收的是40多岁、已掌握了一定音乐技能的成员。虽然这些成员在进入音乐会后，原有的一些音乐知识能够帮助他们尽快地掌握演奏要领，但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记忆工尺谱曲目对他们而言非常困难。这也是为什么目前邢村音乐会演奏的曲目非常有限的原因之一。
据张景春回忆，对他来说，学习工尺谱是件全新的事情。他与苏文田有一些不同意见，因为他已经开始使用简谱来记录音乐会的曲目。尽管工尺谱是他们村里音乐文化的一部分，但它对那些刚参加音乐会的成年乐师来说，确实是巨大的挑战。
5.当前状况
在我们开展实地调查之前，根据齐易教授收集的信息来看，这个音乐会有30多人——可能包括一些做服务工作的乐师之外的人。然而，在我们进行实地调查时，邢村音乐会只有十几个人参加演奏。这些人几乎都包括在1996年10月的“邢村音乐会组织机构”里面。
如今，邢村音乐会仍然在村中的葬礼上和每年正月初八的活动中进行演奏。对音乐会成员而言，定期排练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们不会经常聚在一起练习演奏。
总之，邢村音乐会总体在衰退。即使大量的曲目仍记录在乐谱中，但现在的音乐会只会演奏一些支曲（即小曲）。乐师们的年龄也在逐渐增大。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需要招收新的成员，但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他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来保证音乐会的持续传承和发展。
（二）乐器
在进行实地调查的时候，我们观察到邢村音乐会的乐队编制是典型的冀中音乐会乐队编制。邢村音乐会的乐器分为旋律乐器和节奏乐器两种。
邢村音乐会的乐器合照。耿兆飞摄
旋律乐器包括：管子（双簧震动气鸣乐器）2支；笙（自由簧震动气鸣乐器）4攒；笛子（边棱音气鸣乐器）2支，当地乐师称为“横笛”；云锣（击奏体鸣乐器）2架。
节奏乐器包括：鼓（击奏膜鸣乐器），其中大鼓2面、手鼓1面；钹（拍奏体鸣乐器）2副；铙（拍奏体鸣乐器）2副；板（拍奏体鸣乐器）1副，当地乐师也称“镲铬”；铛子（击奏体鸣乐器）1个，通常很少使用。
此外，邢村音乐会还有两把二胡。二胡的使用使邢村音乐会有从过去“北乐”的传统中分离出来逐渐纳入南乐”的趋势。
音乐会有“北乐”和“南乐”之分，颇似佛教音乐中的“京音乐”和“怯音乐”。从20世纪20年代起，南乐得到新的发展，吸收了唢呐（或海笛）、龙头号、胡琴等多种乐器，扩大了乐队规模，同时受到地方戏、民歌、咔戏等影响不断增加演奏曲目，其音乐广泛地受到人们的喜爱，形成了所谓的“吹歌会”。民国以来，一部分音乐会有时参与民间婚礼活动，超出了本来仅为祭祀、丧事等活动服务的范围，并由业余的农民演奏团体转变为半职业或职业化的艺术团体，形成了具有独特性、风格豪放的表演形式。这种发展主要与南乐有关，北乐基本保留着传统风貌。
值得注意的是，邢村音乐会有2攒含有17个笙苗的木斗笙、2支九孔管子（前七后二）。
邢村音乐会的木斗笙与九孔管子。耿兆飞摄。
这个音乐会还有新的笙（E调），但是乐师使用的都是旧有的指法，尽管新笙的笙苗都能出音，但现在的乐师依旧不会演奏第1、2、16、17根笙苗的音。
我们在邢村音乐会看到的标有“民国三十六年”字样的谱本的扉页上写有一份十七簧笙的“笙苗歌”，即一个十七簧笙的音位表，也是一份合笙法表。关于这份宝贵的资料，张振涛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4]
从“笙苗歌”与现存邢村音乐会笙的音调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说明其音乐在传承中发生了变化。
此外，该乐谱在相同的页码处写有管子和横笛的音位表。
管子的音域为两个八度多，乐师通常在工尺谱字前加上“塌”“尖”“平”等字来表示某一谱字上下不同的八度，但据笔者了解，现在邢村的乐师们不再使用这些术语。
（三）乐谱
这次的考察，我们从邢村音乐会收集到了三个版本的乐谱，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张振涛所说从西安各庄村拿来的标有“音乐会里合庄由乾隆五十二年禅师王光辉字妙音传，民国三十六年请里合庄王永庄、王清苓传”字样的谱本，这个谱本是用极规范的楷体字书写的，谱本前面有12套大曲（也称套曲）的完整目录，清楚地揭示了音乐会套曲的传统曲牌连缀方式。其后有目录所载全部曲目的乐谱，最后还有一套打击乐谱。其难得的完整性使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邢村音乐会的三个谱本。耿兆飞摄
此外，还有封面上用圆珠笔标有“音乐会开始曲谱最初抄自老本”字样的一个当代人抄写的小谱本（约32开大），内页里既有用粗笔横写的工尺谱曲牌，又有用圆珠笔书写的简谱，还有在工尺谱字旁边标注的相应的简谱音符。谱本里的乐曲，既有【鹅郎儿（子）】【金字经】【五声佛】等传统曲牌，【胖娃娃】（【苏武牧羊】变体）、【送情郎】（【孟姜女调】变体）等南乐俗曲曲牌，也有《十五的月亮》《歌唱二小放牛郎》等现代歌曲，还有京剧、河北梆子的一些曲调，这个谱本的乐曲显示了邢村音乐会向南乐方向发展的倾向。
第三个谱本大约8开纸大，封面标有“乐谱”“邢村音乐会”字样，为横写工尺谱与简谱对照油印本（工尺谱字在上，简谱在下）。从一些乐曲的开端右上角所标“张雷配简谱”字样来看，这份乐谱是张雷等精通简谱的乐师记谱整理并翻印给所有音乐会会员的。这份乐谱除最后一首附有歌词的【苏武牧羊】及【送情郎】是南乐会曲牌外，其他全部为音乐会传统曲牌。
邢村音乐会原来使用工尺谱，但是随着张景春、张雷等人的到来，他们在乐谱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简谱，这显示了邢村音乐会在文化内涵上的渐变。
从历史和音乐的角度来看，民国三十六年的老谱本是很有趣的。它的工尺谱字是用非常清晰、标准的楷书书写而成的。谱本最后还载有打击乐的套曲。
乐谱中还用“、”表示板眼，一条线表示时值延续，方括号“┌ ┙”表示重复。
工尺谱只记有旋律的骨干音，没有阿口。和其他的音乐会一样，阿口必须从老师那里学得。
乐谱的目录记录了12套大曲，即【西闻（文）经】【锦堂月】【泣颜回】【骂玉郎】【大走马】【昼锦堂】【普天乐】【挑袍】【普庵咒】【小化缘（华严）】【柳含烟】【中排起末】，在每套大曲的起始页，还在翻口页边的中间用红色的纸做标记，写出“第一套”等套数顺序，这也是冀中音乐会记谱的传统方式之一。
12套大曲之后还附有【（泣）颜回（慢板）】【昼锦堂（慢板）】【大走马（慢板）】等3个支曲曲牌，经对照套曲里的同名曲牌，笔者认为这是前面所载3个曲牌的慢板变体形式。有趣的是在这3个慢板曲牌里，记谱者还用更小一些的字把曲调的变化细节（阿口）记写了下来。
谱本的最后是【河西钹】【粉蝶儿】【河东钹】【过街仙】【黄龙摆尾】【斗鹌鹑】等6首打击乐曲牌，其中【粉蝶儿】占了6页多的篇幅，而其他5个曲牌每个只占大约半页的篇幅。就其他音乐会的情况来说，【粉蝶儿】亦称【粉蝶儿大套】，它本身一共有七身，这个谱本上的【粉蝶儿】也当如此，但是笔者看不出各身之间明显的段落标记。另外，这6个曲牌本身还有可能就是一套完整的打击乐大曲，其正身（主曲）就是【粉蝶儿】。
邢村音乐会民国三十六年谱本特殊的音乐学价值是：它为我们提供了冀中音乐会大曲早期典型的“头”“身”“尾”三部分结构的特征。
该乐谱清楚地记载了音乐会大曲在雄县地区传播的时间。它可以与智化寺为代表的佛教京音乐进行比较。它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可以用来比较乐谱中所记载的大曲与现今音乐会演奏的大曲的不同。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这样的比较可以让我们得出曲目在音乐会中不断传播和发展的过程。
（四）录音
在2015年11月21日的田野调查中，我们摄录了张景春和张雷的韵谱，以及由邢村音乐会乐师演奏的8个支曲。每个支曲都持续3—5分钟。可惜的是，这个音乐会已经不能演奏民国三十六年老谱本所记载的大曲，只能演奏其中的部分支曲了。
我们摄录的曲目包括【四上佛】【鹅郎儿（子）（一至二身）】【苏武牧羊】【爬山虎】【送情郎】【醉太平（一至二身）】【普庵咒】【开坛钹】。
结语
如今，邢村音乐会正处在衰落期。这个音乐会的成员年龄在逐渐增大，但是没有年轻成员来接替他们。目前他们只能演奏一小部分传统曲目，而不能演奏辉煌的传统大曲。
即便如此，邢村音乐会为我们了解冀中音乐会的历史和作用提供了新的线索。他们的乐谱和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清代和民国时期乡村音乐和寺庙音乐的联系。音乐会的乐谱也体现出曲目的结构，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来分析音乐会曲目在冀中，尤其是在雄县地区传播时所发生的变化。
邢村音乐会参与婚礼活动和把二胡作为新的演奏乐器加入音乐会，呈现出了从典型音乐会到南乐会的过程。
邢村音乐会1996年入会的一代乐师的经验非常有意思。他们可能代表冀中音乐会乐师们的一种新情况：先学会利用现代简谱，然后才熟悉音乐会所强调利用的工尺谱与口头传播的音乐文化。他们在简谱与工尺谱之间的转换，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尽管从国外传入的简谱能够更快地被中国音乐采纳，但是中国在吸收简谱的过程中引起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某些变化_如把一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变化的阿口用简谱固化等，这是需要我们保持清醒认识的。
同时，邢村音乐会的实践展示了音乐会的社会功能在不断恢复。在动荡的“文革”时期，村中紧张的人际关系影响了邢村音乐会乐师的生活；之后，音乐会的重建修复了乐师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现在已经可以没有顾忌地讲述那段痛苦的历史。音乐会提供给他们不一般的时间和空间来重建团体关系。
总之，尽管邢村音乐会经历了衰落，但它仍然是一个极为独特且宝贵的冀中音乐会的音乐文化载体，这一音乐文化遗产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冀中的音乐文化。
注释：
[1] 这些关于村里直接或间接的信息可能来源于雄县地方志。
[2] 关于冀中音乐会的九孔管子和其历史来源，参见张振涛：《笙管音位的乐律学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86—190页。
[3] 雄县西安各庄村音乐会的乐谱的复制品（1994年印）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图书馆。在邢村看到的这份乐谱，封面已破损，且无“乐曲簿”标题。
[4] 参见张振涛：《笙管音位的乐律学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2—115页。
（文载河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箫鼓春社·雄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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