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8
从马赛坐了三个多小时火车回到巴黎，又坐了一个小时的地铁到 Airbnb，刚把行李收拾妥当，曹三就问我：“可以出去买国旗了吗？”她要买一面国旗的愿望，从我们到巴黎的第一天开始就没有退出过对话。当时，下飞机的第一站，我们就去了埃菲尔铁塔，因为我想看看铁塔上的奥运五环标志。然而，真正的盛况不是塔上的五环，而是塔下的游客，他们一如既往地在各自的缝隙里摆造型、抓拍和铁塔的合影，但不同的是，此刻几乎每个人都标识着自己来自哪里——披着国旗，穿着印有国家名字的 t-shirt、或者佩戴着国家标志性颜色的装饰。而我们只有一副自带的亚洲人面孔。曹三辨认着这些国旗，连古巴这么远、这么小的国家都有，不禁着急地说：“怎么办？我们一点儿准备也没有。”我甚至觉得她刻意放大了自己的音量，想要引起其他中国游客的注意。她的忧虑在我们看第一场比赛时更加凸显出来。那是女子射箭团体赛，从1/4一直比到决赛。排队入场时，我们就发现自己身陷太极旗的海洋。四周的韩国观众身上披着大国旗，手里挥舞着小国旗，脸上还有国旗纹身贴！进入场地，又发现墨西哥国旗的队伍也声势浩大。相比之下，五星红旗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而我们带的三张用 A4 纸做的加油牌更显得单薄。说实话，要不是曹三，我连加油牌也不会做。我童年的一半时光是在电视机前看体育转播度过的，因为总是一个人在家。很小的时候看排球比赛，一度以为“拦网”是个人名，解说一直说“拦网得分”，我就在心里想：“Lan Wang 这个人好厉害啊。”慢慢地看懂了所有的比赛。比赛在我心目中不只是竞技，更像是故事。我会一个人去现场看比赛，就像一个人去看舞台剧、看电影。去射箭场地的路上，每经过一个报刊亭和杂货铺，曹三都要进去，问有没有中国国旗卖。每次一无所获地出来，我都是“今天没中彩票”的轻松态度，而曹三脸上的失望却真切可见。我很难共情这种失望。况且，从一个只为故事本身而激动的观众转变成一个狂热的集体活动的参与者吗，有必要吗？如果没有曹博士这个爸爸的话，曹三也许很难在射箭赛场上体会到竞技的扣人心弦。在曹博士的带领下，我们陪曹三用最大音量喊加油，每个休息的间歇都喊，除了中国队的比赛，连中华台北的场次都没放过。在韩国和墨西哥观众的包围之中，唯一可以和我们媲美的，是我们斜前方的三位荷兰观众。“但是，他们有国旗。”曹三提醒我说。尽管没什么用，曹三依然时刻高举着她的加油牌。父女俩表现得激情十足，连身后的墨西哥球迷都被感染了，跟着我们鼓掌，还问我们喊的是什么意思。这倒激发起我的好奇心来，也问他们其中一个非常有节奏的口号是什么意思。他们说类似于“You can do it”。当那些一只手数得过来的中国观众忽然从看台某处冒出一句“干ta”或者“中国牛逼”的时候，墨西哥观众用一个接一个的人浪和歌舞表演一般的欢呼，对他们的运动员喊着“You can do it”。中国队有惊无险地在半决赛战胜墨西哥队，又在决赛中把韩国队逼到决箭，最终惜败。差点在半决赛把韩国队拉下马的荷兰队，却在铜牌争夺赛上，眼睁睁地看着墨西哥选手在全场欢呼声中越战越勇、有如神助。将近五个小时的暴晒，根本没有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晒伤了，我完全沉浸在精彩绝伦的故事之中，而曹博士坚信是我们的加油帮助中国队走到了最后，曹三呢？她的小脸通红，双眼发亮，也许是曹博士的盲目自信给她带来了快乐。当我们起身离开时，坐在我身边的韩国大叔忽然向我伸出手，用不太标准的英语说：“It's a good game. You played well.”他身边的家人们也跟着友好地点头示意，我只好同他握手，向他们表示祝贺。这家人全程都很安静，除了浑身上下都是韩国国旗的标志之外，并没有参与到全场山呼海啸般的助威中。集体的狂热和个体的情感，看台与赛场的关系，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我在那一刻，开始试图理解、也试图满足曹三想要买一面国旗的愿望。射箭比赛之后，我们前往马赛，看了一场等不到风而最终没有进行的帆船比赛、和一场西班牙用漂亮的技术战胜摩洛哥球迷制造的狂热氛围的足球比赛。逐渐熟悉看台的曹三把“想要一面国旗”的愿望变成了“要一面国旗”的决心。返回巴黎前，我已经根据网上找到的信息交叉验证，锁定了一家老佛爷附近的某家报刊亭，那也许是巴黎唯一买得到中国国旗的地方。隔着一个路口看见报刊亭悬挂的五星红旗时，曹三加速跑了起来，仿佛再晚一步就会从天而降一个旅游团把国旗全部买走似的。她选了一面最大的，披在身后。旗帜的一角随着她一摆手轻轻扬起，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披着毛巾毯，从床沿纵身一跃，左手向后一甩，毛巾毯飘起来，我便进入了女侠的角色。第二天，坐车前往曲棍球赛场的路上，曹三迫不及待地拿出国旗、披在身上。车厢里几乎清一色的比利时球迷。从我们一家和他们的比例，可以粗略估算出这场即将进行的、中国对阵比利时的女子曲棍球半决赛中，双方球迷的数量。也因此，披着五星红旗的曹三格外引人瞩目。一下火车，经过沿路的志愿者，经过聚集在酒吧外、刚看完前一场半决赛的荷兰球迷，我们甚至走出了一种夹道欢迎的感觉，耳边时不时响起“China China”的呼喊声。一个坐在路边的荷兰男孩看见曹三的国旗，忽然站起来，扯着自己的 t-shirt 喊着“北京”。我定睛一看，竟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 t-shirt，他去北京看奥运会的时候也许只比曹三大一点儿。男孩和他的同伴们跟着我们一起走向赛场，一路唱着“It's time for China to rise”。其中一个看起来只比曹三大几岁的小男孩说：“如果中国队进了决赛，我在决赛里也会为你们加油。我会穿着荷兰的队服，挥着中国的国旗。”奥运会现场大概是种神奇的试剂，会把人的情感浓度调到最高。
进入赛场，老远就看见拐角看台上的另一面五星红旗，我们举起手里的旗子向他们示意，他们看见了，也对我们挥手。对面看台上也远远地分布着几面。在观众悉数落座之后，一个十四五岁的比利时女孩站到我们看台前方，面向所有观众，高举双手。她的脸上涂着国旗，头上戴着牛角帽，高喊一声“Belgium”，然后双手在头顶连拍三下。到她第二次喊“Belgium”时，我们身边的比利时球迷都跟上拍手。紧接着，有节奏的鼓掌声从一个看台蔓延到所有看台，比赛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拉开序幕。入场前，我们在体验区学习了曲棍球的运球和传球，此刻我对曲棍球抱着一种全新的喜爱，对即将开场的故事充满期待。曲棍球速度之快超出预期，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奇怪的是，曹博士也迟迟没有喊加油，也许在寻找最佳时机。突然，一声响亮的“中国队”在我和曹博士之间发出——曹三等不及了——我们立即回过神来，接上“加油”。之后，便一直由曹三在每次攻防转换时带着我们喊加油。远远地，似乎也能听见对面看台的呼应。每次我们喊完，比利时球迷会展开更加热烈而持久的加油阵势。但是有一回，曹三喊累了，声音像手机没电一般滑落，周围爆发出一阵笑声，随即跟上的不是对抗的呼声，而是一阵送给她的掌声。热烈的气氛在点球决胜时推到极致。当中国队赢下比赛，全场观众站起来一起鼓掌，旁边的一位爱尔兰老大爷说，今天的有一半是曹三的功劳。前排的一位荷兰老太太转过头，打着手势说：“我们决赛见。”刚刚还在各自喊着口号的比利时球迷，也纷纷过来祝贺我们。我们走到看台前方，把国旗垂在栏杆上。曲棍球队的女孩子们正在绕场示意，她们向看台上每一面看得见的五星红旗跑过去，挥手，致谢。慢慢地，越来越近，每个人激动的表情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在那一瞬间，那个叫“中国队”的盒子被打开，一个一个女孩生动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忍不住大声喊起来：“你们太棒了。决赛加油！”
就在我们打算离开的时候，最初带领比利时球迷喊口号、头戴牛角帽的女孩在爸爸的陪同下走过来，问我们能不能和曹三合影。她们披着各自的国旗，冲着镜头微笑。
曲棍球半决赛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国旗会带来的意外之喜。但意外的意思正是“无法被充分认识”。
我们带着国旗看的第二场比赛是拳击。在场馆外的活动区瞎转悠时，一位女士叫住我们。她是长住巴黎的中国人，已经移居在此很长时间，孩子几乎不会说中文。当奥运会真正开始，身处这座城市的人也逐渐被感染，她很想到现场为中国队加油，于是抢了一张容易买到的票，独自来看比赛。她一进来就四处搜寻中国人的身影，很快发现了披着国旗的曹三。“你们加油的时候，我能看见你们的国旗，也能跟着加油。”她说，“你们会加油的吧？”曹三立刻对她拍胸脯，让她放心。女士眼里的泪珠已经不小心掉落了一些，思乡之情一旦涌出便很难克制吧。说来也巧，当晚的镜头在捕捉到一次曹三举着国旗跳舞之后，就一再地投向我们。想必这位女士也在大屏幕上看见了我们许多次。
我们挥舞着旗帜，它没有划下什么禁锢我的边界，反而为我伸出了沟通的橄榄枝。曹三让我有机会从一个故事的观众，成为了故事的一部分。
等到看最后一场艺术体操比赛时，因为转播时间合适、国内看的人也更多，我们在央视转播中一闪而过的镜头，被许多朋友发现。我一边看着比赛，一边手机就不断地震动起来。从他们发来的截图看，唯一的问题是：镜头里的曹三被国旗挡住了。曹三却没有很在意，她说，一切都已经足够好了。
离开巴黎的前一天，是曹三的九岁生日。我们来到雪铁龙公园坐热气球，用诞生在巴黎的、毫无用处的浪漫，再看一眼巴黎。天气晴朗，城市在我们的下方一览无余。顺着塞纳河往北，是埃菲尔铁塔——看完曲棍球半决赛的当晚，我们曾经赶回铁塔，乘坐120多年前修建的电梯到二层，看着夜幕下的沙滩排球场地里卡塔尔战胜了美国队——这座在建造之初被诟病破坏城市美感的建筑，用时间证明了自己的美；再往北是蒙马特高地上的圣心大教堂；视线越过市中心，可以看到蓬皮杜中心红色、蓝色、绿色的管道；视线转向南面，罗兰·加洛斯清晰可见——我们就是在那里看的拳击比赛，但更希望有一天回到那里看一场网球比赛。曹三为 Airbnb 留下一张画，感谢他们把自住的漂亮公寓在奥运会期间分享出来。房东太太是一位艺术家，公寓里都是她和两个双胞胎女儿的创作。我们在公寓里一起吃了曹三为自己挑选的生日蛋糕。下午七点，可以被称之为傍晚的时间，距离巴黎夏天的日落却还有至少两个小时。曹三仍然不愿意打包行李，便一起散步去附近的公园。既然是生日，我们不妨把它过得长一些。公园里竟然有一张乒乓球台。“有没有可能在这儿捡到乒乓球呢？”曹三问。她曾经在悉尼的一座高尔夫球场附近捡到一只高尔夫球。“这怎么能难倒我们？”曹博士说着，从兜里掏出门卡、银行卡、公交卡，“我们是中国人，用这些就可以打球。”“总之，先找到球再说吧。”我说。不论能不能找到球，在草地里找球这种奇怪的庆祝生日的活动，就很适合我们家。于是，我们像警犬一样在球台附近的草丛里工作起来，谁能想到，曹三真的找出一只球来！赶在一对正要来打球的法国人之前，我们站到了球台旁边。曹三选了门卡，曹博士用公交卡，我用自己的手机，开始展示“中国人的魔法”。九岁的曹三一边接球，一边忍不住说：“你们俩真的是很奇怪啊。”我们从新加坡中转再回悉尼。到新加坡的酒店是早晨6点，还没法入住，曹三却哪儿也不肯去，坐在酒店大厅，拼命地画画。“我今天就要把绘本交了。”她用坚决的语气说道。
将近一个月前，我们也是从新加坡中转去巴黎，在住处附近发现了一家华文书店，书店的橱窗贴着一张征稿启事——他们正在举办儿童绘本大赛，截稿日期恰好就是我们再次回到新加坡中转的时候。曹三指着海报上的奖金数目，对我说：“妈妈，我想试试。”
参赛绘本的要求是24页A4纸，在旅途中完成绘画到撰稿的一系列工作并不容易，想要在一个办到第六届的赛事里得奖的可能性更低。但是，既然她想试，最好的回应就是相信一切都能做到，并且帮助她立即动手。当晚，曹三就确定了自己的故事主题和每页的版式。第二天，她索性到书店里画画，一直画到关门。临走时，书店的工作人员叮嘱她说：“妹妹要记得来交稿啊。”
看来她没有打算食言。等到中午，终于有空房可以让我们入住时，曹三也完成了最后的工作。绘本的主题是“环球旅行家”。她在绘本里写道，虽然自己的旅途并不平坦，但是，在那些傻事发生的地方也收获了美好的记忆。绘本的最后一页，她只写了一行字：“我还在路上。”
我们的行李箱里，装着巴黎捡到的乒乓球，装着曹三心爱的有关巴黎的立体书，装着在马赛的肥皂博物馆亲手做的薰衣草香皂，装着阿维尼翁市集上淘到的口弦琴，装着在卢浮宫挑选的奥运纪念品，装装着我们在每个赛场收集的饮料杯，装着价值10欧元的五星红旗……这些美好记忆的实际载体，将以具体的形态参与曹三未来的生活，也将在日常生活之中提醒她，不要忘记“在路上”。
从奥运会回来，“离开学校的212天”就正式结束了。最后，用曹三上周写的歌词作为结尾吧。她给这首歌起名叫做“Our Adventure”。我帮她修改了语法，和她一起试着让 Suno 根据歌词生成完整的歌。把她最喜欢的其中一首放在这里，作为她第一次用英语“写歌”、第一次和 AI 合作的纪念。祝她上学快乐，祝她的九岁拥有奇怪、拥有冒险、也拥有美好的记忆。
I have a pig
Who loves water.
I go to the beach every day,
Playing in the waves all the way.
In the ocean I will swim
With my pig on a boat,
Far far away,
Until we find a new bay.
For three days we will stay,
Call my family to say,
"Hi, I'm okay!"
They will smile and make their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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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纳河上划皮划艇，顺流而下8公里，直到穿过被河水冲毁的阿维尼翁桥。一只鹰在我们划行的路上盘旋了许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