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全球气候政策的动态决定因素

文摘   2024-09-25 08:02   北京  

《结构变迁与经济动态》

两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担任过编委

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期刊发表论文

被SSCI收录,影响因子为5.0,Q1区





文章导读


最优全球气候政策的动态决定因素


摘要:

我们探讨了温室气体排放系统的动态特征(如惯性、诱发创新和路径依赖性)对应对气候变化最优决策的影响。通过使用简化的损害假设,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化且可解释的模型,以推导出最优路径。模型结果显示,温室气体排放系统的动态参数显著影响了当前最优努力水平和延迟行动的成本。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结果(即基于贴现气候损害的边际成本上升的最优政策)仅在假设排放系统动态特征不显著的情况下成立。我们的分析强调并区分了许多成本效益模型中常见的隐含假设,即忽视了惯性并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这倾向于推迟采取行动。总体而言,该模型为向深度减碳过渡的政策提供了有益的见解,表明增强早期行动可以在长期内大幅减少损害和减排成本。


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不断加剧,各国政府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日益提高,特别是在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之后,各国纷纷设定了到本世纪中期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对经济的各个主要部门进行大规模的、快速的转型,而这种转型不仅仅是技术变革,还涉及到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调整。传统的气候政策模型,如成本效益分析模型,通常假设排放系统的动态特征不重要或忽略了系统中的惯性、创新诱发效应和路径依赖性等因素。这些模型倾向于推迟减排行动,低估了系统动态特征对长期减排成本和气候损害的影响。然而,现实中,排放系统的动态特性显著影响了气候政策的最优路径选择。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简化的模型,结合这些动态特征,研究了不同情境下的最优减排路径以及延迟减排可能带来的成本上升。研究的目标是通过考虑温室气体排放系统的动态特征,为制定更有效的气候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并强调早期采取积极行动在减缓气候变化中的关键作用。


研究内容:

本研究集中分析了温室气体排放系统的动态特征对全球气候政策的最优路径选择的影响。首先探讨了温室气体排放系统中的关键动态特征,包括系统的惯性、诱发创新和路径依赖性。


为了深入理解这些动态特征对政策决策的影响,文章构建了一个简化且具分析性的模型。该模型旨在量化不同情境下的最优减排路径。模型假设气候损害是风格化的,并结合动态特征来推导出最优政策决策的路径。本研究提出的模型突破了传统模型忽略排放系统动态特性的短板,研究还通过模型分析展示了不同情境下的最优减排路径,强调了增强早期行动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深度脱碳的过渡阶段。通过对惯性、创新和路径依赖的量化分析,文章揭示了这些因素对最优减排路径的重大影响,并提出了在动态环境中设计全球气候政策的新思路。


模型数据: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模型来探索温室气体排放系统的动态特性对气候政策的影响,该模型结合了气候变化损害的简化假设,分析了最优的减排路径。此外,研究还使用了被称为DICE-PACE的集成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 IAM),用于比较更复杂的动态模型。在数据方面,本研究涉及多方面关键数据和假设来支撑模型的分析,包括:假设全球温度变化与累积排放呈二次方关系,基于当前的排放数据和假设的未来排放增长率来分析累积排放的基线轨迹,以及假设温度变化对全球经济损害的影响是二次方关系用于分析气候损害函数,并假设减排的边际成本与减排量的平台成正比等,模型还引入了静态成本和动态过渡成本,以描述减排过程中系统的调整阻力及创新对长期成本的影响等。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一个简化但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型,探索了温室气体排放系统的动态特征如何影响气候变化的最佳应对措施。结论指出:首先,由于能源基础设施的寿命长以及资本替代的弹性有限,系统的减排速度受到其固有惯性的制约。早期减排需要克服这种惯性,而这种克服惯性的努力可能会带来短期内较高的过渡性成本。其次,技术进步并不是完全外生的,气候政策和早期投资能够诱发清洁技术的创新和成本下降。通过大规模部署和学习效应,清洁技术的成本会逐渐下降,从而使长期减排变得更加经济。最后,早期更大力度的减排不仅可以减少当前的排放,还能通过建设低碳基础设施和引导长期的低碳技术发展,锁定更低的排放路径。模型的结果显示,忽视这些动态因素的传统模型得出的最佳政策往往是错误的,推迟行动的成本被严重低估。相反,考虑了动态特征的模型表明,早期的减排努力虽然在短期内成本较高,但长期来看能够减少总的气候损害和减排成本。


作者简介:

Michael Grubb:能源系统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领域的国际顶尖专家,研究方向包括能源创新和系统转型经济学、电力市场及气候融资等。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资源研究所能源与气候变化全职教授,同时担任副所长。曾担任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问,碳信托首席经济学家,剑桥大学经济学系的兼职高级研究员以及英国政府电力市场改革技术专家小组主席。参与了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编写,并担任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重建宏观经济学”项目的可持续性中心负责人,以及能源创新和系统转型经济学国际项目的战略总监。他的著作《Planetary Economics》获得了国际能源经济学会颁发的2021年Marcel Boiteux奖,以表彰其对能源经济学及相关文献的杰出贡献。同时,Grubb教授创办了Climate Policy期刊,并担任总编辑直到2016年。迄今,已在Nature, The Lancet, Nature Climate Change, Nature Geoscience等期刊发表文章200余篇。





原文信息


Citation information:

Grubb, M., Lange, R. J., Cerkez, N., Sognnaes, I., Wieners, C., & Salas, P. (2024). Dynamic determinants of optimal global climate policy.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71, 490-508.


Link:

https://doi.org/10.1016/j.strueco.2024.07.005.



内容:何绍斌

审核:刘春燕

校对:付雅婷

编辑:金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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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成璐 lu.cheng.19@ucl.ac.uk


结构变迁与经济动态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SCED) 期刊被SSCI收录,影响因子为5.0,位于Q1区。两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担任过编委,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期刊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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