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变迁与经济动态》
两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担任过编委
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期刊发表论文
被SSCI收录，影响因子为5.0，Q1区
文章导读
制度变革与生态结构变迁
摘要：
本文提出了一个模型，探讨了绿色转型的政治经济维度。制度变革与生态结构变迁文章指出，棕色部门（高污染行业）的附加值和就业份额应该收缩，而绿色部门（环保行业）的份额应该增加。绿色技术变革需要更多的技术工人，可能加剧他们与非技术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工会倡导“公正转型“，确保收入保障，并创造新的“绿色就业机会”。然而，经济的绿色转型需要短期内进行高补贴投资。这就产生了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如何监管棕色资本家，支持绿色资本家，并防止非技术工人与棕色资本家联合起来阻碍绿色转型。解决方案可能是绿色技术变革、非价格竞争力和就业之间的正反馈。BOPCG模型强调了绿色技术追赶在非价格竞争力和内生制度变革中的作用，从而提出符合“公正的绿色转型”理念的增长路径。
研究背景：
向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转型是未来几年国际社会需要应对的重大挑战。这一转型需要实施一系列广泛的政策措施，而这些政策又非常需要国际合作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共识构建。从长远来看，推动绿色发展的进程必须将环境技术的创新置于优先位置，，然而，如果在这一过程中仅仅依靠技术进步和环境政策，可能会造成收入不平等和失业等社会问题。
从长期来看，虽然制度变迁在短期内是外生的，但其根本是由工会与资本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决定的。社会生态转型中政治冲突的例子包括社会正义与市场导向方法、能源与气候正义、快速脱碳与社会正义、包容性治理以及碳密集型行业工人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政治生态学家已经确定了环境和劳工利益之间的冲突、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全球南方的绿色采掘主义。尽管这些问题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制度变迁在生态转型中的作用仍未得到充分研究。
针对这一问题，意大利图西亚大学的Chiara Grazini发表了题为“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logical structural change ”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旨在通过构建一个内生制度的结构主义宏观经济模型，将绿色增长相关的制度变迁内生化，从而探讨如何应对绿色转型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挑战。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对绿色转型复杂性的认识，也为制定更加公正和可持续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研究内容：
本文深入探讨了一个核心的政治经济学议题：在生态转型的过程中，如何构建一个绿色政治联盟以推动生态结构的变革，并减少现有的绿色技术差距；同时，如何防止非技术工人与棕色资本家形成联盟，从而阻碍向绿色发展的转型。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文章首先对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绿色技术差距的结构主义动态模型。该模型不仅分析了不同政治联盟如何影响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的结果，还探讨了在绿色转型过程中，政治力量如何塑造经济结构和政策方向。通过这一研究，文章旨在为理解和应对绿色转型中的复杂政治经济挑战提供新的视角和策略。
模型数据：
本文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构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本文在Porcile和Sanchez-Ancochea建立的结构主义模型中引入绿色技术差距，描述了绿色技术差距、劳动力市场和以净出口为代表的外部市场国际竞争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隐含假设绿色技术变革的方向是绿色创新，且绿色部门和活动比棕色部门和活动更加技术密集。第二部分，为探究生态结构变革的关键挑战——建立一个战略联盟，以缩小绿色技术差距并加速绿色技术的扩散，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制约绿色技术差距长期演变的各种力量，其中包括影响绿色技术国际传播的技术因素，以及影响促进或阻碍这种传播的制度的政治力量。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利用该模型特别刻画了制度和生态转型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总体而言，该模型可以根据绿色技术差距、管理工资谈判的制度以及工会和企业的谈判能力，为经济体中的工资份额和就业份额寻求一个中期均衡位置。
研究结论：
第一，绿色技术差距受差距本身的初始水平和绿色联盟的政治力量驱动。绿色技术差距会影响经济结构，以及绿色部门的企业和熟练工人与棕色部门的企业和非熟练工人的相对权力。缩小绿色技术差距必然会增加工资份额，而只有当“生态结构变化”对非价格竞争力的影响高于对价格竞争力的影响时，才会对就业率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本文认为，缩小绿色技术差距可能有助于同时提高就业水平和工资份额，应成为公平绿色转型的关键组成部分。政策应实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这些机制包括以可持续发展为重点的政策和战略、教育举措、清洁发展机制（CDM）、科学合作、财政援助和技术转让等，以此促进绿色创新，提高非价格竞争力。
第二，模型还强调了绿色政策的政治联盟对于推动必要的制度变革和绿色技术投资的重要作用。在长期均衡中，只有技术前沿向外围移动的速度较低、棕色联盟将其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的能力较低、绿色联盟阻止棕色联盟反制力量的能力较强，经济才能实现稳定的均衡。因此，为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各国最好能建立一个民主的绿色联盟，以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和“公正”过渡。
第三，由于发展绿色技术涉及多个方面，许多国家无法仅凭本国能力完成。这些国家要实现绿色技术的多样化，往往需要利用外国的专业知识，并培养必要的国内内生能力，这通常需要国际联系和跨国合作。因此，本文认为政策应促进全球伙伴关系和地方联盟，以解决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性问题。
总之，本文为绿色转型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但在模型的复杂性、政治动态、国际合作、社会包容性以及长期效果等方面的局限性，可能会影响其结论的广泛适用性和实践指导性。
作者简介：
Chiara Grazini：意大利图西亚大学政治经济学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发展和能力方法；福祉和贫困的多维评估；生态创新、环境法规和研究网络；后凯恩斯模型中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特别是关于环境可持续性和生态结构变化。她是意大利政治经济史学会（STOREP）的成员。研究成果发表于.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Studies of Applied Economics、Moneta e Credito、Structuralist Development Macroeconomics Bulletin等期刊。
原文信息
Citation information:
Grazini, C., Guarini, G., Porcile, J. G. (2024).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logical structural change.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71: 354-368..
Link:
https://doi.org/10.1016/j.strueco.2024.08.004
内容：俞 乐
审核：鲁淞瑜
校对：韩 杰
编辑：李瑾柔
结构变迁与经济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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