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诚林 | 苏雪林的家国情怀与孝亲思想

苏雪林的家国情怀与孝亲思想

苏诚林

1998年3月27日,苏雪林先生回到阔别73年的故乡太平县永丰乡岭下苏村，全村男女老少齐集村头燃放鞭炮，以最隆重的礼节迎接这位老前辈。望着故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苏先生脸上现出快慰的笑容，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她对沈晖先生、唐亦男教授和乡亲们说：“我不走了！我在台湾没有家，这里才是我的家！”  

苏雪林虽长期生活在海外，但对故乡的眷念丝毫不减。巴黎留学，她凭记忆画“黄海壮观”、“天都顶上看莲华”，把故乡的山山水水刻画得入木三分；宝岛教书，她凭记忆写《黄海游踪》、《掷钵庵消夏记》，将故乡的草草木木描述得淋漓尽致。1998年3月24日，苏教授刚刚度过102岁生日，就迫不及待地对其弟子唐亦男说：“我的侄女玉果，做了一桌菜，等着我回家。亦男，求求你带我回一趟太平老家吧！”
 苏雪林教授是在上世纪五四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位杰出女性，她一生追求事业的成功与人格的独立，但在灵魂深处还是固守着传统文化的道德准则——孝亲思想。尽管她婚后不过几年就同丈夫离异，从此一直独身到垂暮之年，因而她一生没有做母亲的体验。但是，她毕竟是位情感丰富心柔如水的女人，无论她生活在哪里，也无论她走到天涯海角，她对故乡的眷念，对父母亲的爱始终没有改变，她的孝亲思想也始终伴随着她细腻而深沉的感情世界。

苏雪林在《我的父亲》一文中回忆道，“我和父亲虽属父女，承欢膝下时间并不算长……所以我小时父亲所留于我脑中的印象，并不深刻。只知道父亲是面孔圆圆，身体胖胖，颇为壮硕的一个人。他见我们小孩从不正眼相觑……我们只觉得父亲威严可畏，从来不敢和他亲近，甚至一听见他的声音，便藏躲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对儿女，少年时并不知道慈爱，渐入中年，慈爱日深。他见我能诌几首诗，能画几笔画，更另眼相看，常说：小梅是我家的不栉进士，她似禀有异才，前途不可限量。于是逢人即夸，……”此文作于１９８２年６月，这年苏雪林已经８６岁高龄，但是回忆起自己的父亲，她仍然充满深情和内疚，“父亲在世时，我对他未尝有一日尽孝养之责，他晚年景况甚窘，我以已嫁未知接济，及闻他病逝宜城，始大悲悔而为时已晚，无法补救。今日写这篇短文对他老人家实在疚心无限。若有所谓来生，他老人家对我的慈爱和恩惠，只有来生报答了！”

相对于父亲而言，苏雪林更加深爱着自己的母亲。当192５年４月母亲病重，家书抵达法国里昂中法学院时，她再已克制不住“悲伤与焦灼”的心情，“决计于一月内束装东归，无论法兰西文化之如何教人迷恋，无论回去后要经历什么困难，她也是非回国不可的了。”于是，她日夜兼程，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很快从三万里外的欧洲回到祖国，回到自己的故乡，并“伴在母亲病榻前七阅月之久”。她母亲于192６年去世，年仅五十四岁。她因此十分悲伤，在《棘心》中她回忆道：“母亲身体素来康健，我们都以为她克享高龄，谁料她弃世竟这末早？这是大哥的死、我的远别、三弟的奇症，家庭种种的不幸，促成她这样的。她像一株橡树，本来坚强，但经过几番的狂风暴雨，严霜烈日的摧残，终于枯瘁了它的生意了。”

为了纪念母亲并抚慰自己悲伤的心情，苏雪林于192７年夏至翌年春，创作了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她在题词中写道：“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爱的母亲。”可见《棘心》是她为母亲而写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醒秋可以视为苏雪林女性意识的代言者。她在《棘心》中全力塑造了一位勤勉节俭、孝顺能干的贤妻良母的形象，这位母亲像全能的照顾者，对自己的儿女永远是那样宽容、慈爱。因此作品中对于母亲的描写，无不渗透着作者真挚的情、火热的爱。那一个个动人的细节，一幕幕感人的场景，真的让人过目难忘——

当醒秋将赴法国里昂，离京的前一晚，“将箱底衣服翻转，见每件衣服都折叠得极整齐，极熨帖，随着季候寒暖，厚的薄的，一层一层，铺在箱里：这是母亲南旋的早上，特别为她整理的。慈母一片真挚的爱心，细细铭刻在每件衣裳的褶纹里，熨痕中。”这时她不由得想起，“每年暑假由乡间赴校，她的行李都是母亲亲自替她收拾的。”当她翻到箱底时，“手忽然触着一件沉重的东西，拿出一看，却是一个皮纸包，外面用麻绳密密捆扎着。她找到一把剪子，将麻绳剪断，打开那皮纸包，一看，却是雪花耀眼的一叠银钱。她将那叠银钱数了数，不多不少，一共是五十元。”

醒秋深感意外，“她衣服也不整理了，坐在一边，发起呆来了。”她想，“母亲平生用钱，时时拮据，这笔钱是哪里来的呢？啊！是她节省下来的，在零用上一天一天节省下来的，现在私下给了她的女儿，作为她一学期留学的用度。”由此她又想起，“母亲在京时，有一回躺在炕上，醒秋替她捶腿，她看见母亲半露的胫，从前又白又肥，现在却瘦削不少，用手摩抚时，宽松的皮，随指皱起，醒秋心里忽然涌起隐忧，她第一次感到母亲现在是老了。”

然而她是多么依念着母亲啊！她不曾忘记，当她“十七八岁时还和母亲同睡的。夏天太热，冬天同睡却正好。我常把头钻在她腋下，说自己是小鸡，母亲是母鸡，小鸡躲在娘翼下，得得得……的叫，害得母亲只是笑。那时候百般撒娇痴，自视只如四五岁的小孩，母亲看待我也像四五岁的小孩。在母亲跟前谁不是小孩呢？母亲若还在世，不但那时，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我到五六十岁头童齿豁的时节，她看待我还是一个小孩，我自视也是一个小孩。”正如苏雪林在一首诗中所描述的那样：“融融母子恩，此味甜如蜜。我愿长孩提，终身依母膝。”

这样的观察是何等细腻，这样的情感是何等真挚啊！正因为这样，苏雪林对她母亲，在“天然骨血之爱上，再加上平日对她的崇敬，她们母女的情感，自然异乎寻常。”当然，为了这份至爱的情感，苏雪林不惜在婚姻上做出自我牺牲来宽慰病重的母亲。当她192５年６月从法国里昂回到故乡后不久，她不得不遵照母命，与从未谋面的五金商人的儿子张宝龄完婚。尽管张宝龄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亦是一位高智商的知识分之。但由于双方缺乏感情基础，加上性格不合等原因，她和丈夫婚后不过几年终于离异，婚姻以悲剧结束。有文章对此评论道：

“作为受过五四新思想洗礼的现代女性，和丁玲、庐隐笔下大胆追求情爱，强烈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女主人公相比，醒秋或苏雪林既无法放弃对人生幸福和自我价值的追求，又不能把母女亲情与服从母亲的意志区分开来，她甚至没有意识到母亲也可能是父权制的代言人或执行者，透过社会规范及父权来压迫自已。因此，对醒秋或苏雪林来说，她们在婚姻上做出的自我牺牲并不完全是出于遵守封建礼教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倒是为母女亲情所迫。对于受难的母亲，她们没有能力加以拯救，唯有以一已的牺牲来换取母亲的安宁。”而苏雪林不惜在婚姻上做出牺牲，正是她孝亲思想的充分体现。

苏雪林同丈夫分手后，一直和家姊淑孟女士共同生活，前后共32年之久。她对家姊的深厚感情在其散文《怀念姊妹家庭》中可见一斑——家姊和我同住时，料理我的饮食起居，无微不至。我若偶有病痛，她煎药奉汤，一夕数起。亲手为我补缀破绽，缝制内衣裤，替我收拾随手搁置的物件，那种细心熨贴，温意煦妪的事，要说说不完，要形容也无法形容得够，她把我宠得像个慈母膝下的骄子，故我常说她是我“第二慈亲”。

当这位家姊去世后，伤心万分的苏雪林把家姊安葬在台南的陵园，并在家姊坟头旁为自己买了块墓地，准备有朝一日与家姊永远相伴。然而，当她1998年5月跨越海峡返回阔别７３年的故乡后，她毅然决定重新安排自己的后事，把台南的墓地送给已经年高古稀的外甥；她动情地对他说：“将来，你在台南陪你的妈妈，我要去陪我的妈妈了。”

1999年4月21日，苏雪林在台南走完了自己103岁的人生。不久后，从故乡走出去的才女苏雪林又回到了故乡——她的骨灰埋在母亲墓的下方，从此静静地陪伴着母亲，和母亲一道安息在太平永丰乡岭下苏村的凤形山。她以最终的行为来宽慰母亲，从而践行了自己一以惯之的孝亲思想：“我深信我的母亲常在我身边，直到我最后的一日。”

苏诚林 原创于2005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