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诚林 | 苏雪林教授《天问》研究初探

苏雪林教授《天问》研究初探

苏诚林

摘要：苏雪林教授（以下简称苏教授）的“天问”研究，独辟蹊径，视野宏阔，考证严谨，见解独特新颖。她以扩大研究对象的材料为起点，从整理《天问》“错简”入手，力求还原“天问正简”的次序，不仅发现了“错简”规律，而且首倡“《天问》五段说”，即《天问》长诗是由天文、地理、神话、夏商周三代历史和乱辞构成，并由此进行了广博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历经几十年的探索，“为我们揭示了许多有关古代对于宇宙天体的思想信仰既文化的演化，从而涉及东方学上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问题。使《天问》的许多深文奥义有了进一步的解释，使得一部价值可疑的文学著作转化成了一部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论集，并且深切地关系着中国古代文化跟西方文化之间应有的密切交流关系。因此说，这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比较神话学兼文化史的著作。在中国古史的研究上，这部分原始材料是应该得到重视的。”⑴

关键词：苏雪林教授；《天问》研究；初探

一、开启《天问》研究之旅

苏教授对屈赋发生兴趣，始于1927年11月，她在沪江大学期间，受到留学日本的学者顾实先生的影响，并从游国恩研究屈原《九歌》得到启发，开始了她对屈赋的研究。她的第一篇作品《屈原与河神祭奠关系》，发表在陈源教授主编的《现代评论》上，由此开启了她长达半个世纪的“屈赋”研究之旅。1943年春，她应《说文月刊》主编卫聚贤之约，为《纪念吴稚晖先生八十诞辰学术论文集》写稿，她的《<天问>整理之初步》又随之发表。⑵

《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最难理解的一篇诗文，全诗仅1500余字，180多个问题，通篇是屈原关于天地、自然、历史、人世和神话等一切事物现象的发问。自汉迄今2000多年来，也不知有多少文人学者为之操戈，或认真解读，或精心研究，做了无以计数的学问，亦产生了不计其数的学术成果。但众说纷纭，优劣杂陈，至今没有定论。为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苏教授从东汉的楚辞研究家王逸到明代的洪兴祖、朱熹，再到现代的陆侃如、游国恩、戴震、闻一多、徐嘉瑞等人的论著，均作为一家之言，细细研读。

民国二十七年（1938）间，她在四川武汉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为节省学生抄黑板的时间，她将所教授的材料整理成有系统的笔记，由此深度介入对《天问》的研究，并推翻王逸的“呵壁说”，主张清初学者屈复所发端的“错简说”。并将整理“错简”的心得与发现，写成《天问》研究的补充材料用于教学；这份材料便成为她“已具今本《天问正简》的雏形，”对后来的《天问》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接着，她开始推进比较研究，即以中国先秦文化中的文学、哲学、史学、神话、地理、语言文字等结合西亚、希腊、印度等中外文化作比较研究，从而开辟了一条为她本人独力研究屈赋的新途径。⑶

二、大胆质疑前人的学术观点

苏教授从事屈赋研究，素来没有循规蹈矩的习惯，也从来不受传统观念约束，而是勇于创新，大胆质疑前人的学术观点。她的思想之所以放得开，还有另一层原因：“我对《天问》的研究，对‘错简’的整理取得了一定成绩，自认为能胜过很多学者，盖因我自幼少读古书，肩膀上没有传统思想的压力，又加五四后思想的解放，所以能够大刀阔斧，挥斥自如。”⑷

她对《天问》的质疑，乃从挑战王逸的“呵壁说”开始。

《楚辞章句》是我国最早的《楚辞》注本，作者是东汉的王逸，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因此该书历来颇具权威性。关于《天问》是谁写的，又是在什么情境下写的？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叙》中说：

《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仿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长叹，见楚有先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瑋谲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泄愁思。

这就是所谓的 “呵壁说”。自王逸说了这番话以后，自汉至唐宋，皆无异辞，明人间有疑者，但也不能撼动它。近代梁任公、陆侃如、闻匡齐对楚辞颇有研究，“竟亦以题画之说为然，”只是某些说辞不同而已。现代也有些学者反对呵壁说，但也不肯抛弃“壁画观念”，他们说《天问》虽非屈原题在壁画下的零碎文句，但其种种疑问，实因受到“壁画”的启示才能产生，好像屈原若不走进先王之庙公卿祠堂，便写不出《天问》这篇大文，这与王逸呵壁说仅五十步与百步之别，实际上做了王逸的俘虏而不自知。

那么，苏教授大胆质疑“呵壁说”，其根据是什么呢？请看她提出的三点质疑和疏解：

第一，《天问》的题目是谁加的？说是后人所加，王逸没有说起；说是屈原所加，则屈原临画感兴，题写数句，以抒愤懑，本非有意写作整齐的篇章，则此文何致会有题目？再说，全文用一“曰”字开端，这个字又是谁加的？

第二，屈原之题壁画。据王逸说“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则必先由可以“仰见”之图画，而后始能感触他题写的兴趣，现在《天问》开头一段，共三节文句：

遂古之初，孰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闇，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为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这三节文字（是抽象的），任何画工也画不出，既画不出，则壁上定然没有，屈原又何从呵问呢？下文还有些议论式的文句如“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罚伊何？”……这类空洞的话，也是画不出来的。

第三，据王逸的意思，屈原每见壁上一画，即于画下题写数句，壁画本来是零乱杂碎，不成系统，屈原死后，始由人从壁上抄录下来，辑成一篇，所以这篇文章没有次序。《天问》有否次序，暂时不说。现存的本子，通篇有韵，壁上随意涂抹的文句，居然能够如此，岂非文学史上第一奇迹？

据以上质疑，苏教授断然指出：“所以王逸的“呵壁说”绝对不能成立。”⑸

苏教授对《楚辞章句》质疑甚多，因而对王逸多有微词。如在《天问正简》“第五编·乱辞部分”里，她坦言道：“笔者对于王逸注书的品行，素不信任。他的‘增字注经’，他的‘向壁虚造’，他的‘勉强牵合’，在《楚辞章句》里简直指摘不完，这一条‘中央岐首蛇’的故事未必根据什么裨官，竟是王逸随口乱说，亦未可知。”

又，对于“兄又噬犬弟何欲？易之百两卒无禄？”这一句，王逸说：“兄谓秦伯（按即秦景公）也。噬犬，齿也。弟，秦伯弟针也。言秦伯有噬犬，弟针欲以百两金易之，又不听，因逐针而夺其爵禄也。”苏教授考证后认为：《左传》《国语》均没有噬犬易车百两事，不知王逸何所据而云然。《天问》有“卒无禄”之文，王逸大概记得《晋语》叔向与韩宣子大谈爵禄，联想及之，遂以为是秦伯弟针事，而伪造秦景公有噬犬，其弟欲易不得而获罪出亡的典故。为此，苏教授又大发一番感慨：“汉人最缺乏学术良心，那时风气又甚固陋，一代大师对于学术伪证，说假话，并不愁揭穿，所以王逸敢于这样信口胡说。设在今日，像他如此注书，尚有立足之地吗？”⑹

可见，苏教授治学态度之严谨，对虚假人事之厌恶，对学术真理的追求之坚定。

三、由“错简”到重大发现的快乐

苏教授最早研究《天问》，是从整理《天问》“错简”入手的。在整理过程中，她意外地发现“错简”中的一大秘密，即《天问》应分为五大段，每段句子多寡有一定：即天文、地理、神话各四十四句，夏、商、周三代历史各七十二句，乱辞二十四句（今缺一句）。除天文一段完整外，其他各段或脱落半简，或一简，因为在用韵方面及揣摩文气，知其必系如此。她后来研究《离骚》，也同样发现每段、每组、每节句子之间的规律，那也是受到《天问》研究的启发。⑺

苏教授最感兴奋的是整理《天问》白文而产生的更多的发现和快乐。《天问》的深奥难懂，历来被认为“次序零乱，文理错乱。”苏教授通过自己的研究，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秘密，而且是研究“错简”开始不到三天所得。这个大秘密是什么呢？即“发现屈原作品中有许多外来哲学、宗教、神话的成分。”她的思想因此而趋活跃，仿佛久处黑暗的人骤睹光明，突然发现外面有一个华严世界在等待着她。于是，她立即从图书馆借了几本原版的埃及、巴比伦、亚述、印度神话来读。愈读，发现的材料愈多，其自信也愈加坚定。后来论文也不写了，一头扎进故纸堆里，不分昼夜地认真研读这类书籍。对此，她有一段很开心的解说：“大约因为我对宗教信仰的缘故吧，对于世界宗教及神话及其性质相类的书籍，每喜注意。关于这一类知识，我比别的研究中国文学的老先生要多一点，因此我在屈赋研究上便占了不少的便宜。”⑻

而在此前的学者，对于《天问》中的错简或有质疑，或局部颠倒清理，但未有如雪林先生这种大胆、彻底的手段，更没有她敢为人先地进行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的眼光。也因此，当她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做出若干成绩时，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先生，便称赞她为二十世纪的“文坛名探”和“古纸堆里的福尔摩斯”，对她做学问、搞研究的“心细胆大，严密考证，言人所不言，见人所不见，善于破解密码的探索精神”大加赞赏。⑼

苏教授大胆引进西方文化、进行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她在学术上勇于探索、坚持真理的非凡表现。为此，她曾屡次声明：《天问》这篇大文是域外文化知识的总汇，不但天文、地理、神话来自域外，即历史和乱辞也掺有不少域外文化分子。我又说秦以前我国已接受过两度域外文化，一度在夏商前，一度在战国中叶，即屈原时代。假如屈原不生当那个时代，伟大的楚辞也不会产生了。⑽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她在《天问正简》引言中作了详细说明：“我以为屈原的《天问》与当时的邹衍谈天颇有关系。据《史记·孟荀列传》，邹衍所谈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乃及所谓大九州者。……我曾主张邹衍不是中国人，而是战国时代来华的外国学者。他来中国后，以其域外的天文地理及一切事物的知识。传授给中国人，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要知战国学术思潮之壮阔，实外来文化因素刺激而成，屈原对于当时来自域外的天文、地理、神话诸知识曾全盘接受，了然胸中，想介绍给天下后世，他本是辞章家，故采用他所擅长的韵文方式，藉发问反跌一己之诸般知识而写成《天问》。因而，《天问》内容包括繁富，形式复杂，其结构则如建章之宫，万户千门，各有通道，井然不乱。如凌云之台，每块木头，都经过衡量，铢两悉称，故耸峙天空，风撼不倒。天文、地理、神话、历史每个问题彼此钩连，顺序而下，各在其位，连接牢固，整然在目。诚可谓包罗万象的大文，精美绝伦的杰构，非我们旷代天才的屈灵均谁能写出呢！⑾

苏教授从整理“错简”介入《天问》研究，到持续几十年光阴用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而玉成的《天问正简》，我们今天以常人的眼光去看待，显然难以肯定她的“天问正简”是否完全符合《天问》原貌，但是它毕竟有助于我们理解屈原作品的深厚内涵，是她在《天问》研究中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对此，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徐志啸先生评价说：“姑且不论观点本身，单就苏教授这种对学术大胆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而言，即是可敬可佩的，更何况她将问题摆到了世界文化背景的高度，其视野之宽，意识之新，可谓前无古人，这比起那些人云亦云、墨守成规、不逾越雷池半步、毫无创新意识者来说，要胜过百倍，须知学术发展更多需要的乃是大胆创新（当然不是全无章法的天马行空），否则它便没有生命力了。”⑿

四、结  语

苏教授一生尽瘁，致力于屈赋（含《天问》）研究，耗尽她近半个世纪的心血，但回报也很丰厚。仅屈赋研究的专著就有《屈赋新探》、《楚辞新诂》、《屈赋论丛》、《屈原与九歌》、《天问正简》、《屈原评传》、《昆仑之迷》、《九歌中的人神恋爱问题》、《我研究屈赋的经历与所遵循的途径》九种及单篇论文69篇，煌煌然约180万字；其中《天问正简》便有38万言，它无疑是屈赋研究的一部重要文献，必将对楚辞研究的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郭杰教授在他的《楚辞著作提要》中，对苏雪林先生也给予极高的评价：“早在二十年代末，她撰写《九歌中的人神恋爱问题》，就以独到的见解、新颖的角度，开拓了楚辞研究的新局面，引起很大反响。1952年她由法国移居台湾后，更在楚辞研究方面不断攀登新的高峰，在著述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堪称是一代大家。尤其她从1973——1980年间完成的系列著作……，汇集了其毕生楚辞研究的心血结晶，树立了楚辞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她不仅自身研究成果辉煌，受教于她门下的何锜章、史墨卿、陳怡良等也都先后卓然成家，成为楚辞学界的领軍人物。⒀

此刻，初冬的阳光明亮而温暖。安息在黄山市岭下苏村自己母亲身边的苏雪林教授，若能耳闻当代学界的权威学者对她的溢美之词和高度评价，该是何等快乐、何等欣慰啊！

本文参阅文献：

⑴ 苏雪林：《屈赋新探之二天问正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0版；第402、405页。

⑵ 石   楠：《另类才女苏雪林》，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138页。

⑶ 苏雪林：《屈赋新探之二天问正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0版；第372、394页。

⑷ 苏雪林：《屈赋新探之二天问正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0版；第396页。

⑸ 苏雪林：《屈赋新探之二天问正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0版；引言第2、3页。

⑹ 苏雪林：《屈赋新探之二天问正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0版；第349、357页。

⑺ 苏雪林：《屈赋新探之二天问正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0版；自序第1页。 

⑻ 苏雪林：《屈赋新探之二天问正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0版；第373页。

⑼ 左志英：《一个真实的苏雪林》；东方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124页 。

⑽ 苏雪林：《屈赋新探之二天问正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0版；自序第3页。

⑾ 苏雪林：《屈赋新探之二天问正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0版；引言第19~23页。

⑿ 徐志啸：《苏雪林教授的中外文化比较》一文。

⒀ 郭杰，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前院长；兼任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等。

 苏诚林  写于2019年11月19日，第三稿；

作者简介：苏诚林，男，1953年出生于青阳县蓉城，籍贯太平县岭下苏村，函授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原青阳县建筑工程公司政工干部、工会主席；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那漂亮的蘑菇云》；池州市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副研究员；青阳县屈原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