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征 | 屈原四地系列研究——（十八）屈原《远游》作于安徽陵阳考

屈原《远游》作于安徽陵阳考

钱  征

关于屈原《远游》创作时地的文章，我曾经在不同时期，写过几篇。这次，我写《屈原〈远游〉作于安徽陵阳考》一文，着重详细介绍以下三点：

楚辞《远游》的作者，大致存有两种观点，即屈原创作说与汉人拟作说。

第一种，屈原创作说。以王逸为代表，洪兴祖、朱熹、陈第、陆时雍、王夫之、林云铭、胡文英等人袭之，这是由汉至清绵亘千年的主流看法。我本人，不仅一直持屈原创作说，而且认为作于安徽陵阳。

第二种，汉人拟作说。属晚起的一派。以清人胡濬源、吴汝纶等人为代表。第二种看法，注意到了《远游》与屈原其他作品的显著不同，但放大了这些差异，并将其作为汉人拟作，或伪作的论据，则显得不妥。

对第二种说法的反驳，最有力的，可能应属陈子展《楚辞直解》、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姜昆武与徐汉澍《远游真伪辨》（《文学遗产》一九八一年第三期）等。尤其是姜昆武及徐汉澍，从屈原全部作品出发，从《远游》的文风、文法及其他作品的统一性角度进行论述，最终将《远游》确定为屈原作品，洵为定论。

屈原《远游》在艺术上，抒情与铺叙相结合，托意高远，富于想像，其题材、构思与手法，均开后世“遊仙”体作品之先河。

在文学史上，屈原《远游》对后世影响较大。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对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影响。洪兴祖引《大人赋》相关语例补注《远游》的地方，有十一处之多，并评价说：“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宏放高妙，读者有凌云之意，然其语多出于此。至其妙处，相如莫能识也。”

在文学史上，屈原《远游》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开创了后世游仙诗创作的先河。如洪兴祖称，“古乐府有《远游》篇，出于此，”是很有道理的。像以《游仙诗》十四首闻名的郭璞，他在诗中所写的其四、其五、其八、其九等；明显看到里面闪烁着屈原《远游》的影子。总之，在屈原的作品中，虽然《远游》存有争议，但其固有的魅力和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关于屈原《远游》的创作时间，说法不一。

王逸认为，是受谗后。王逸说：“《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讬配仙人，与俱遊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猶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

朱熹认为，是放逐期间。朱熹说：“《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叹之余，眇观宇宙，陋世俗之卑狹，悼年寿之不长，于是作为此篇。思欲制炼形魄，排空御气，浮遊八极，后天而终，以尽反復无穷之世变。虽曰寓言，然其所设王子之词，苟能充之，实长生久视之要诀也。”

林云铭认为，是在江南时。林云铭说：“屈子放废既久，自伤时俗之迫阨沉浊，日懼众患，不可与处。所以有远游之私願。”“篇中点出南州山野冷况，其为江南之野所作无疑。”“唐·沈亚之作《屈子外传》，所载沉水之后，尚有种种奇迹见于汉、晋间，而丹经皆以为水解之仙。虽不敢据为典，实但忠臣孝子，精诚不灭，理由可信。是篇所引‘壹气孔神’之说，与《庄子》载广成子之语吻合。朱晦庵以为神仙要诀莫过于此。余嘗谓庄、屈同生於楚，且值同时，为千古文章詠赋之祖，当年若得一堂，倾倒必有许多未经人道者，传之后世。乃又不然，不可谓非千古第一缺陷事也。”

蒋骥提及南巢。蒋骥说：“《远游》发端曰：‘悲时俗之迫阨兮，願轻举而远游’。全文都摄在里。皆深悲极痛之辞也。”“《远游》章法整齐，最为易了。章首‘悲时俗之迫阨兮，願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讬乘而上浮’，挈出全篇之旨。”“末段则天上地下，无微弗到，远游之志，于是大快矣，后之解者，谬误百出，若《听直》《饮骚》论《远游》之境，以南巢、丹丘与帝宫、句芒等列，则未能轻举，先已远游。固已乱其立言之旨。”

姜亮夫认为，作于晚年。姜亮夫说：“可能是在《怀沙》之前，屈原写好《远游》后怀沙而死。”“《远游》则‘时俗迫阨’，不仅求贤不得，群小在朝，而国已危乱，人间已不可居。遂欲远逃高举，与仙人遊。去楚之情已决。而忽见故乡，仍不能忘情，此诗人第二步提高；依世俗求仙为讬。至第三步则《悲回风》与《怀沙》之情，並一切而否定之，则除死一途外，无他可求，故汨罗任重石而毕命矣。总核全文，则情思、理想，皆步步紧相随而至，若无《远游》求仙之反復，而遂出之于蹈死近郊，则真成所谓‘忿懟心［沈］身’者矣。又女儿昆武，自屈子全部作品，细绎其语法词理、用韻诸端，定《远游》全貌，与屈子全文相调遂，坚实不为苟且之论《载一九八一年《文学遗产》）。”

汤炳正认为，作于晚年。汤炳正说：“屈原晚年政治失败，復遭谗言，为顷襄王所流放。其辅佐楚王推行改革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流放在外，返国无望，故以黄老道家中神仙方士之说，抒发愤懑，排遣苦闷。正如诗中所说：‘悲时俗之近阨兮，願轻举而远遊’。但这种远遊，实是一种神遊，即所谓‘神儵忽而不返’。”

这部分内容，才是本篇文章的重点，是分为以下九点来进行叙述的。

1.《左传·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已亥）［经］云：“秋，楚人灭六。”（六：国名，地在今安徽六安县北。）［传］云：“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冬，楚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蓼：国名，庭坚之后，地在今河南固始县。皋陶：六为皋陶之后。）

2.《左传·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5年，丙午）［经］云：“夏，楚人围巢。”（巢：国名，偃姓，地在今安徽巢县。）［传］云：“楚令尹大孙伯卒，成嘉为令尹。群舒叛楚。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大孙伯：成大心。成嘉：成大心之弟，字子孔。舒子平：舒国国君，名平。宗子：宗为国名，地当在安徽舒城及庐江、巢县一带。子：春秋时对蛮夷之君多称子。）

3.《左传·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戊申）［传］云：“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乱，城郢而使贼杀子孔，不克而还。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将如商密。庐戢梨及叔麇诱之，遂杀门克及公子燮。”（公子燮：庄王之傅。子仪：申公子，庄王之师，即门克。舒蓼：群舒之一，在今安徽舒城县及庐江县之间。庐辑梨：楚庐邑大夫。叔麇：庐戢梨之佐。）

4.《左传·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后，庚申）［经］云：“楚人灭舒蓼。”（舒蓼：见文公十四年注。）［传］云：“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楚子：楚庄王。疆：划正其疆界。滑汭：未详。滑水，今所在未详。汭：疑为桐汭，即指桐汭河，是安徽广德市境内最长河。因此广德市古称桐汭。吴：国名，姬姓，太伯之后。初都梅里（今江苏无锡市东），至诸樊迁吴（今苏州市）。越：少康后代，封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市），拥有杭州以南、以东土地。）

5.《左传·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丁丑）［经］云：“吴入州来。”（州来：国名，地在今安徽凤台县。）［传］云：“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上国：中原诸国。）

6.《左传·成公十七年）《公元前574年，丁亥）［经］云：“楚人灭舒庸。”（舒庸：见僖公三年注。）［传］云：“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围厘、虺，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橐师袭舒庸，灭之。”（巢：在今安徽巢县东北。驾、厘：均在安徽无为县境内。虺：在今安徽庐江县。橐：在今安徽巢湖市。）

7.《左传·襄公二年》（公元前570年，辛卯）［经］云：“三年春，楚公子婴齐帅师伐吴。”［传］云：“三年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吴人要而击之，获邓廖。其能免者，组甲八十、被练三百而已。子重归，既饮至，三日，吴人伐楚，取驾。驾，良邑也。邓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谓：‘子重于是役也，所获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简之师：经过挑选的军队。鸠兹：吴邑，在今安徽芜湖市东南。衡山：即横山，在当涂县东北。组甲：以丝带连结皮革或铁片而成的铠甲。被练：以煮熟生丝穿甲片成甲衣。要：拦阻。饮至：见隐公五年注。驾：在今安徽无为县境。心疾：精神错乱。）

8.《左传·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年，辛丑）［传］云：“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续之。养叔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子为三覆以待我，我请诱之’。子庚从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获公子堂。君子以吴为不吊。《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奔命：谓急行军中为前锋。子庚：公子午，时为司马。庸浦：楚地。在今安徽无为县南。不吊：不善。所引《诗》曰，见《诗·小雅·节南山》。）

9.《左传·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壬寅）［经］云：“秋，楚公子贞帅师伐吴。”［传］云：“秋，楚子为庸浦之役故，子囊师于棠以伐吴，吴不出而还。子囊殿，以吴为不能而弗儆。吴人自皋舟之隘要而击之，楚人不能相救。吴人败之，获楚公子宜榖。”（楚子：楚康王。棠：在今江苏六合区。皋舟：似为吴险隘，不详。）

10.《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壬子）［经］云：“夏，楚子伐吴。”（楚子：楚康王）［传］云：“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舟师：水军。军政：在军中颁发命令，规定赏罚。）［传］又云：“楚子自棘泽还，使薳启彊帅师送陈无宇。吴人为楚舟师之役故，召舒鸠人，舒鸠子叛楚。楚子师于荒浦，使沈尹寿与师祁犁让之。舒鸠子敬逆二子，而告无之，且请受盟。二子复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请受盟，而又伐之，伐无罪也。姑归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贰，吾又何求？若犹叛我，无辞有庸。’乃还。”（舒鸠：楚属国，地在今安徽舒城县。荒浦：舒鸠国地。沈尹寿、师祁犁：均为楚大夫。庸：功。）

11.《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癸丑）［经］云：“楚屈建帅师灭舒鸠。”“十有二月，吴子遏伐楚，门于巢，卒。”（吴子遏：吴王诸樊。巢：在今安徽巢湖市东北。）［传］云：“楚薳子冯卒，屈建为令尹，屈荡为莫敖。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吴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师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骈、子孟帅左师以退。吴人居其间七日。子彊曰：‘久将垫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战。请以其私卒诱之，简师陈以待我。我克则进，奔则亦视之，乃可以免。不然，必为吴禽。’从之。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吴师奔，登山以望，见楚师不继，复逐之，傅诸其军，简师会之，吴师大败。遂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离城：在今安徽舒城县西。）［传］又云：“十二月，吴子诸樊伐楚，以报舟师之役。门于巢。巢牛臣曰：‘吴王勇而轻，若启之，将亲门。我获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从之。吴子门焉，牛臣隐于短墙以射之，卒。楚子以灭舒鸠赏子木。辞曰：‘先大夫蒍子之功也。’以与蒍掩。”（蒍子：蒍子冯。）

12.《左传·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甲子）［经］云：“楚杀其大夫屈申。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楚子：楚灵王。蔡侯：蔡灵侯。陈侯：陈哀公。许男：许悼公。）［传］云：“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以报棘、栎、麻之役。薳射以繁扬之师，会于夏汭。越大夫常寿过帅师会楚子于琐。闻吴师出，薳启彊帅师从之，遽不设备，吴人败诸鹊岸。”（繁扬：即繁阳。在今河南新蔡县。琐：在今安徽霍丘市东。鹊岸：今安徽无为县至铜陵市一带江岸。）［传］又云：“楚师济于罗汭，沈尹赤会楚子，次于莱山。薳射帅繁扬之师，先入南怀，楚师从之。及汝清，吴不可入。楚子遂观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吴早设备，楚无功而还，以蹶由归。楚子惧吴，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启彊待命于雩娄，礼也。”（罗汭：在今湖南汨罗市，即汨罗江边；或云在河南罗山县。莱山：或云在今河南光山县。南怀：与下汝清，均在今江淮间。坻箕之山：在今安徽巢湖市南。巢：在今安徽巢湖市东北。雩娄：在今安徽金寨县北。）

13.《左传·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丙子）［经］云：“楚人及吴战于长岸。”（长岸：指今安徽当涂县长江中的东、西梁山，又名天门山。）［传］云：“吴伐楚。阳匄为令尹，卜战，不吉。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马令龟，我请改卜。’令曰：‘鲂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馀皇，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环而堑之，乃泉，盈其隧炭，陈以待命。”（阳匄：即子瑕，穆王曾孙。子鱼：即公子鲂。令龟：祝告所卜之事。属：私卒。尚：希望。馀皇：一种大船。）

14.《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癸未）［经］云：“冬，吴灭巢。”［传］云：“吴入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一动而亡二姓之帅，几如是而不及郢？《诗》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王之谓乎？’”（钟离：在今安徽凤阳县。二姓之帅：杜注：“守巢、钟离大夫。”所引诗见《诗·大雅·桑柔》。）

15.《左传·定公二年》（公元前508年，癸巳）［经］云：“秋，楚人伐吴。”［传］云：“桐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曰：‘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桐：楚属国，地在今安徽桐城市。舒鸠氏：在襄公二十五年因叛楚而被楚灭，居今安徽舒城县。公子繁：守巢大夫。）

16.《左传·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乙巳）［经］云：“五月，于越败于檇李。吴子光卒。”（檇李：在今浙江嘉兴市南。）［传］云：“吴伐越，越子句践御之，陈于檇李。句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还，卒于陉，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死士：敢死队，以死报恩的人。禽：同“擒”。治：用兵。奸旗鼓：违反军令。灵姑浮：越大夫。将指：足大趾。夫差：阖庐嗣子。）

17.《左传·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戊午）［经］云：“公会吴于橐皋。”（橐皋：在今安徽巢湖市东北。）［传］云：“公会吴于橐皋。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公不欲，使子贡对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乃不寻盟。”（周：巩固。寒：寒凉，冷落。）

18.《左传·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辛酉）［传］云：“夏，楚子西、子期伐吴，及桐汭。陈侯使公孙贞子吊焉，及良而卒，将以尸入。（桐汭，即桐水。源出安徽广德市，西北入江苏，于高淳县入丹阳湖。陈侯：陈闵公。良：近吴都，具体所在不详。）

19.《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73年，戊辰）［传］云：“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请使吴王居甬东。辞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缢。越人以归。”（甬东：今浙江定海县东之翁山。）

据《大清一统志》卷122记载：庐州府，属贡扬州之域。周为舒、巢国地。战国属楚。秦属九江郡。汉初为淮南郡地，后为九江、庐江二郡地。后汉因之。

其中巢县，夏商时南巢地。周为巢伯国。后属楚，为居巢邑。秦置居巢县。汉同之；后汉为居巢侯国。

1.王乔洞。位于巢城北郊的紫薇山下。此洞为天然石灰岩溶洞。洞壁刻有浮雕佛像530多尊，大都分布于洞口。佛像之间饰有多种花纹图案，并杂有珍禽异兽图。佛像中，除观音雕像完好无损外，余皆被凿去头部，原因不详。佛像雕刻于何时，无考。但据其雕刻风格，似为隋唐时所刻。古洞石壁，除佛像外，尚遗有碑刻6块：即北宋绍圣二年（1095年，乙亥）1块；明嘉清、隆庆各1块；清代3块。洞口东壁，有明嘉靖时所刻“王乔洞”三字。相传，周灵王太子晋（一名乔），善吹笙，常作凤鸣声，受仙人浮丘公指引，曾来此洞修炼，成仙而去。后人名此洞为“王乔洞”。明、清时，此洞被称为“巢县八景”之一。1956年，定为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2.昭关。位于巢湖市东含山县城北7.5公里处的小岘山之西，两山对峙，峰峦逶迤不断，地势险要。春秋时，此关位于楚之东部边境，当吴、楚两国交通之要冲，楚于此设关防守。据《史记》载，楚平王时，伍子胥因父兄蒙谗被杀出逃，投奔吴国时途经此关。“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须发”的故事，已家喻户晓。关隘建于何年，不详。南宋时，张浚在此依山筑城御金。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丙申）和州知州郭继芳于此建伍子祠，后因战乱遭毁。关隘两侧，分别建有“烽火台”和“回马亭”。关南门，有“昭关”二字；关北门，有“吴头楚尾”四字，皆名家所书。旧祠遭毁，屡毁屡建。1989年5月，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另外，伍钧墓在巢湖市郊环城乡伍贾圩村西300米处。墓内有碑刻墓志铭一方，楷书阴文为《唐故伍群墓志铭》。铭文涉及楚伍员家族史，为研究伍子胥提供新的史据。

3.明·隆庆《巢县志》卷之七“楚三闾竞渡庙”云：“在县东聚贤坊。巢为楚地，故立三闾大夫祀之。每年五月端午，分团竞渡，以吊忠焉。教谕陈力莘诗：天河一带碧流深，照见清醒万古心。闻道汨罗波溺处，浩然正气未曾沉。”

4.清·康熙《巢县志》卷之二十古迹云：“王乔洞，去巢县北关十里，金庭山之西，王子乔尝居于此。事详《仙迹》。按，王乔有三：一则征伯乔，一则叶令王乔。征伯乔，姚唐时人。王子乔，则周灵王太子晋也。叶令王乔，则汉武时以所赐上方履作飞凫朝帝者也。巢之乔洞，相传既久，未知何人。又，河南府有王乔洞，去王子嵩山甚近。及读屈子《远游》篇有云：过南巢而一息兮，想王子之遗迹。则此洞实王子乔之所居，而非伯乔与叶令矣。洞中古今游观者镌诗甚多。”

5.清·道光《巢县志》卷十三“仙释”云：“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山，尝游巢，爱金庭紫薇之胜，炼丹洞口，拔剑刺地，至今遗迹尚存。《楚辞·远游》篇云：‘轩辕不可追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顺凱风以从游兮，至南巢而一息。”

巢湖市（原巢县）的历史，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三千多年。商时，地属南疆，故名南巢。《尚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周时，为巢（伯）国地。春秋时，为楚属国。巢国，多次被吴国所占。《春秋》：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戊午），“公会吴于橐皋”，即今柘皋。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2年，已巳），越灭吴，巢国还楚。

第31—32页，战国时期全图：江水之北，标有“寿春”“昭关”“松阳”；江水之南，标有“爰陵”“陵阳”。

第45—46页，战国楚越图：江水之北，标有“寿春（郢）”“居巢（居鄛）”“橐皋”“昭关”“松阳”；江水之南，标有“爰陵”“陵阳”。

王逸：黄帝以往，难引攀也。上從真人，与戏娱也。轩辕，黄帝号也。始作车服，天下号之为轩辕氏也。

洪兴祖：《史记》：“黄帝，姓公孙，名曰轩辕。”援，音爰。《列仙传》：“王子乔，周灵王太阳晋也，好吹笙作凤鸣。遊伊、洛间，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来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缑氏山头。’果乘白鹄住山巅，望之不得到，举乎谢时人，数日去。”《淮南》云：“王乔、赤松，去尘埃之间，离群慝之纷，吸阴阳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求新，蹀虚轻举，乘云遊雾，可谓养性矣。”戏，音嬉。

朱熹：轩辕，黄帝名。王乔，周灵王太子晋也。《列仙传》曰：“好吹笙作凤鸣，遇浮邱公，接之仙去。”

王逸：乘风戏蕩，观八区也。南风曰凱风。《诗》曰：凱风自南。观视朱雀之所居也。

洪应祖：《山海经》：丹穴之山有鸟焉，五彩而文，曰凤鸟。南巢，豈南方凤鸟之所巢乎？成汤放桀于南巢，乃庐江居巢，非此南巢也。

朱熹：南风曰凱风。南巢，旧说以为南方凤鸟之巢，非汤放桀之居巢也。

蒋骥：南风曰凱风。南巢，今庐州府巢县，有金庭山王乔洞，王子升仙之所也。○《列仙传》谓王子乔遊伊、洛间，浮邱公接上嵩山，后见于缑氏山。而盧州《巢县志》又云：金庭山在县西南九十里，一名紫薇，王子乔于此采药得道，唐天宝中敕名王乔山。按巢县即古南巢，似与此文相应。《補注》辨为南方凤鸟之巢，直臆说耳。又案，巢县在古陵阳正北，相去数百里而近。

胡文英：楚在南巢之南，故顺凱风自南而北也。南巢，地名，在九江府，即成汤放桀之处，今名巢湖城。又，九江府瑞昌县有王乔洞。欲见王乔，故至南巢而先息也。

陈本礼：今庐江府巢县有金庭山王乔洞，王子升仙之所。

汤炳正：凱风，南风。南巢，地名。伪《尚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孔疏引郑玄云：“巢，南方之国，以其国在南，故称南。”

1982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其中，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鄂君启节地理问题若干补正》等，明确指出：陆路与水路相接时，利用水路部分仅交待起迄地名，水路及中经地名皆略不交待，如车节开头“自鄂往，庚阳丘”，直接接以陆路，同理，末尾之“庚居巢，庚郢”，中间亦用水路，但仅著终点之郢，此点关系地名考订与路线复原亦大，而易被忽略，须特别注意。沿江东下之路（谭文之东路）：此即铭文之“逾江，庚彭弓屰，庚松阳，内（入）浍江，庚爰陵”一段航路。谭文此节考订，新见甚多，确定松阳为枞阳，航路引达安徽境内，其功绩最不可没。但其中亦有可商榷、补苴者，其一则航践仍可东引；其二则彭弓屰与浍江地名考订与航路如何走法问题。结语：车路引经江、淮之间，自下蔡至居巢，接巢湖水系，沿流至江与舟路会合。谭文《再论》，考订爰陵为汉代之宛陵，即今宣城前身，语音、方位皆合，此地名自此可定，拙文此处所论有误，应改从谭文。1960年，寿县又发现一舟节，“瀘字”上从虎头，确定为瀘字非浍，瀘江即庐江，乃青弋江之古名，历史地理上长期争论不明之庐江问题，自此它全获得解决。

陵阳，这个地名古老的很。洪兴祖云：“前汉丹阳郡有陵阳，仙人陵阳子明所居也。《大人赋》云：反大壹而從陵阳。”汪瑗云：“陵阳，洪氏解前阳侯，引《淮南》注曰，‘阳侯，陵阳国侯也’。则此陵阳，即阳侯也明矣。阳侯兼称其爵，陵阳专称其国耳。”王夫之云：“陵阳，今宣城。”林云铭云：“陆时雍曰，陵阳楚地。卞和封为陵阳侯，即此。言卞和以冤被刖而卒能白，已以冤被逐而卒不能白，是以流亡终矣。”蒋骥云：“陵阳，在今宁国、池州之界。《汉书》：丹扬郡陵阳县是也，以陵阳山而名。至陵阳，则东至迁所矣。南渡者，陵阳在大江之南也。”刘梦鹏云：“《路史》，陵阳国近江，今宣之泾县有陵阳山。”陈本礼云：“陵阳，在池州青阳县。渡江而南，淼然无际者，庐江也。古陵阳境距大江百里，而遥南渡者，谓出江至陵阳也。”闻一多云：“《汉书·地理志》丹阳郡有陵阳县，在今安徽青阳县南六十里，其地当大江之南，庐江之北。南渡蓋谓渡庐江。《招魂》所谓‘路贯庐江左长薄’也。”胡念贻云：“陵阳地名可能很古。陵阳当是因陵阳山而得名，窦子明居陵阳山，陵阳山之名早就有了。蔡邕《琴操》说楚卞和封于陵阳，或亦有据，可供参考。”

九华山之前，名为九子山；九子山之前，名为帻山；帻山之前，名为陵阳山。先有陵阳山，后有陵阳县。春秋战国时期及秦、汉，如何由陵阳国、陵阳侯，演变为陵阳县，是值得研究的。楚与秦的鄣郡，乃至西汉元封二年改鄣郡为丹阳郡，无论是前面的鄣郡，还是后面的丹阳郡，所属县份里均有陵阳县，这是无疑的。九华山（古称陵阳山），素以“地藏菩萨道场”闻名于世。然而，最早在陵阳山进行宗教活动的，却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九华山（古称陵阳山），曾被列入道教的“七十二福地”之内，居第三十九位。（《福地考》，引自清·陈蔚《九华纪胜》）今天，九华山风景区已没有道观，人们只能看到若干遗迹。如仙人峰（仙姑尖）、古仙峰、真人峰、葛仙洞、燕子洞等；在磴道的一些石壁上，尚可以见到“渐入蓬莱”等内容的石刻。窦子明、葛洪等道人在九华山活动的遗址，从唐朝以来，如李白、朱湾、薛蓬、王季文、陈岩、王阳明等名人学士，留有游览凭吊的诗篇。

我在《屈原年谱》里说的很清楚：公元前286年，乙亥，屈原58岁，再放于安徽陵阳（陵阳山脉）；公元前285年，丙子，屈原59岁，在安徽陵阳创作《离骚》；公元前283年，戊寅，屈原61岁，在安徽陵阳创作《天问》；公元前282年，已卯，屈原62岁，在安徽陵阳创作《远游》；公元前280年，辛巳，屈原64岁，在安徽陵阳创作《招魂》；公元前278年，癸未，屈原66岁，在安徽陵阳、乌沙先后创作《哀郢》《悲回风》；公元前277年，甲申，屈原67岁，在湖南沅、湘创作《涉江》《渔父》《惜往日》《怀沙》，后于是年五月初五，自沉汨罗江。

九华山道教的源头，应在屈原《远游》一诗。屈原《远游》一诗，充满了浓厚的道家思想，宣传的是超尘远举、无为避世的人生观。虽然屈原的《远游》，也重复了《离骚》《九章》中的一些诗句，表现了一些愤世嫉俗、困厄不舒、悲怆不平的情绪，但作者当时所想的是所谓“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的道家境界，希望过那“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的神仙生活。另外，在结构与若干诗句上，后来的汉人司马相如《大人赋》与屈原《远游》极为相似。汉初，道家思想流行，一些作者，虽然对屈原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但又不能充分理解屈原以死抗争的无畏精神，他们或对于屈原之自沉汨罗，表示惋惜，以至非议，或予以模拟。总的来说，屈原《远游》一诗，对追求理想、坚持斗争，至死不悔、不苟于世俗的高洁人格，还是肯定的。在艺术上，屈原《远游》将抒情与铺叙相结合，托意高远，富于相象，其题材，其构思，其手法，均开后世“遊仙”体作品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