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征 | 读《诗经·商颂·殷武》随笔

读《诗经·商颂·殷武》随笔

钱  征

我很早就读过《诗经》。但是，我一直没有写过一丁点有关读《诗经》的文字。这篇“读《诗经·商颂·殷武》随笔”，是我的第一篇读《诗经》随笔。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大类，有作品三百零五篇。第一篇，是《风》类的《周南·关睢》；第三百零五篇，即最后一篇，就是《颂》类的《商颂·殷武》。我写第一篇有关《诗经》的随笔，却是《诗经》的最后一篇，你说怪还是不怪？

一、这首颂诗的创作时代和称颂对象，历来解释极为分岐，这是一怪。

《毛诗序》：“《殷武》祀高宗也。”《诗序》说是祭祀商高宋武丁的颂歌，则此诗当作于公元前十三世纪顷，应是《诗经》中最早的诗篇之一。我非常敬佩的北京大学褚斌杰教授，在他的《诗经全注》一书中就指出：这是殷商的后人立宗庙祭祀武丁的颂歌。全诗记叙武丁伐楚，诸侯来朝，中兴之盛时的一系列文德武动。卒章，写为高宗建立神庙安享祭祀，层次井然，结构完整。殷武：指殷王武丁。

《笺》：“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挞然奋扬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险阻。谓逾方城之隘，克其军率而俘虏其士众。”（请读者注意“方城”）。

朱熹《诗集传》：“商颂四之五，契为舜司徒，而封于商。传十四世，而汤有天下。其后三宗迭兴。及纣无道，为武王所灭，封其庶兄微子启于宋，修其礼乐，以奉商后。其地在《禹贡》徐州泗滨，西及豫州盟猪之野。其后政衰，商之礼乐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时，大夫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归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编诗，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阙文疑义，今不敢强通也。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应天府亳州界。”（请读者注意“亳州”。）

方玉润《诗经原始》：“其有功德之君，则后世宗之，虽亲尽而不祧，另立百世不迁之庙，而特祔其主焉。……六章乃作庙以安其灵。然则此固高宗百世不迁之庙耳。庙既落成，故袝其主而祭之，与《玄鸟》又异也。或疑商时无楚，遂谓此诗为春秋时人作。殊不知《禹贡》荆及衡阳为荆州，楚即南荆也。其后成王以封熊绎于荆国，以地名，非今日之所谓楚，讵得以是而疑之哉？又况《易》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与此诗‘罙入其阻’者合。鬼方，今之乌蛮，楚属国也。其俗尚鬼，故曰鬼方。说者谓验诸屈原《九歌》，可见高宗之功，当以此为最，故诗首述之。……然则高宗有庙，子孙之所以酬报之者，不亦宜哉！”（请读者注意“屈原《九歌》”。）

当然，也有今文学派，根据三家诗的解释，说是春秋时宋襄公伐楚时赞美其父宋桓公的乐歌。宋是商王朝的后裔，故列于《商颂》。据此种说法，此诗当作于前六世纪。

如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这是宋君建庙祭祀高宗的乐歌。《毛序》：“《殷武》，祀高宗也。”《孔疏》：“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宫室不修，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兴殷道，伐荆楚，修宫室。既崩之后，子孙美之，追述其功，而歌此诗也。”王先谦《集疏》：“《韩说》曰：宋襄公去奢即俭。”见于《史记》司马贞《索隐》《文选》张衡《东京赋》李善注引《韩诗》。证明这是宋诗，祭者为宋襄公。从文字方面考查，也不是殷商甲骨文时代所能产生的作品。

真有意思，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两派学者，各持理由，互相驳难，至今难以定论。

但是，不论哪一说，诗意都是称颂先王的武功，而且都一直追叙到商朝的开国君王成汤。

从歌颂的对象讲，如果是对商朝的中兴之主武丁，还不算夸大其词；如系对宋桓公，则历史上没有征伐楚国得胜的记载，这种称颂就是虚美。

当然，我们也晓得的，古代宗庙的颂诗，夸大祖先功德，经不起与史实对照的，也是常事。

二、这首颂诗叙述的内容，主要是高宗攻伐荆楚之功，这又是一怪。

《殷武》六章，三十七句。

第一章，六句。明言：“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载其所，汤孙之绪。”褚斌杰教授注释：挞：勇武的样子。奋伐：奋起讨伐。荆楚：指南楚之地。两句写武丁伐楚。载：载取划一。其所：指楚地。这句是说，统一了荆楚之地。

第二章，七句。又明言：“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请读者注意“维女荆楚之，居国南乡”八个字的注释。）

第三章，五句。

第四章，六句。

第五章，六句。

第六章，七句。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此诗主要叙述高宗攻伐荆楚之功。《孔疏》：“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责楚之义；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晓荆楚。”陈廷杰《诗序解》：“详味此篇之辞，既温而厉。”即指这五章而言。第二章，举成汤时代氐羌不敢不来贡来朝作比；第三章，言诸侯亦来服；第四、五章，言高宗中兴的国内形势。措词虽温而实厉，曲而实直。和《周颂》相比，确实有很大进步。

我觉得，何满子的注析，更有特色：诗的第一章，宣扬伐楚的武功；第二章，是对楚人的告诫；第三、四章，铺叙天子分封诸侯和臣民在其治理下的秩序；第五章，夸国都的繁荣昌盛；第六章，以建立宗庙祭祀作结。朱熹曾指出，结尾一章的内容和《鲁颂·閟宫》相似（《诗集传》），而微露诧异之色。其实，这类宗庙祭祀乐诗，虽不一定相互摹仿，乃至抄袭，但内容、情调和格式，大致相同，如同一规格，彼此相似，是不足为怪的。比起汉魏以降的郊庙乐歌来，究竟生动得多。

三、吟诵《诗经·商颂·殷武》，犹如讲述一次安徽楚文化故事，这也是一怪。

安徽素有“吴头楚尾”之称，自古便是战略要地。楚文化从春秋中期开始影响江淮，直到迁都寿春，在今天的江淮大地上，留下了丰富的文物遗存。

楚国势力东进北上至安徽江淮地区，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上半叶。到楚庄王时期（公元前613至前591年），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已在楚势力控制之下。这为楚文化在江淮地区的渗透、传播与影响奠定了基础。楚文化，主要涉及我国的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等省。而安徽省的楚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江淮间的阜阳、六安、淮南、合肥、安庆、池州、铜陵一带。在皖南的宣城、繁昌等地，也有明显的楚文化墓葬遗迹。总之，安徽楚文化时间跨度较大，从春秋中后期，一直持续到战国末年，这与楚国势力东扩江淮至秦灭楚的历史时间相吻合。

安徽，是楚国最后国都所在地。楚国从江汉平原走向江淮大地，既是战国时期列国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楚国延续国祚的必然选择。在楚国迁都的历史演变中，安徽阜阳太和的钜阳城和淮南寿县，历为楚国命运的最后归属地。虽然学界对楚国由陈城迁都钜阳有不同认识，但对楚国最后定都寿春则毫无异议。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徙都于安徽寿县，也将楚国大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携而来。此后的寿春城，始终作为“一方都会”而存在，成为淮河流域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集散地。

安徽楚文化遗产资源内容丰富，类型多样，不仅涵盖楚国都城遗址、楚国水利工程遗址、楚国墓葬遗址等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资源，同时涵盖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楚国玉器、青铜器、陶器、漆器、竹木器、金银器等可移动出土文物，以及楚国绘画和音乐等艺术类资源。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随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武王墩一号墓的发掘，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王级墓葬得以初显峥嵘，安徽楚文化引发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另外，殷商甲骨文、金文是中国书法史的正式起点，也标志着华夏民族跨入崭新的文明时代。商周时期，江淮地区的“淮夷”非常强悍。在甲骨文、金文中，多次提到商周王朝远征淮夷的事件。

淮夷，先后形成了众多的诸侯方国。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存世的青铜器上寻觅这些方国的踪迹。安徽出土的乔、繁、钟离等诸侯国的青铜器铭文，书法婀娜多姿，丰富多变，代表着春秋时期江淮地区的书法风貌。

南方霸主楚国，先后灭掉许多淮夷方国，最终于公元前241年迁至最后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楚人具有“扶夷属夏”的开放气度，既继承了商周文化传统，又广泛吸收蛮夷地区的文化特色，从而开创了奇诡浪漫的楚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