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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律
公众号｜明律如是说
作为一名执业多年的诉讼律师，明律开过好多次庭，碰到过接触过的法官也有许许多多。绝大部分法官都挺和善挺正常的，但偶尔也会有些比较生硬暴躁的法官，他们开庭时会训斥、刁难当事人、律师。
碰到这种法官，我一般就忍着，一般不会和法官当庭互怼、叫板。
何苦呢？何必呢？都是法律工作者，都是为了办案子，都是工作而已，至于吗？
再说我们律师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是第一要务。如果因为这种无谓的口舌之争，坏了当事人的事情，欠妥，也不值当。
不过好几年前的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庭审时，我也没忍住，当庭和法官拍桌子，大眼瞪小眼了。
一个小老板从一个包工头处接了一桩给某工地供某种材料的生意。小老板有两家公司A、B，包工头是挂靠在某建筑公司C来做这个工地的项目的。A公司、B公司分别与C公司签了一份买卖合同，包工头是合同上确定的C公司的经办人。最终，有些货签了合同却没供足，有些货没签合同却供了不少；有些合同约定A公司供货的，实际上是B公司供货的，反之亦有；有些送货单有签章，有些送货单没有签章，有些甚至都没有送货单。小老板和包工头分别按A、B公司签了两份对账单。然后，A、B公司各自按照对账单金额开了发票给C公司。接到发票后，包工头通过C公司付了一多半的货款，剩下的货款一直没付。小老板去找包工头，包工头说C公司一直拖着他这个工程的尾款，他没钱付。小老板去找C公司，C公司说这个工程他们公司也只是挂个名而已，实际操作还是包工头，要结款去找包工头。小老板问，那这个工程的款子，咱们C公司和包工头结清了没有？C公司说，没有结清，有两个原因：其一，甲方未按约结款；其二，包工头和C公司还有其他事情，所以也不能全额发放给包工头。小老板觉得莫名其妙的，你们被拖款，你们之间有纠纷，关我什么事情啊？小老板想起诉解决，遂找到明律。明律建议其先做个债权转让，把B公司被拖欠的货款也转给A公司，方便一个案子起诉。债权转让归拢后，起诉前再最后发一次催告函，先礼后兵。小老板依言而行，债权转让，发催告函，但还是没收到一分钱。按道理讲，合同线、供货线、发票线这三条线的数额应保持一致，但这个案子三条线是不一致的，原因如前所述。最终，原告方选择以两份对账单的金额作为诉请依据，即发票线，无它，因为发票线的金额是最高的，也确实是“客观事实”层面的欠款数额。案子到了上海某区法院D法官手里，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就D法官一个人审理。第一次开庭，小老板没去，C公司没派人来，包工头也没来，被告席空空如也。D法官是一名50岁左右的男法官，我之前和其没有交际，素无瓜葛，往日无仇近日无怨。D法官看被告没来，让书记员核实一下送达情况。如果依法送达了，就缺席审理，反之，当天就不开庭了。我感觉D法官不想开庭，因为他连卷宗都没打开，坐在那里拿着手机貌似在微信聊天。聊天内容应该也不够愉快美好，他一直板着脸，皱着眉。我读完诉请，陈述事实和理由时，D法官打断我，说，和诉状一致吗？一致就不要读了，直接质证。第一组证据是两份合同：A公司、B公司分别与C公司签的买卖合同。D法官打眼一看，又打断正在陈述的我，问，两份合同的金额怎么和你的诉请不一致？D法官眉头一皱，翻到一份合同附件的材料清单，问我，那你说一下，这里面哪些货物调整了，是增多还是减少了？D法官拿起笔，不时在一张纸上记录，可能主要在加数字。另一份合同我也按照合同附件的材料清单说了一下实际交货的数量。D法官继续拿笔记录，然后他皱了皱眉头，说，这数字还是对不上啊！我回答，是对不上，因为原告还供应了一些材料清单之外的货物。D法官眉头一紧一撇嘴，不悦地说，你不会一次说完啊？挤牙膏呢？我心说，这不是刚开始质证合同吗？还没到供货单、对账单、发票，后面我自然会说的呀。我又按照法官的要求，开始陈述没签合同但实际交付的货物的情况。我说，是有个别货物供货前没说单价，因为要得急，量也不确定，双方事后再行结算的。D法官说，总价款是有金额，但没有明细啊，我怎么知道你们算对没算对？这时，D法官终于发现两份合同的主体不一致，说，怎么还有B公司啊？我解释说，AB公司是同一家法定代表人的关联公司，一起供货的，后面B公司把自己的债权转让给A公司，所以现在是A公司来起诉的，我诉状里有解释的。D法官抬头看了我两眼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证据怎么整理的？D法官要看证据原件，他把我叫上去，指着几张不太规范的供货单，让我说清楚到底是谁供的货？到底是什么货物？具体数量是多少？为什么没有签章？因为有的供货单没有写供货人是哪家公司，也没有货物完整准确名称（写了简称）及数量（写了“箱”这样含糊的数量），有的供货单确实没有签章，我回答不出来。D法官质问我，你这个律师怎么整理证据的，怎么一点儿都不清楚？我解释，证据就是反应客观事实的，他们工地上的原始证据就是这样的，我呈现了这种客观的“不清楚”。后面收尾的对账单有最终的结算金额的。D法官突然就暴躁了，他一甩手，把这组供货单的证据原件给扔到了地上！我当时就懵了，他扔我证据？法官扔我证据！怎么会有这种法官？！我苦笑了一下，抬手指了指上面，提醒他，法官，有录音录像呢。D法官给了我一个白眼，意思可能是，要你说？你在教我做事？我走下去把地上的供货单捡了起来，调整了一下情绪，继续质证。没多久，小老板和包工头公司签的两份对账单也被D法官给扔到了地上！被扔了两次证据后，我已经处在暴走的边缘了。我决定了：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这个法官要是再敢扔我证据，我就和他拍桌子！法官让我把对账单拿上去给他解释解释，为什么小老板和包工头签的两份对账单，既有A公司的，也有B公司的？或者说又有A公司的，又有B公司的？我走到审判台指着小老板的名字说，法官，小老板既是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依法既可以代表A公司，也可以代表B公司，具有身份上的竞合。D法官抬头瞥了一眼，说，身份上的竞合？呵呵，我穿着法袍坐在这里，是法官；我下班回家，是我儿子的父亲。你说，我现在是法官还是父亲呢？我一听D法官举的这个身份竞合的例子，火气腾一下子就上来了，妈的，你这莫非是在占我便宜吗？虽然D法官没有第三次扔我的证据，我还是毛了，我“啪”地拍了一下审判台！我没说话，我定定地瞪着D法官看，大有一言不合就开打的意思。书记员（一个小姑娘）赶紧上来把我劝开拉走，她害怕我们真打起来。第一次开庭就这样不欢而散，不了了之，庭审程序都没有走完。我回去和小老板一说，小老板撺掇我去投诉D法官。我想了想，算了，毕竟案子还在人家手里呢。再说我也拍他桌子了，心理也平衡了。我把案件材料翻了N遍，准备应对D法官的发问。我还叫上了小老板一起去，让他也被法官训斥训斥，吸引分担一些火力。也让他体验体验感受感受，如果败诉了，也好有个说法。开庭前，D法官把我拉到庭外的过道里。我准备迎接一场暴风骤雨，没想到D法官却送来了一场和风细雨，他说，陈律师，上次我家里有点事儿，心情不好，失态了，我给你道个歉。当天没有开庭，法官压着包工头调解，最终调解方案和我方诉请几乎一样。法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但上了法庭，穿上了法袍，法官应该尽量冷静理智克制。嗯，反正我也不是法官，站着说话不腰疼，就应该对法官严格要求。为了避免对号入座或者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必须郑重澄清一下：本故事纯属虚构。 *明律，陈明，上海瑞富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诉讼，电话1312259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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