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季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这首《望海潮》是北宋婉约派词宗柳永的一曲长调，它把11世纪初杭州的富庶与秀丽刻画得跃然纸上，让千年以后的我们仿佛身临其境。
200多年后的南宋暮年，大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陈振孙如此点评柳永词：“承平气象，形容曲尽……”不知道当他读到这首词时会不会抚今追昔，无限怅然？
那是一个繁荣的时代，也是一个和平的时代，一个远去的黄金时代。
这首《望海潮》也像风流才子柳七的其他许多曲词一样传唱万里。相传，这首词诞生一个多世纪后，当时已据有北方的金主完颜亮（金朝第四代君主，史称海陵王）一次听到有人歌咏它，当歌者唱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时，他对词中的杭州——那时已唤作临安——顿生出无边的艳羡，“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其实，在“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时代，杭州还远不是天下最丰饶繁华的都会，在当时大宋帝国都城东京（开封、汴梁）面前，它充其量只是一块小家碧玉。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欣赏过《清明上河图》，北宋末年大画家张择端笔下的这幅长卷淋漓尽致地展现了1000年前中原华夏曾经达到过的商业文明高度。
中国古代的圣贤们无不将“均富”作为实现“大同”理想社会的主要目标，孔子的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警钟长鸣般地回荡于后世2000多年的每一个时代。历代统治者也无不视“均富”为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
遗憾的是，古代人大多缺乏如何真正达到“均富”的正确知识。面对天下那么多令人同情的贫寒者，他们的本能反应是：这是因为少数富者太富造成的。而富者的那些奢侈性消费又总是轻易地激起朴素而强烈的道德义愤。当诗圣杜甫用极富感染力的艺术手法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反差呈现在世人面前时，人们又怎能否认，正是这种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招致了大唐盛世的衰败呢？
于是，人们自然地把“重农抑商”和“抑兼并”当做实现“均富”的前提和必要手段。也就是抬高和扶持农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这是当时的“实体经济”；压制不能直接产生物质财富的商贸流通业，这是当时的“虚拟经济”；保护“小农”，打击乃至消灭“大户”……即便少数智者发出过一些深具洞见的不同声音，也总是稍纵即逝，湮灭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然而，纵观历史，试图通过“重农抑商”和“抑兼并”来实现“均富”和“长治久安”的努力总是倒向其初衷的反面。这种几乎历朝历代都一以贯之践行的价值观和政策导向形塑了一个循环往复2000年的小农社会。以今天我们掌握的知识来审视，社会财富的“蛋糕”始终做不大，是不言而喻的。
不用说，对工商业和“兼并”的抑制越是雷厉风行，越是卓有成效，全社会的经济和财富增长就越是停滞不前。其最终结果不是“均富”，而“均贫”，甚至更坏——富者和贫者在绝对值上都变得更穷了，但相对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贫者益贫，从而加速——而非如那些道德主义者所愿地延缓了一个王朝的覆灭。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亡于内乱的王朝末年都经历过这样一个“内卷”阶段的挣扎与痛楚。
柳永身处的有宋代差一点就摆脱了这个历史周期律。这一缕曙光之前从未看到过，之后也再没有乍现过。自秦统一建立大一统皇权专制国家，直至辛亥革命的2000余年里，宋代差不多正好居于这段漫长历史的中央。若从经济与文化的角度看，它也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是故陈寅恪先生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之叹。
客观地说，人类经济进步和财富增长有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正如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生产力的提高长期来看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但在技术进步的“绝对增长”相对有限的前现代的硬约束下，市场分工深度与合作广度的扩展程度，就是决定生产力水平和财富增长的奥秘所在。
宋代以2000年王朝史上最狭小的国土面积，实现了最快的经济增长和人均财富积累，其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商业贸易的繁荣，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闪现过的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唯一机会。
那么，这幅“清明上河图”是如何绘成的？又是如何破灭的？
答案就在陈季冰先生的新著《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中。季冰兄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是一位学问广博、思想温和的读书人，非常高兴看到他加入到讲宋的行列，吾道不孤矣。他的这部著作其实并不是讲宋画《清明上河图》如何绘成，而是讲宋代中国的繁荣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我个人很兴趣的话题，推荐给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