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府的市井繁华，也画出了不怎么体面的社会现象，比如流浪于城市的乞丐。图卷中，城门外的板桥上，可以找到一名乞丐，看样子是个老妇人，正伸手向凭栏观鱼的市民讨钱。宋代商品经济发达，贫富分化悬殊，人口流动急剧，而且宋政府对人口流动几乎不设限制，城市里出现大量流浪乞丐，是不必意外的事情。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的乞丐）
而明代仇英本《清明上河图》画有数不尽的市井人物，从挑夫、脚夫、江湖艺人、妓女，到小商贩、小市民、富商、官员，却不见一个乞丐。这当然不能证明明朝的城市就没有流浪乞丐，但似乎可以说明在明代画家的观念中，一幅表现清明盛世的画卷不应该出现大煞风景的乞丐。从这一图像细节，值得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宋明城市有没有流浪乞丐，而是当时的政府如何处理流浪乞丐这一社会现象。
宋朝与明朝的政府都设有福利机构来救助流浪乞丐。宋朝政府对流浪乞丐的救济主要由两个系统组成，一是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颁发的“惠养乞丐法”；一是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颁行的“居养法”。
根据“惠养乞丐法”，每年十月入冬之后，天下各州县必须“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将他们一一登记在册，每人一日“给米豆一升，小儿半之”，每三天发放一次，从本年十一月初一开始发放，至来年三月的最后一天停止 。宋室南渡之后，也继续采用“惠养乞丐法”。
根据“居养法”，各州设立居养院，“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 。南宋时又广设养济院，绍兴三年（1133）正月，高宗下诏要求临安府的养济院“将街市冻馁乞丐之人尽行依法收养” 。可见养济院的功能跟居养院类似，也收留流浪乞丐。
简单地说，“惠养乞丐法”是政府给贫民（包括流浪乞丐）发放米钱；“居养法”则是国家福利机构收留无处栖身的贫民（包括流浪乞丐）。两种救济都是季节性、制度化的，通常从农历十一月初开始赈济或收养，至明年二月底遣散，或三月底结束赈济。《清明上河图》画的是清明时节的东京市井风情，这时天气已转暖，政府应该结束了对流浪乞丐的收容救济，所以画家在城市街头捕捉到了乞丐的身影。如果时间再往前推三四个月，寒冬季节，大雪漫漫，按照宋朝法律，国家设立的福利救济机构有义务收养、赈济流浪乞丐，以免他们饥寒交迫，横死街头。
研究中国慈善组织史的日本汉学家夫马指出，宋代政府设立的救济流浪乞丐的福利机构都集中在城市，包括大一点的市镇，因为城市正是大量流民涌集的地方，宋政府对流浪乞丐的救助也未采用原籍地原则，而是流浪乞丐流入哪个地方，就由哪个地方的机构负责救济，并不过问被救济者的原籍。这是宋朝政府对人口频繁流动现状的承认 。
明王朝立国，朱元璋也大举兴建养济院，但救助重点放在农村。《明律·户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所在官司”就是指流浪乞丐户籍所在地政府设置的养济院。同时，朱元璋又批示说：“城市乡村，若有残疾老幼少壮男子妇人，一时不得已而乞觅者，本里里长，及同里上中人户，助以资给。……敢有见乞觅之人，不行资给者，同里上中人户验其家所有粮食，除存留足用外，余没入官以济贫乏。”
总而言之，对乞丐的救济，被救济者户籍所在地的官府、基层组织、富户，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一旦发现本地有外来的流浪乞丐流入，里甲必须及时扭送官府，再由官府将他们遣送回原籍：“各里甲下，或有他郡流移者，实时送县，官给行粮，押赴原籍州县复业。”
朱元璋的设想，无非是试图通过原籍地救助原则，杜绝或减少乞丐流入他乡，将流浪乞丐控制在其萌芽状态。夫马进比较了宋明两朝的政府救济模式，认为宋政府对流浪乞丐的救济是“追认现实型的政策”，明政府对乞丐的救济是“否认现实型的政策” 。
除了养济院与居养院，宋代各地还大量建造了专门救助贫病流动人口的安养院、安养社、安乐庐、仁寿庐；而类似的机构在明代很难找到，这也显示了明政府对于人口的自由流动极不欢迎。明朝“路引制”的出台，也旨在限制人口流动。大概正是受这样的时代观念的影响，仇英本《清明上河图》才没有画出一个流浪乞丐吧。
有意思的是，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却画有乞丐，在城内一处丁字路口，三名乞丐正跪在路边乞讨。“为何拥有强大权势并自夸盛世的乾隆皇帝，可以容许这样的绘画内容呢？”一位日本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清院本与清朝盛世无关，绘画内容是虚构的，或者说是描绘过去的世界，在一个虚构的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因此不会伤害到清朝皇帝的威严。画家们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完成了清院本。”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上的乞丐）
从官方对流浪乞丐的救济模式来看，乾隆时代也跟朱元璋体制有了不同。清初还是延续朱元璋体制，“如有外来流丐，察其声音，讯其住址，即移送各本籍收养”；但在乾隆初年，原籍地收养的原则出现了变通，“川省外来流丐，饬令地方官稽查，果系疲窿残疾无告穷民，准其一律收入养济院，动支地丁钱粮给养” 。如果用夫马进的概念来说，大概可以算是从明朝式的“否认现实型的政策”向宋朝式的“追认现实型的政策”转化。
本文节选自吴钩《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本书曾获评为2018年度中国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