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评价丨何宛玲 蒋凯：新时代下的东亚高校人文社科学术评价及其改革路径——以中、日、韩高校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体系为例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4.10.04

引用格式：何宛玲,蒋凯.新时代下的东亚高校人文社科学术评价及其改革路径——以中、日、韩高校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体系为例[J].世界教育信息,2024,37(10):27-39.

学术评价制度是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的指南针和活性剂，具有方向引领、价值判断和动力催生的作用。东亚国家在早期学术发展的道路中，大体上采取了以移植西方学术评价体系为主的方式，这对其学术发展的路径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东亚文明圈”有着独特的语言文化、思想伦理与政法体制基础，东亚各国也有着自身的历史发展与社会演变路径，为人文社科评价提供了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土壤。本文聚焦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的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体系及其改革举措，探寻如何应对东亚高校人文社科学术评价的“身份认同”挑战，营造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学术生态氛围。

一、人文社科学术评价的定位与特色

（一）人文社科学术评价的定义与内涵 

人文社科学术评价是一种对于学术产出的价值判断，其主要关注点是认识、理解和展示学术研究的影响，或者衡量科研活动对于提升国家学术竞争力、创造财富和社会福利的价值。^[1]人文社科学术评价通常指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但如今其外延已扩展至对于学术研究所产生的潜在影响的评价，如对文化传承、经济发展与产业进步、公共政策制定与社会民生福祉等领域的影响。

人文社科学术评价有着不同层面上的应用：在宏观层面，应用于大学评估、学科评估等；在中观层面，应用于院系评估、机构评估等；在微观层面，应用于项目评审、奖励评审，以及教研人员的职称评审、绩效奖励评价等。

（二）人文社科学术评价的特色

与理工医科评价相比，人文社科评价主要具有以下特色。第一，人文社科注重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强调服务本国与本民族。第二，不同于理工医科以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为主的评价模式，人文社科的成果类型更为多元化，专著、编著、译著、书章及创作成果等都可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或者文化价值。第三，基于理工医科规律制定的量化评价方式应用在人文社科评价中有较大的局限性。第四，人文社科的成果产出周期、人才成长周期相对较长。第五，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不存在国际统一的标准，更注重本土特色、民族特色与区域特色。

二、东亚高校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体系

（一）主要特征

东亚国家的学术评价体系有其鲜明的特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开始进入以现代化研究型大学为目标的学术评价轨道，学术评价制度得到正式确立和逐步完善。总体而言，东亚国家的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主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政府对于学术评价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行政色彩较为浓厚。尽管东亚国家已经开始探索从完全由政府主导的模式，转变为政府指导下的第三方机构评价模式，但第三方评价机构一般都与政府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或多或少受到行政力量对于学术评价标准、价值导向、评价过程、评价结果发布与应用等方面的影响。近年来，中、日、韩等东亚国家政府开始探索扩大高校自主权，在自我学术评价方面赋予高校更多的责任。但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和政府指导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仍然发挥着严格的监督作用，并且对评价结果的运用提出要求，如与本轮周期的绩效或奖励挂钩、与下一轮周期的资源分配相关联等。

第二，随着现代化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东亚国家的学术评价体系在早期主要移植了西方国家的学术评价体系，对西方现代化研究型大学采取模仿与借鉴的方式。在一段时间里，这种“学习型”成长模式对激发东亚国家的科研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帮助东亚国家更好地与世界对话，成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促进了东亚国家的国际学术交流。然而，东亚国家处于语言文化独特的“东亚文明圈”内，伴随着“国际一流”与“本土特色”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东亚国家逐步开始探索如何在学术评价体系中彰显立足本国实际、解决本国问题、服务本国发展的导向，在本土语境下探寻更符合国情的评价路径。

第三，东亚国家在人文社科学术评价领域面临着诸多“新”与“旧”的挑战、“标准”与“特色”的挑战、“传统”与“现代”的挑战。东亚国家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评价有许多值得坚守的传统，但完全固守成规似乎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新时代，东亚国家需要在个人成果评价与团队合作成果评价、单一学科成果评价与跨学科成果评价、学术价值评价与社会价值评价、标准化评价与多元化评价之间寻找合适的平衡点，探索“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二）发展历程

中国从1995年起开始实施“211工程”，1998年起开始实施“985工程”。2015年出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后将“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统筹为“双一流”建设。2020年，“双一流”建设已完成第一周期的建设成效评估。2022年，教育部已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此外，中国自2002年开始进行全国学科评估，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对全国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进行整体水平评估。目前，全国学科评估已完成五轮。此外，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国还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类项目等重要的课题项目评价。

日本从1991年起实施大学自我评价。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后，国立大学实施行政改革的压力显著增大。日本开始引入“第三方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与国立大学预算挂钩。日本国家学位和大学评估机构（NIAD-UE）负责开展评估。2001 年，日本颁布《关于国家研究开发评价的大纲性指针》。文部科学省内部各局、高校和第三方机构共同遵循“大纲性指针”开展学术评价^[2]，形成了政府主导的第三方机构评价模式。2004年以来，日本全面引入大学认证评价制度，对所有国立、地方公立和私立高校进行以7年为一周期的认证评估。各高校根据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评价标准提交自我评价报告，再由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实地调研评价并提交评审委员会，由评审委员会作出最终决定。另外，日本还有一系列基于项目资助计划的评价，如“卓越中心（COE）基地计划”评价等。

韩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大学评价，2007年起推行大学综合评价认定制度。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作为韩国的高等教育评估机构，以5年为一周期对大学进行评估。^[3]同时，韩国大学在自我评价方面开始承担更多责任，能够根据自身环境、条件和特点等自主确定评价内容。从2012年开始，韩国政府不直接参与财政支援性评价工作，而是采取委托代理机构的形式开展。^[4]另外，在项目资助计划方面，韩国还实施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WCU）”评价、“21世纪智慧韩国工程（BK21）”评价等。在人文社科领域，韩国学术振兴财团是课题项目的主要资助来源，负责对其资助的项目进行学术评价。^[5]

三、东亚高校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中的“三对张力”

（一）“国际化”评价与“本土化”评价之间的张力

1. “教育依附论”与东亚学术评价中的“失语”困境

国际教育学界曾基于经济学领域的依附理论，提出了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依附论”。美国学者阿尔特巴赫采取“文化帝国主义”“‘发达’与‘欠发达’”“‘中心’与‘边缘’”等分析框架，指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在教育上处于“中心”与“边缘”地位，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的不平等关系。非西方国家为建立自身独立的知识权力资源、使教育系统为本土需求服务，需要进行漫长而艰巨的斗争。^[6]教育中的依附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世界大学体系存在依附现象。许多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大学从西方的办学模式中衍生出来，依附于西方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学术模式。第二，学术语言体系和知识传播途径存在依附现象。由于英语国家在国际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世界上主要的学术期刊、论文发表，以及有影响力的学术专著、教材和数据库等都以英语为主，科学标准、出版与发表规则也主要由西方国家掌控，使得其他国家难以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第三，人才培养存在依附现象。许多东亚国家的学生前往西方国家接受教育，同时也受到西方国家的教育理念、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影响，学成归国后进一步影响本国的大学教育和相关行业发展。^[7]

在东亚国家早期的学术发展历程中，大体上采取了移植西方学术评价体系的方式，这对其学术发展路径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东亚国家目前依然难以摆脱对于西方学术评价体系的依赖局面，在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中面临着界定“国际一流”的棘手难题，以及以海外数据库为主导信息来源、以文献计量学为重要评价手段，以及被“权威”国际排名所束缚的现实困境。事实上，一旦在学术评价中“失语”和失去身份认同，就容易失去发展的方向。东亚国家的许多高校在人文社科评价中通常参考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引文索引数据，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是否为国际最高水平。在韩国，许多高校对于国际可检索期刊赋予的分数为国内可检索期刊分数的1.3~2倍^[8]，少数高校甚至高达6倍^[9]。这些数据主要集中于英文文献，而对于用其他语言发表的成果代表性不高。若以SSCI和A&HCI作为人文社科研究的风向标，那么教师将更倾向于研究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问题或者国际性的、一般性的理论，而难以触及本土社会特定领域的实证研究。

例如，在经济学领域，伴随全球化进程和大学改革，美国的学术规则和评价标准逐步渗透到东亚各国。这推动了课程的美国化、教科书的标准化和研究方式的数理化，致使经济学与人文社科研究传统的逐渐背离，也导致了经济学评价对于计量和数学的过度依赖。全球化体系对于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济学就像美元、英语一样成为支撑美国霸权性的工具……而周边国家有意识地接受了这一制度，并且有意识地组织了学术研究”^[10]。在日本，经济学对于国际数据库刊发论文的追求加快了书籍著作成果所占比重的降低，也导致了日语学术刊物的逐渐衰退。如今，一部分日本人文社科学者呼吁经济学研究回归初衷，希望看到“以人文知识和批判精神为基础的‘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的复兴”^[11]。实际上，经济学还有与人类学、伦理学、行为学、历史哲学、政策研究等领域相关联的部分。又如，在法学研究领域，不同国家的法律框架有着显著差异。各国法治理念与社会规则意识的形成，与本国历史和文化密切相关。立足于本国法律问题开展的研究，追求国际发表往往不具备较强的现实意义。另外，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着很强的语言依赖性，语言表达本身也是有价值的人文社科研究。在日本史学研究领域的论文，许多古代的人名、地名和特定表达都无法被准确翻译成英语。因此，日本史学最高水平的研究往往是用日语进行的。^[12]尽管目前自动翻译技术取得显著进步，然而英语会造成许多在特定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信息丢失。人文社科研究的多语言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交流。但是，在严苛的学术评价环境中，高校和研究机构被迫在校内、国内和国际展开激烈的竞争，面临评价结果与资源分配相挂钩的严峻形势，推行全面的学术评价改革绝非易事。

一味迎合国际期刊感兴趣的研究，可能会导致东亚国家的人文社科研究倾向于重点研究西方的问题和西方关注的东亚问题。教师只有融入西方主流的学术传统、理论假设和研究范式，才有望获得国际发表的更多机会；但这也意味着失去以本土理论与范式阐释的学术话语权。倘若东亚国家都在追求欧美设定的标准，无疑会催生一种新的“文化帝国主义”。正如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杜祖贻所指出，如果学术评价的方向完全为西方学界所定，本土学者将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永远无法获取学术批判的能力与自信，也难以有足够的智慧与勇气去从事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科研工作。^[13]人文社科研究更应扎根社会现实、扎根本土情境，以学术研究指导社会实践，做出符合自身特色的独创性研究。

2. “东亚文明圈”的人文社科学术评价：向东还是向西？

事实上，“东亚文明圈”拥有独特的语言文化、思想伦理与政法体制基础，东亚各国也有着自身的历史发展与社会演变路径，这为其人文社科评价提供了特殊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土壤。欧美研发的学术检索系统目的是便于学术交流，主要面向英语语言国家。此外，人文社科因为学科差异大，影响因子和引用数量难以真实反映研究成果的质量。论文在何处发表、以何种语言发表，应根据论文的受众和要解决的问题来选择适合的刊物，这也是学者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在日本高校，一个关于日本古典学的研究，首先应面向日本国内社会；如果作者选择英文刊物优先发表，其发表动机本身就要受到质疑。^[14]

东亚国家需要探寻如何改善东亚国家在国际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失语”问题，改变“西强东弱”的整体局面，解决东亚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身份认同”挑战。在全球化时代，东亚国家需要首先立足本国国情，从本土的历史文化出发，以解决本土问题为学术研究的价值导向；在此基础上，尝试寻找本土与世界相结合的普遍性规律，争取对西方主流理论体系形成一定冲击，或对主流理论框架进行改造，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借鉴和启示；主动参与国际学术评价规则和评价标准的制定，利用国际学术组织、学术会议和论坛积极发声，彰显东亚人文社科研究特色，推动全球学术评价与治理体系改革。

近年来，东亚国家在学术评价方面已进行初步改革探索。例如，中国在第四轮学科评估对代表性论文中刊发于中国期刊的做出比例要求，第五轮学科评估中进一步提高了该比例，旨在强化中国期刊论文的评价话语权，鼓励优秀成果优先在中国期刊上发表。不过，有一些教师认为仍有部分人文社科学科与国际接轨的程度较高，不宜对这些学科做出过高的中文期刊刊发比例限定；恰恰是代表性论文需要给教师留出足够的自主选择权；是否能够反映“中国特色”，不应仅以是否发表在“中国期刊”上作为唯一的衡量指标，而要看论文本身的研究内容及其对中国的实际价值；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研究中国问题、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论文也极具意义，这些研究将为促进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重要契机。

事实上，学术评价中的“本土特色”与“国际一流”绝非截然对立的关系。韩国学者指出，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可以起到广泛的宣传作用，对于本国社会也可产生积极影响。对于方法论研究、比较历史研究、比较政治研究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研究方向，也可鼓励学者用英语撰写论文。另外，日本曾经历原子弹危机，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长期的低增长，如今又面临少子化、高龄化、能源和生态问题等课题，其近代进程本身对世界而言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15]这些灾难深重的历史为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也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经验。日本学者可以通过深入挖掘本国的历史、人文与社会遗产，在国际学术平台上主动发表学术成果，分享学术见解，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案。总体而言，在处理“国际一流”和“本土特色”的关系时，不宜做出简单化、“一刀切”的规定。

（二）“标准化”评价与“多元化”评价之间的张力

1. 从单一成果评价模式到多元化成果评价模式

在成果类型方面，东亚国家正在探索如何从单一化、标准化、以期刊论文发表为主导的人文社科学术评价模式，迈向多元化成果综合支撑的人文社科学术评价模式。

近年来，东亚国家开始尝试构建更为“立体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在日本，除期刊论文外，书籍文章也非常重要。据估算，2015年日本几大著名文化研究机构的期刊论文与书籍文章发表比例：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为1∶8，国文学研究资料馆为1∶4，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为1∶3.5，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为1∶1，国立国语研究所为1∶1；而从书籍文章与期刊论文的引用占比情况来看，日本史学、日本文学领域的书籍文章引用占65%，日本语言学领域的书籍文章引用占60%，文化人类学领域的书籍文章引用占75%。^[16]日本先后修订了《大纲性指南》《研发评价指南》《文部科学省研究开发评价指南》《独立行政法人通则》等一系列法律法规^[17]，旨在摒弃“一刀切”式的评价标准和追求短期见效的评价方法，制定满足学界、政策制定者等多样需求的评价指标体系，针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跨学科研究等类别细化学术评价标准，从知识积累、文化传承等广义的社会贡献角度丰富评价指标体系的内涵。

另外，日本还将以下多元化的成果纳入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体系：古典文献的翻印、校对、解说、编纂等成果^[18]；学术专著、编著、资料集等；事典、辞典等；前人研究成果的翻译、评论、判例注释等，包括报纸的书评介绍、学术杂志和专业书籍的书评介绍等；各类调查报告；教材开发等研究成果；艺术的创作活动、公演等^[19]。日本高校在考核人文社科领域教师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如从事日本古典文学的教师在日本和国外都不容易发表期刊论文，则可以用论文集论文、专著或其他类型的研究成果替代。^[20]

韩国高校评价早期以大学教育协议会主导制定的大学评估指标为准，较为单一化，难以反映各校的特色。从2007年起，韩国开始推行以大学自我评估为基础的评价体系改革，认同各大学的差异性发展，按照大学的类型与特色专业，逐步推行多样化评价。由此，各大学可根据自身的特点自主设置评价模型、自行实施评价，评价结果的公开内容和方法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例如，韩国某地方大学在其评价目标中纳入了对地区的贡献度、提高用户满意度、强化产学研合作（包括产学研合作项目数、技术转移数）等。韩国某所位于首尔的私立大学，注重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在其绩效指标中单列了“国际化”指标。^[21]

中国一些高校也制定了人文社科领域的多元化成果评价认定办法。例如，根据《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分类评价方案》，主持或参与国家级重大文献整理工程项目（如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等），出版的成果视同学术专著，可折合为一流期刊成果1篇，或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成果2篇；主持或参与省部级文献整理工程项目，出版的成果视同学术专著，可折合为CSSCI期刊成果1篇；多人参与的文献整理工程项目，根据参与者的工作量分工确定其成果折合的CSSCI期刊成果数量。对于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学术译著（如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视同为学术专著，可折合为一流期刊成果1篇，或CSSCI期刊成果2篇。^[22]然而，这种完全量化的折算方式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亟待针对多元化的成果类型进一步完善同行专家评议制度。

2. 从标准化排名到特色化结果呈现形式

除了“标准化评价”以外，“标准化结果”的呈现也是学术评价的一大问题，可能导致科研评价异化为一种“金字塔式”的、相对固化的学术权力结构，从而偏离了“以评促建”的初衷。排名靠前的高校和学科将获得更多的科研资源、科研人才和社会关注度；而排名落后的高校和学科在资源、人才、声望等方面与优势高校和学科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这种“马太效应”可能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甚至打破原有的学术生态平衡，使各高校和各学科陷入无序竞争状态。

无论是标准化的排名还是分档，都可能给学科发展和资源分配带来一定的扭曲。例如，中国的第四轮学科评估主要依据档次排位，一些学科排名可能在分数接近的情况下跌入下一档次；参评单位较少的冷门学科存在“断档”现象。标准化的排名和分档措施，可能加剧高校之间、高校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张力，同时也无法全面客观地体现学科之间在不同领域上的差异度。

韩国高校也将评价结果作为资源分配与调整的重要指标。例如，一些韩国大学面向校内公开排位靠前的机构名单，评估结果用于调整各年度的实施计划、颁发奖励、预算分配，以及决定相关教学科研机构是否继续开办或解散等。韩国某私立大学在学院评估、学科评估中采用排名的方式，评估结果与教学科研单位的预算、人员、设备等资源分配以及教师聘用和奖金挂钩；排名处于最后的7个学科招生名额将减少10%~15%，增加新设学科或者特色学科的招生名额。^[23]

日本国家学位和大学评估机构（NIAD-UE）向高校反馈学术评价结果，该结果用于指导科研资金的分配工作。在日本2006 年的“卓越中心项目”（COE）中，日本排名前12 位的大学获得了65%的科研资金。^[24]日本政府试图以竞争性资源分配的方式激发各高校科研产出的动力。但与此同时，这种分配方式加剧了“好”学校与“差”学校、“好”学科与“差”学科之间的两极分化。科研资源由分散化走向集聚化，也将意味着大量科研资源掌握在少数学校、少数学科的资深教授手中。边缘学科、从事小众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将处于弱势方，进而加速其萎缩。

总体而言，中、日、韩等国家亟须探索如何从“标准化的排名模式”过渡到“特色化的结果呈现模式”。具体而言，应对学术成果理论价值、国际合作水平、决策咨询水平、科研育人水平、教学研究与教材建设水平、产业合作与社会服务水平等不同细分领域进行单项评价与展示。同时，要根据不同高校、不同学科的职能和定位合理评价其建设成效，争取让不同高校和学科在优势特色领域“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三）“传统文科”评价与“新文科”评价之间的张力

1. 合作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对传统评价模式带来的冲击

与自然科学的“团队攻关”作战模式相比，许多人文社科学者可能更倾向于“单打独斗”。但是，“传统文科”的思维理念逐步被“新文科”建设需求所冲击，学科交叉与融合成为最新的学术生长点，有助于盘活各类学术资源、汲取多种学术养分、形成优势学术集群。然而，由于东亚国家的学术管理与评价机制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目前尚不能完全适应跨学科前沿趋势的发展。

以日本为例，从传统上看，日本人文学者多为独立著述，合作成果较少。这一点在日本相关学术论文的引用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例如，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为进行引用调查而抽取的900余篇学术论文中，合作的论文只有10篇左右。^[25]不过，随着新形势下对团队合作、集中攻关的需求，一些日本高校也开始探索将“学术合作”纳入评价体系。例如，日本德岛大学综合科学部纳入了“合作研究”指标，包括参加校内合作研究、与其他大学或学部的合作研究等；日本首都大学纳入了“学术交流”部分，包括国内合作研究与国际合作研究指标。^[26]在跨学科研究评价方面，日本高校卓越研究中心评价下设各学科领域的分委员会，除人文、社科分委员会以外，还单列了交叉学科、混合与新兴学科分委员会，由来自不同相关学科领域的20~30名专家组成，对跨学科领域研究成果进行评估。

此外，日本学界在“数字人文”研究的跨学科评价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改革。跨学科学会的成立、运作与发展在“数字人文”领域的学术评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在计算机科学协会信息处理学会的资助之下，成立了人文科学与计算机研究会。^[27]但由于该研究会的资助来自信息科学团体，其评价导向更偏向于理工科技术方向。这种评价方式给人文学者的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人文学者很难达到计算机学者所要求的技术理论高度，数字人文研究常常是辅助性、边缘化的研究方向。但从交叉学科建设和跨学科研究的角度来看，数字人文已成为“新文科”的重要发展方向，无疑将为文科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为促进数字人文学科建设，同时使数字人文研究能够得到更恰当的评价，日本成立了数字人文学会，后成为国际数字人文组织联盟成员。^[28]日本数字人文学会在J-Stage上发行了英文期刊，成为数字人文领域同行评价的重要渠道和设定数字人文跨学科研究评价标准的重要平台之一。

在中国，“双一流”评估主要根据教师所在的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来判定成果的学科归属。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支撑平台、获奖可拆分至多个学科，然而论文、著作、专利、教材、课程、艺术实践成果等不可按照贡献比例拆分至多个学科。另外，成果的作者归属也只强调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正如朱道本院士所指出，“如果是几方不同学科的人一起完成的研究课题，单纯强调第一作者，那一开始合作就要打架，因为一开始谈，文章是谁第一，或者轮流第一，但是轮到对方时，好的结果就不提供了，这势必造成矛盾”^[29]。

跨学科合作所带来的复杂情形，给学术评价增添了许多棘手难题。目前，中、日、韩等东亚国家还未能完全适应跨学科合作研究对传统评价模式带来的冲击。这导致成果合作者的贡献可能会被忽视，特别是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每个不同学科学者的贡献可能都非常重要。因此，跨学科评价机制和管理机制亟待进一步完善。

2. 咨政研究与社会服务对传统评价模式提出的新要求

大学的传统边界一般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主，而智库研究与社会服务处于相对从属性地位。但实际上，学术研究与产生政策影响、实现社会价值是相辅相成的。

在日本国立大学第二期法人评价中，人文社科领域的评价指标被分为学术价值和社会、经济、文化价值，大学可以根据实际业绩选择一种或两种申请^[30]。学术价值的评价指标包括学术奖项、书评、学术期刊、引用、专著译著、入选论文集、受邀演讲、研究经费、创新型合作研究等。而社会、经济、文化价值的评价指标包括出版奖、书评、作为教科书的使用状况、图书馆收藏数等，其中人文学科还包括艺术文化奖、公演及到场人数、媒体评分，专利、许可证、产品、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等情况；社会科学还包括基于研究成果的讲习会以及参加者人数，研究成果被政府立法、制定方针、政策建议等采纳，研究成果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应用，研究成果在审判实务等司法方面的应用等情况。可见，学术水平只是研究成果评价的一个方面，其社会、经济、文化影响同样重要。

韩国在大学认证评估指标体系中纳入了“社会服务”部分。在第一期韩国大学认证评估中，“社会服务”评价包括学校教员对社会和产业的知识与技术贡献，推动社会政策的产出，以及对社会服务的实际支持等；在第二期韩国大学认证评估中，“社会服务”评价主要为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包括推动社会政策的产出、社会服务实际产出成果、对社会和产业的贡献。^[31]在韩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WCU）评价指标体系中，项目成果的学术、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得分占比为10%；此外，WCU委员会综合性地审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新增长动力的可能性，以及产出创新性、实用性知识的可能性等。^[32]而在韩国《中央日报》大学评价中，评估组由专门进行教育报道的记者和专职评价人员组成，同时由学术界专家组成评价咨询团队，评价指标中包含“舆论社会评价”部分。韩国还设有“企业视角中的大学评价”，评价者主要由企业界人士构成，同时由韩国大学教育协会、相关经济团体和教育部参与评价，增强“产学研”的互动性。^[33]韩国许多高校也在教师评价中采取了“多轨制”的评价模式——根据教师类型及其职能的不同，对教育、研究、社会服务和产业合作指标赋予不同的评价权重。“服务型”和“产学合作型”教师一般在社会服务和产业合作指标上所占评价权重较高，最高可达到40%左右。^[34]

在中国，高校也开始逐渐关注学术研究的政策影响力。一些高校在人才评定、成果评价、机构评估等学术评价相关指标中纳入了智库性成果与政策影响力维度。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职称评定中规定智库成果可与科研成果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转换，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可折合为相应数量的核心期刊成果，最终的评审结果取决于学术委员会的判定。武汉大学将被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中央和国家部委文件采纳等应用咨询报告类智库成果也纳入了职称评审材料中。华中师范大学职称评审的可选要件除论文代表作等科研成果以外，还包括入选教育部智库专刊、省级以上领导实质性批示等智库研究成果。南京大学对于获得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的成果，可折合为一流期刊成果1篇或CSSCI期刊成果2篇；获得国家相关部委或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转化为政策文件的成果，可折合为CSSCI期刊成果1篇。此外，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都对获得批示的智库成果均采取了奖金激励机制。北京大学对于入选智库要报的教师给予稿酬，并在年度院系科研绩效评估中纳入了智库服务维度。

一些高校设置了智库研究系列的专门岗位，其职称评审标准、职业发展定位和发展路径与教学科研系列岗位均有所区分。例如，复旦大学在分系列的人事体制中专设了智库系列，同时兼聘其他院系的教学科研人员，且拥有专门的智库博士后工作站。清华大学智库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智库管理服务中心直接聘任和管理智库研究序列人员。武汉大学给予智库机构独立的编制，设有单独的学术委员会对其进行人事任命和职称评定；在教师专业技术岗位聘任中设有“社会服务型岗位”，采取了不同于教学科研岗位的评价模式。北京大学尚未设置单独的智库研究系列职称，以教学研究系列为主，辅之以少量的研究技术系列。对于教学研究系列教师而言，学术研究成果是职称评审的主要指标，但教师在晋升评估中可以列出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报告和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情况，并对其贡献加以定性描述，由学术同行专家进行评审。

实际上，高水平大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学术的前沿性、开创性，也同样体现在服务社会现实需要、推动解决重大实际问题上。社会服务成为现代大学的重要职能，是大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也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东亚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更应积极研究本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的转型时期亟待解答的突出问题，通过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进路，有效促进学术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加强高校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互补与融合。

四、东亚高校人文社科学术评价的改革与发展路径

（一）从照搬移植走向“以我为主、面向世界”的评价体系

第一，东亚国家在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中应首先“立足本国、以我为主”，注重彰显本土特色。人文社科的学术评价不具备世界范围内的“普适性”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受众国家、社会与群体的价值理念。东亚国家现代化研究型大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大多源自对西方大学的学习与借鉴，但在欧美范式与英语语言所主导的国际学术评价框架内，具有重要社会文化意义的本土研究对象和民族学术语言都可能逐渐被冷落，乃至最终走向衰亡。无论是对本国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还是对世界其他区域的研究，都应在学术评价中充分体现对当地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视。东亚各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应当从“引进启蒙”转向“理论创新”、从“学术借鉴”转向“学术自主”、从“依附发展”转向“独辟蹊径”，跳出学术与学科“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力争打破不平等的世界学术与文化秩序，否则学术发展最终会失去根基与方向，难以真正服务于本国国民与自身文化。

第二，对于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一些学科，可以探索采取国际小同行评价机制，引入部分国际可比性指标，体现“以我为主、面向世界”的开放性态度。例如，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心理学等学科可以适当增加国际声誉调查比重，邀请本学科领域内的国际小同行专家参与主观评价；采取实地调研考察或交流会谈的方式，为外国专家提供详实的资料参考。另外，“本国特色”不等同于“本国期刊”，而更多地取决于论文本身的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以及对解决本国实际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在国际期刊平台上发表的那些阐释和解决本国问题的成果，若有助于向世界传达和提供本国理念、本国智慧、本国方案，也应视作对“本土特色”的弘扬。因此，东亚国家在人文社科评价应当充分考虑到具体的学科领域、研究论文主题和研究影响。  

第三，提升东亚国家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在世界学术评价体系中的话语权。学术期刊是发布学术成果、提供学术评价、汇聚学科资源、推进知识创新、传播文化理念的枢纽性平台。东亚国家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可以在契合自身定位和发展需求的前提下积极申请国际刊号，与国外优质教研机构、出版社等深化合作，打造“以我为主”的国际化顾问与编辑团队，力争建设学科齐全、专题鲜明的国际学术期刊集群。充分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加强电子期刊建设，提升国际学界口碑，扩大公众影响。

（二）从单一化、标准化评价体系走向多元化、特色化评价体系

第一，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在标准化评价框架的基础上强化分类评价，充分尊重不同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分类评价方面进一步采取精细化管理，针对每个学科“量身定做”不同的指标框架、指标权重和评价标准，从而真实反映学科特色、充分展示学科成就。对于特色学科，制定契合其发展目标的评价办法，避免学科建设陷入同质化的困境。例如，对于艺术创作类学科，探索艺术作品与表演成果的新型评价模式；对于文学写作类学科，探索文学创作等实践型成果的评价方式；对于数字人文、医学人文、科学技术史、科技伦理、区域与国别研究等学科领域，在代表作评价方面充分融入文理医工的交叉性特色。

第二，纳入多元化的成果类型，并根据不同类型成果的特点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丰富学术评价的成果种类，将著作、期刊论文、书籍文章、论文集、翻译作品、古籍整理与编纂成果、教材与教学研究成果、智库研究成果、政策咨询报告、优秀的网络发表理论文章等纳入学术评价体系。对于基础类研究，应注重长周期、标志性成果的贡献度和影响力，侧重评价其在推动知识积累、理论创新、思想进步和文明传承等方面的贡献；对于应用类研究，应突出质量和效用导向，侧重评价其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推动文化传播与推广等方面的能力。进一步扩大“留白指标”的比例与空间，鼓励增设个性化的学术评价指标，促使外界评估与高校自我评估形成合力。 

第三，推进多元化的评价结果呈现方式改革。优化分值或分档方式，尽可能淡化总体排名意识，避免统一性的评价结果展现形式；尽量采取“多维展示”思路，开拓“特色榜”等形式，对不同领域的单项情况予以公布，如对教育教学、学术研究、智库研究、平台建设、社会服务、国际合作等进行分层分类宣传，让不同类型的高校和教师在不同方面拥有获得感，通过更为细致的诊断式评价与分析，找准适合自身的发展定位与发展思路。

（三）从“传统文科”评价体系走向“新文科”评价体系

第一，完善跨学科合作成果的评价模式。跳出以“竞争”为主导的学科评估思路，探索引入“学术合作”方面的定性评价指标，增强各高校、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动力。进一步创新“学科归属度”的认定方法，根据实际情况拓展跨学科成果的认定范围。对于确有重大意义、长周期、原创性的大型跨学科合作项目，应当考虑赋予多倍权重。探索跨学科或交叉学科领域的单独评价模式，不断优化“交叉学科类”奖项评审、“交叉科学部”项目评审和交叉学科评估。加强跨学科期刊建设，打造跨学科领域发布学术成果、提供学术评价、推进思想创新、整合学科资源、形成学术流派的枢纽性平台。鼓励高校完善跨学科研究的校内评价与管理机制，妥善解决各院系与机构之间在工作量计算、成果认定与绩效评估等方面存在的分歧，根据特殊情况予以灵活的政策调整。

第二，充分发挥东亚国家政府与高校间的互动优势，鼓励扎根于学术研究的智库研究，增强学术发展与智库工作之间的互动性。大学根植于国家的发展需要，与政府部门保持一定的良性互动，既是促进学术卓越的源泉，也是实现学术发展的内源性动力。学术研究只有对本国和本民族的发展作出贡献，才能获得国家和社会的认同。对于与智库工作联系较为紧密的学科，应当考虑在评估中适当加大智库性成果贡献指标的权重，同时在定性指标的设计上进一步体现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之间的关联性。构建多维度的社会贡献评价标准，除研究报告、批示、政府咨询次数与委托项目等指标外，根据不同学科的特性纳入不同类型的智库工作成果，如参与制定行业标准、起草政策规划文件、开展文化知识普及与推广等。

第三，鼓励各高校探索设置不同系列的教师岗位，针对不同系列实行不同的评价模式。例如，许多韩国高校设置了教育型、研究型、社会服务型、产学合作型等多种系列的教师岗位，并对每个系列的学术评价标准进行了精细化的规定。中国一些高校已设置了智库系列教师岗位，但目前仅占少数。管理部门应当客观看待不同教师对于学术研究、智库研究、社会服务和产业合作的不同兴趣和态度，在保护学术自由的基础上鼓励不同的学术进路，探索采取“双轨制”“多轨制”评价机制，在分系列的轨道中提供不同的资源配置和制度设计。对于教学科研岗教师，可采取以学术性成果为主体的评价模式；对于智库研究、社会服务、产业合作岗教师，则应着重评价其在国家战略决策服务、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促进“产学研”一体化等方面的实际能力和贡献。

总体而言，一流的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体系应当在塑造学术文化、配置学术资源、维护学术环境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充分顺应学术发展与学科生长的自然规律，营造富于生命活力的学术生态氛围。东亚各国应通过深化学术评价机制改革，提高学术评价质量，增强学术评价公信力，不断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为本国的发展与进步提供更多的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案。

《世界教育信息》2024年第10期目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