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教育丨李怡潇 王定华：土耳其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趋势研究——兼论中土高等教育合作交流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4.08.02

引用格式：李怡潇,王定华.土耳其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趋势研究——兼论中土高等教育合作交流[J].世界教育信息,2024,37(8):8-15.

一、土耳其高等教育国际化现状与特点

（一）积极融入欧洲高等教育区

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成为世界性趋势。相关研究表明，土耳其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并不长，其高等教育普及化属于快速推进模式。2010年以来，土耳其高等教育学生规模大幅扩张，年均增量达6.77%，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100%（达到103.75%）。^[1]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2024年世界大学排名^[2]显示，土耳其共有75所大学上榜，成为排在美国（169）、日本（119）、英国（104）、印度（91）、中国（86）和俄罗斯（78）之后，入围高校数量排在第七位，相比2023年上榜数（61所大学）增加23%。据QS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大学排名：欧洲2024》^[3]对欧洲委员会42个成员国的688所大学进行的评估，土耳其大学在“欧洲最佳学生交换项目”类别中名列前茅。

1999年，29个欧洲国家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启动“博洛尼亚进程”改革计划。该计划旨在顺应欧洲一体化趋势，整合欧盟高等教育资源，实现教育体系的对接。改革核心聚焦于学位制度、学制及学分体系的标准化，强化跨国教学质量评估合作，优化教育资金流通机制，统一资格认证标准等。^[4]土耳其于2001年加入该计划，此后在高等教育领域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提升该国在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影响力。^[5]为促进和落实博洛尼亚进程，欧盟委员会于2003年提出“伊拉斯谟”计划。土耳其于2004年正式加入。该项目于2014年更新为“伊拉斯谟+”计划，是欧盟为支持教育、培训、青年和运动等领域的项目、合作伙伴关系、活动和流动而实施的项目，旨在为欧洲国家之间、欧洲国家和世界各地伙伴国之间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资助机会，促进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学生和教职人员的国际流动，加强创新合作和国际学术交流。当前，土耳其几乎所有大学都参与该计划，是在土耳其高等教育领域中影响最大的出国交流途径^[6]。根据欧盟官网发布的报告数据^[7]：2017—2022学年，通过“伊拉斯谟+”计划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发起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数为337个，564个相关跨国组织机构参与。通过该计划进入土耳其学习的国际学生人数从2017年的9453人增长到2022年的33,978人；从土耳其流出的学生数量从37,073人增至61,517人。

（二）努力打造区域差异化发展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耳其尝试系统地将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公共外交的工具。通过制定各种相关战略，将自身打造成极具吸引力的国际高等教育枢纽。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大学的发展不是统一的快餐模式，而是在结构上注重多样性，功能上强调差异性。在不脱离整体结构的前提下，土耳其高校突出各自优势，专注于某些领域的发展。在引入欧洲的课程和理念的同时，土耳其高校依旧保持对伊斯兰文明和阿塔图尔克精神的拥护，并未选择全盘西化，注重保留本国的传统价值与文化特色，并呼吁其他伊斯兰国家一同打造伊斯兰世界高等教育区。

第一，土耳其对国内不同地区大学的优先发展方向进行明确规定。2015年6月，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与发展部合作发起“以区域发展为导向的高等教育使命差异化和专业化”计划。作为土耳其高等教育系统深化改革的核心策略，该计划旨在通过多重途径促进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发展。具体而言，它倡导在大学内部实施跨学科的系统性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并整合区域特色资源与高校自有资源，以精准构建研发体系，从而明确并激发区域长期创新潜能，优化资源配置，为区域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与行动蓝图。同时，政府积极推动创新型大学模式的探索与发展，以适配并引领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该计划强调职能专业化与协同效应的强化，通过大学在战略规划中的积极参与，促进区域间合作与交流的深化，使高等教育机构成为驱动区域繁荣的关键力量。此外，构建包含大学、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紧密合作网络，共同分析地区优劣势，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2023年10月，随着高等教育委员会将3所大学纳入“以区域发展为导向的高等教育使命差异化和专业化”计划范围，分别是比特利斯埃伦大学的旅游专业、坎基里卡拉特金大学的盐化工专业和奥斯曼尼耶科克库塔大学的可再生能源和电池技术专业，纳入该计划的土耳其大学总数增至25所。由此可见，土耳其的高等教育战略有明显的优先发展取向，政府通过确保高等教育专业化来服务高等教育转型机制，并寄希望于大学可以根据自身能力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在目标范围内为优先工作领域作出贡献，支持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带动全社会全方位共同进步。

第二，土耳其着力提升国家科研能力与水平。土耳其政府于2017年1月正式启动“以研究为导向的任务差异化项目”。该计划旨在通过聚焦土耳其国家的优先发展目标与关键科研领域，推动高水平大学实现研究导向的差异化与特色化发展。入选该计划的大学将肩负起引领土耳其高等教育与科研创新的重任。它们将紧随国家核心战略方向，聚焦前沿科学问题，深入开展高质量的科学研究。这些大学通过增加具有博士学位和高水平研究能力的人员数量，以及优化博士培养体系，吸引并培养未来的科研领军人物。同时，进一步强化跨学科与机构间的合作，促进不同学科的知识交流与融合，形成协同创新的新局面。此外，国际合作与交流也将成为这些大学的重要工作方向，它们积极寻求与国际顶尖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合作机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提升土耳其在科研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例如，推行“YÖK基础科学计划”（YÖK-TEBIP），以提高高等教育领域对于基础学科的重视程度，并在培养体系中融入国际化理念。

第三，土耳其政府积极协同伊斯兰国家共同构建高等教育区，促进教育合作与学术繁荣。伊斯兰国家由57个国家和2个地区（西撒哈拉和科索沃）组成，大多数国家在各级教育领域的总就学率非常低，其中一些国家的教育系统落后。2017年，土耳其主办主题为“创建伊斯兰世界高等教育区”的伊斯兰世界校长论坛。该论坛聚焦深化高等教育合作以提升教育质量，强烈呼吁伊斯兰国家与全球顶尖学术机构紧密携手，共同挖掘并实施创新策略，以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多维度问题。随后发布《安卡拉宣言》，该宣言作为伊斯兰高等教育领域的战略蓝图，为发展与合作指明方向。

（三）紧跟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为探索21世纪现代大学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新模式、新形态和新经验，土耳其政府作出积极回应。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埃罗尔·厄兹瓦尔指出：“我们参与这些变革过程，并不断努力使高等教育系统适应正在进行的数字革命。”2024年3月5日，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人工智能、数字化和大数据”会议上^[8]，厄兹瓦尔宣布将在土耳其的大学开设人工智能、数字化和大数据相关领域的新院系和新专业，包括5个本科专业（其中2个专业首次在本科教育阶段开设）和12个副学士学位课程。随着在线学习平台的出现，土耳其高等教育体系相应地推出“微证书”。与传统的教学学位和证书课程不同，微证书为学习者提供短期、灵活和更易获得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机会，引起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传统学习结构的重新审视。欧盟委员会将其描述为“一个灵活且包容的学习机会”，此类机会由各种公共或私营供应商提供服务，正在欧洲和世界各地迅速普及，并与各地教育体系发展相协调。土耳其将建立微证书框架，由其高等教育委员会负责制定和实施。^[9]

同时，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显著提升，学者们发现当下各国的高等教育不再趋向以欧美为标准的学术市场，不再盲目相信欧美顶尖研究型大学是学术世界的神话，呈现于不同于之前的“西方化”趋势。发展中国家亟待打破目前的不平等结构，推广多边平等关系下的相互学习，“在协作中寻求竞争，在竞争中加强协作，实现共赢发展”^[10]，减轻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绝对依赖，探索实现全球和地方间的平衡，开创具有国际视野和本土特色的发展模式，并打造国际化的本土品牌。2022年3月，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国际高等教育战略协会（HESA）发布《世界高等教育：机构、学生和资金》报告^[11]，指出当前高等教育的重心已开始从“全球北方国家”向“全球南方国家”转移，特别是以往被认为处于高等教育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更是进步巨大。在此背景下，土耳其于2016年6月17日宣布成立土耳其马里夫基金会^[12]。作为首个且目前唯一获正式授权代表土耳其在国外开展教育活动的机构，土耳其马里夫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从学前至高等教育的全方位教育支持工作，打造土耳其的全球教育品牌。目前马里夫基金会已在六大洲52个国家设立470个教育机构，覆盖5.3万名学生，成为土耳其国际教育走向世界的窗口。

二、土耳其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趋势

（一）服务土耳其国家战略目标 

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展现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促使各国高度重视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将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土耳其政府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在外交、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联动作用，将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视为实现国家战略愿景的重要路径。《2018—2022年土耳其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2023年土耳其战略愿景》《2023年土耳其教育愿景》等战略性政策文件明确提及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相关内容。

21世纪的世界格局日趋复杂，占有重要地缘位置的土耳其是影响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土耳其位于欧亚交界，北邻俄罗斯，东接高加索与中亚，西邻欧洲，南及东南近北非与中东，扼守黑海至地中海要冲，独特地缘使其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桥梁国家”。近年来，尤其是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其外交理念经历深刻变化，外交政策由保守转为激进，由亲西方向多元外交迈进，逐渐转换为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模式，转向“自主国家”。土耳其积极改善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充当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以及叙利亚之间的调解者，力图扩大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积极与亚洲各国开展合作交流。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后，土耳其高等教育强化国际交流，聚焦文化交流，通过分校设立、人员交换及国际课程融入，促进共同价值观认同，增进国家间理解与团结，为国际合作共赢奠定意识形态基础。

为实现“跻身世界十大经济体之列”这一目标，土耳其对经济发展高度重视，并寻求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疫情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对外依存度极高的土耳其经济很难“独善其身”。2023年6月，土耳其国内通货膨胀率已飙升至78.6%，达到24年来的最高水平。土耳其政府一改坚持多年的宽松财政与货币政策，试图通过紧缩货币抑制通胀势头。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效果立竿见影，目前土国内经济形势总体向好。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流动除了社会效应外，还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效应。^[13]高等教育国际化将培养大批满足全球竞争需求的人才，使其毕业后可以更好地进行社会服务，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促进合理分布配置，推动社会经济繁荣。

土耳其还将高等教育定位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发展的基础。《土耳其高等教育战略》是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于2006年6月颁布的政策文件^[14]，由专门的战略发展委员会基于对世界和土耳其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预期目标制定，通过评估土耳其高等教育的组织、治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内容，以及对比愿景与现状之间的差距，阐明当前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和政策工具。该报告解析了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并在方式方法上提出创新思路，指出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国家，利用远程开放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成效斐然，为以土耳其安纳多鲁大学为代表的开放教育系统进行国际化发展开拓新思路。

土耳其通过提升文化软实力，寻找更好地在区域地缘环境中发挥作用，提高自身在全球层面的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世界各国在21世纪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土耳其政府特设隶属于共和国总统府的公共外交办公室，并设立多个外交部下属机构，为土耳其政策的战略规划与软实力建设进程作贡献。文化部和相关教育机构也协助开展传播和媒体活动，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在决策平台上发表意见，影响全球舆论，向世界人民讲述新土耳其的故事，介绍土耳其文化、艺术和语言。土耳其成功在穆斯林人民心中树立新的“模范国家”形象，有助于提升其在伊斯兰世界的软实力。

（二）不断完善国际人才交流体系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2000年全世界留学人数中只有0.83%在土耳其接受教育；2022年，土耳其拥有来自198个国家的超过30万名国际学生，占全世界留学生人数的2.9%。但相关数据显示，在涉及国际学生和教职人员的流动人数上，“流入”和“流出”人数存在显著差异。2022学年，通过“伊拉斯谟+”计划进入土耳其大学交换的国际学生和教职人员分别为33,978人和8261人，而通过该计划离土学习的人数分别为61,517名学生和16,035名学者。^[15]土耳其大学正积极投身于国际合作浪潮中，致力于推动国际学生与教职员工的交流互访。然而，土耳其留学市场的吸引力与该国学生向外流动的趋势之间，存在着明显不匹配性。^[16]土耳其政府亟需制定政策，吸引并留住国际学生和学术人员，以建立和巩固土耳其“有魅力目的地”的地位。

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采取一系列新政来吸引优秀学生和学者：确保土耳其优秀学生毕业后不外流；吸引世界优秀学生到土耳其学习，同时加大博士后群体的人员流动。此外，土耳其积极探索有效措施将该国教育和研究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者联系起来，并促进不同种类（长期、短期）、不同层次（本科、研究生）的合作交流。2023年1月29日，“土耳其国际学生入学考试”正式启动，确保接收海外学生标准化。2024年，土耳其政府将继续开展“国际研究人员计划”^[17]，鼓励博士生和研究人员在世界著名大学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研究，并为其提供4.5万里拉的奖学金。

在国际交流领域，土耳其政府与许多国家开展高等教育双边合作，如合作办学项目、建立多伙伴研究中心。通过增加国际流动性、就业及实习机会、联合文凭和研究项目等，进一步丰富国际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多样性。土耳其政府致力于同非洲国家分享其高等教育系统的科研基础设施和知识，也希望通过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土耳其与非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2024年1月16日，土耳其高等教育理事会与布基纳法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创新部签署《2024—2027年高等教育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实施议定书》。^[18]根据该协议，在西非布基纳法索公立大学学习的10名硕博士研究生将有机会在土耳其大学学习，并获得高等教育委员会提供的奖学金。

作为历史上不存在“仇外”（xenophobia）问题的国家，土耳其有潜力成为所有国际学生和学术人员，特别是穆斯林的安全可靠目的地。土耳其留学生的国籍分布较其他国家更加多元，学术文化环境较为宽松，对来自世界各国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学生和学术人员更加包容。

（三）致力在全球舞台扮演更大角色

随着全球化进程深入，博洛尼亚进程推动一个团结强大的欧洲高等教育区不断发展，带动一个具有更高兼容性和可比较性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建立。对高等教育机构而言，学者质疑博洛尼亚进程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博洛尼亚框架的边界能否保持完整，高等教育机构在进程中究竟能否获益”。与此同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欧洲高等教育区与世界不同高等教育体系间的融合成为新的挑战。相对于欧洲教育一体化而言，高等教育国际化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全球局势和竞争市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碰撞必然需要全面的物质保障和制度支撑。同时欧洲高等教育区内不同国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利益分配也将引发新的博弈。^[19]

同时，土耳其在国家层面主动探索高等教育的特色发展。土耳其跳脱出欧盟，成为欧洲地中海大学^[20]的合作伙伴国家之一。自2008年成立以来，欧洲地中海大学已成为一所国际机构，汇集地中海周边国家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为创建一体化的“欧洲—地中海”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作出贡献。此外，土耳其政府启动“梅夫拉纳交流计划”（Mevlana Exchange Programme），突破欧洲地域的限制，自主开展全球性的人员流动计划。在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形成质量文化方面，土耳其在参与到欧洲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中的同时，加紧形成自己的质量评价体系，在国家和机构层面分别进行制度与组织设计——形成土耳其资格框架。在教育内容方面，土耳其的高校在引入更多欧洲课程和理念的同时，依旧保持对本国语言文化以及伊斯兰文明的拥护，如明确规定各层次教学中土耳其共和国革命思想、凯末尔主义、阿塔图尔克原理与改革等课程必须用土耳其语授课^[21]。土耳其马里夫基金会也开展了教育研发活动，创建独特的马里夫国际课程（International Maarif, IM）^[22]，重点突出“全球—国家—地方”（global， national， local，GLONACAL）概念，即能够掌握国际发展最新动态趋势，学习并吸收各国特有的民族价值观，制定匹配全球视野的本土化教育模式。马里夫基金会响应政府号召，致力于培养能够胜任21世纪未来挑战、具有普遍道德价值和责任担当的新一代。总的来说，土耳其在加入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的同时，并未选择全盘西化，努力做到国际化与本土化有机结合，十分注重将本国的传统价值与文化特色传播到国际舞台。

后殖民时代，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仍长期以主流姿态存在并影响着众多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受制于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和教育发展的起步较晚，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它们不可避免受到发达国家的牵引，以提升自身的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土耳其也致力于同其他欧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共同以更积极的姿态推动多边平等关系下的相互学习，保持自主性和创新性，从而减轻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绝对依赖。

三、中土高等教育合作交流展望

（一）中土国际合作交流路径具有相似性

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至数个世纪前，其深厚的历史底蕴植根于“丝绸之路”这一连接亚欧大陆、沟通东西方文明的古老商路。自2010年中土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在多个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两国在地区和全球合作上的互动也愈发频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计划形成一定协同，为两国在政治、经济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沟通搭建了更为坚实的桥梁，进一步推动中土关系的全面发展。

“中间走廊”横贯里海的东西，始于土耳其，途经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横贯里海、中亚，直达中国。该走廊通过铁路和公路分别穿过格鲁吉亚、阿塞拜疆、里海（穿过里海过境走廊），经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或哈萨克斯坦路线到达中国。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同，土耳其“中间走廊”计划目的是发展东西方的连通性，加强亚欧之间的互联互通，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和联系，提高自身国际地位。

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土两国均致力于提升教育质量、优化结构、培养创新人才及强化国际教育合作。基于此，两国可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间走廊”计划，开展双边或多边产学协同和科研育人合作。

（二）联合建立双边高层次人才交流机制

中土两国通过互设文化中心、开展典籍互译、邀请学者互访和积极推进“百校教中文”项目等方式持续推进两国人民在人文领域的合作交流。在此基础上，中土两国可以从增加参与学校、涉及学科、交流主体等方面入手，让更多以除语言外其他学科见长的学校、专家和学者参与，采取多种合作方式，拓宽交流的层次和范围。两国的智库可以在政策研究、战略分析等方面深入交流与合作，通过共同承担课题、组织研讨会等方式，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为两国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在高等教育领域，土耳其政府正在努力搭建更为开放、包容和自由的学术环境，为未来中土两国在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共同价值理念基础上，建立更高层次的人文社科交流机制创造条件。两国可以研究项目为依托，逐步开放学术资源共享，建立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播的大数据平台。

（三）共同助力发展中国家“去边缘化”

阿特巴赫、卡诺伊和阿诺夫是国际上著名的将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引入教育研究的学者。他们曾借助“中心”与“边缘”关系来描述、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在世界知识网络与学术系统中的地位。按照依附论的观点，处于中心的大学是知识的创造者，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名并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也是处于边缘的大学的追随目标与模仿对象。这类大学全部位于全球北方（Global North），而处于边缘的大学则是位于中心的大学所生产的知识的传播者和消费者，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在许多方面依赖位于中心大学。^[23]

目前，全球南方各国在各个领域的表现日益亮眼、影响力与日俱增，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从万隆会议到南南合作，再到“一带一路”倡议，优先发展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的政策重点。作为南方国家的一员，土耳其始终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土可立足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展更广泛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共同构建多元多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提升在全球知识网络中的核心竞争力，以此助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努力跳出“被边缘化”的境地，构筑全球南方共同体。

《世界教育信息》2024年第8期目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