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钟秉林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教育家。他毕生忠诚于党和国家教育事业,从青年时代赴延安插队兼任民办教师,到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再到远渡重洋、英伦留学,学成后毅然回国报效祖国。钟秉林先生先后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等重要职位。他始终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不遗余力推动我国各项教育事业改革创新,为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钟秉林先生的社会头衔很多,但他经常自谦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最在意的身份就是教师。钟秉林先生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启智润心、因材施教,勤学笃行、求是创新,乐教爱生、甘于奉献,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用身体力行诠释践行着教育家精神。
关键词:钟秉林先生;教育家精神;教育家;大学校长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4.09.01
引用格式:姜朝晖, 翟雪辰.钟秉林先生的教育家精神[J].世界教育信息,2024,37(9):3-11.
教育家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标识性概念,是我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身上蕴涵的宝贵品质,是一代又一代年轻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的价值追求。2024年4月7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总督学顾问钟秉林先生在北京逝世。先生逝世后,教育界内外以不同方式缅怀追忆钟秉林先生。作为钟秉林先生亲自指导的学生,笔者曾在钟秉林先生的指导下完成学业,并在毕业后一如既往得到先生的教导,受教受益良多。钟秉林先生的为人为政为师为学,他的办学理念、学术思想、育人智慧、高尚情操,是一座“富矿”,闪耀着教育家精神的光辉。本文主要基于笔者追随先生的求学经历,同事、学生的怀念文章,以及先生公开接受采访的有关文献,对钟秉林先生的教育家精神进行初步梳理。
一、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始终忠于党和国家教育事业
(一)扎根农村,孕育远大教育理想
20世纪60年代末,钟秉林先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匆匆结束北京四中的中学生活,奔赴陕北延安插队,少年时就在艰苦的环境中边劳作、边学习。每天晚上,在结束繁重的体力劳动后,他就“猫”在煤油灯下阅读经典著作,并且靠自学完成高中课程。插队的经历,促使他了解了当时中国真实的社会,深刻体验到农村教育的艰辛,对他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一个偶然的机会,村里的民办学校急需教师,钟秉林先生以代课教师的身份站上讲台,面对坐在简陋教室里面求知若渴的孩子们,他的心里悄然埋下了投身教育事业的种子。[1]从此,他一生与教育结缘。
(二)求学海外,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1973年,钟秉林先生结束插队生活,以自学方式考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机械系。毕业后,他怀着“为经济建设人才培养作点贡献”的志向,留校任教,1987年获得硕士学位。1990年,钟秉林先生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以公派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英国威尔士大学进修,师从英国机械领域的著名学者布莱德教授。靠着在学术上不服输的精神和日复一日的勤勉努力,钟秉林先生颇受布莱德教授青睐,199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威尔士大学博士学位。面对英国威尔士大学频频抛出的橄榄枝,钟秉林先生拒绝了其邀请,毅然回国任教,投入到祖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来。他多次承担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并出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将英国高等教育的先进经验引入东南大学,为学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肩挑重担,调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1996年,钟秉林先生在经过教育部的全国遴选后被委以重任,调入教育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工作,担任高等教育司司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教育部司长之一。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关键期,高校面临规模扩张、结构调整、质量提升等多重压力,改革势在必行。时任高等教育司司长的钟秉林先生,成为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扩招计划、“985工程”“211工程”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政策的积极推动者和直接参与者。在任职期间,他积极推动和参与高校教学改革、办学体制改革、学位制度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质量保障机制改革等多项重大高等教育改革举措的制定与实施,助力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四)服从安排,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2001年,钟秉林先生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2001—2012年,钟秉林先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这十一年,恰好是学校的重要转型发展期。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师范性、学术性、综合性的发展道路,到底哪一条路更适合北京师范大学?面对各界的争论与质疑,钟秉林校长牢牢把握“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原则,多次与学校教授、干部、师生开展座谈,进行了全面、细致、深入的一线调研工作。站在建校百年的历史节点上,钟秉林校长审时度势指出:北京师范大学要在立足教师教育特色与文理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形成综合性的发展道路,以“建设成为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的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作为学校发展的下一个百年目标。在北京师范大学独具优势的教师教育领域,钟秉林先生主张“其他师范院校、综合性大学都能做到的,北京师范大学就不做了,去做一些别的学校做不了而市场又需要的事。”这一改革举措稳固了北京师范大学在全国师范教育领域的“领头羊”地位,北京师范大学师范类毕业生成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极力争抢的人才。
钟秉林先生曾说:“一名优秀的校长,必须具有博大的爱心和执着的追求:爱学生、爱教师、爱学校,忠诚教育、无怨无悔;必须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宽广的办学视野:思维敏锐、善于谋划,能够通过观念变革来带动教师教育行为的转变;必须熟悉人才成长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能够科学决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坚持教育教学改革;必须具有管理能力和人格魅力:能够统筹协调、凝聚人心、驾驭全局,并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形成办学特色和个人风格;必须具有学习和探究能力:能够关注和研究教育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并升华为理论。”[2]这不仅是钟秉林先生对优秀校长的理解,更是钟秉林先生对自己的要求,是他毕生都在践行的准则。无论学校管理、日常言论还是为人为学,钟秉林先生作为大学校长都享有良好声誉和口碑,并于2010年获得“中国最有魅力大学校长”称号。
(五)鞠躬尽瘁,担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怀揣着赤诚的教育热情,钟秉林先生始终奔走在国家教育改革的第一线。面对党和国家的需要,他从来都是第一时间“服从组织安排”。2012年,卸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后,钟秉林先生当选为中国教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会长,其关注领域也从高等教育拓展至包含基础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系统。担任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会会长期间,他积极落实国家战略,全力服务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主战场,不断提高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教育理论创新,恢复学会教育科研规划课题,持续打造学术年会等各类品牌学术活动,支持各分支机构开展专业学术活动,扎实开展基层教师培训和会员服务,大力支持教育改革实验,全面加强学会党的建设、制度建设和分支机构建设,促进学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钟秉林先生被授予“中国教育学会特殊贡献奖”。
除了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外,钟秉林先生还有着很多“分量十足”的头衔——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总督学顾问、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暨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每一个头衔背后,都是钟秉林先生积极投身党和国家教育事业改革发展,不遗余力推动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汗水和艰辛。
二、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带头践行北京师范大学校训精神
(一)平易近人,温润如玉
钟秉林先生是谦谦君子,他平易近人、温润如玉的品格,为无数的同事、同行和学生所称道。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期间,他带头践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虽严格却从不严厉,虽居于高位却始终宽厚包容、谦逊低调。钟秉林先生认为,校长虽是学校的领导者、管理者,但更是“搭台子”的人,是“灯光师”,校长要做的就是把各个领域最优秀的教学与科研人员聚集在一起,为他们提供发挥个人所长的机会和平台。钟秉林校长十分看重教师的专业发展与权益保障,对于在专业领域有较大影响力的老教师,他更是视若瑰宝,在学科建设、学校发展规划等方面多次召开教师座谈会,真诚、真切听取老“师大人”的意见与建议,尽可能地满足教职工的发展诉求,尽心尽力把北京师范大学建设成为教师心中期待的模样。在钟秉林校长人格魅力的感召下,许多学界泰斗、青年才俊更加坚定在北京师范大学发展的信念,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宝贵财富。
在一众学生眼中,钟秉林先生的形象不仅是伟岸、光辉和高大的,更是非常慈爱、亲切和温暖的。在生日宴上,钟秉林先生被顽皮弟子在脸上涂了蛋糕奶油时,却乐呵呵地说“两边要涂对称啊”,至今想来令人动容。在2018年暑期师门组织赴河北张家口的草原旅行中,钟秉林先生和老牧民亲切交流他少年时在延安插队的经历,和爱人携手在草原余晖中漫步,和学生们的孩子一起做游戏……此时的钟秉林先生不再是严肃庄重的大学者,而是身边一位慈祥可亲的“邻家爷爷”。令学生们遗憾的是,由于钟秉林先生工作繁忙,这竟然是唯一的一次师门出行活动。
(二)严于律己,谦虚谨慎
在担任校长期间,钟秉林先生反复叮嘱学生,“做人做事,都要低调谦虚,不能因为是校长的学生,就在学校享受特殊的优待”。在他退居教师岗位之后,也多次告诫学生,“对于学校的各项规定,每个人都应当严格遵守,有时候哪怕自己麻烦一点,也不要因为自己的事情而给学校老师添麻烦”。钟秉林先生一心扑在工作和科研事业上,在生活方面一如既往简单朴素。一件普通的黑色西装外套,先生穿了10多年,直到袖子磨破也不舍得丢掉。每次学生帮他带饭时,他总是第一时间递上自己的饭卡,“不要麻烦,去楼下最近的食堂给我带碗牛肉面就好”,然后继续埋头处理工作。有毕业生回校向他求教,钟秉林先生通常都是在办公室以盒饭招待,要求在读的学生必须用他的饭卡去打饭;然后边吃边聊学术和工作,并且以身作则,每次都践行“光盘行动”。还有一次,钟秉林先生刚好撞见师门的学生们在讨论国外品牌的代购,就一脸疑惑地问道:“你们说的这些国外品牌,是不是都很贵啊?为什么要去追求这些呢?咱们国内不是有很多性价比更高的嘛!”钟秉林先生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知道老百姓的生活不易。即便在海外留过学,他一生也从不追求所谓的国际名牌,对衣食住行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要浪费”。
(三)深切关怀,公平正义
钟秉林先生对教育中的弱势群体,尤其是贫困学生,都给予了深切关怀。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他尤其关注关心贫困家庭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之后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期间,每年教师节前后,钟秉林先生都会去看望贫困地区的教师,多年一直坚持,成为一种习惯。[3]钟秉林先生也是重点大学农村学生单招计划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农村孩子不是不刻苦、不努力,也不是不聪明,而是受当地文化教育水平的限制,在成长过程中没能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在高考中难以和城市孩子同等竞争。“在高考中对农村困难地区的孩子进行政策补偿,是天经地义的事,要促进教育公平、社会公正,必须那么去做。”[4]钟秉林先生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所带的硕博士研究生中,既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名校的生源,也有来自地方二本大学的生源。对于学生,他向来都是一视同仁,真正做到了公平正义。
三、 启智润心、因材施教,最在意的身份是教师,既做“经师”,更是“人师”
(一)崇教爱生,爱生如子
钟秉林先生曾说,自己最在意的身份是教师。先生时时刻刻把学生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生动诠释“崇教爱生”“爱生如子”。钟秉林先生一生未使用微信,习惯使用电话和短信沟通。对门下弟子的短信息,他每每必回,而且往往是“秒回”。学生在他心里的分量是非常重的。特别是从大学校长退下来之后,他对于培养学生的投入远超一般行政和学术性工作。钟秉林先生清晰记得门下每一位弟子的家庭情况、学业基础、学习节点和毕业去向。钟秉林先生曾指导过的硕士生回忆道:“无论老师工作多忙,只要我们学生找他请教或帮助,他一定会想办法挤出时间。”对于走上工作岗位的毕业生而言,钟老师不仅完成了其作为“经师”的使命,更是继续履行“人师”的职责,一直关心、照顾学生的终身成长,一如既往、毫无保留地鼓励和支持学生发展。
(二)不愤不启,不徘不发
自2005年担任教育学科的博士生导师以来,钟秉林先生亲自或参与指导的硕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共有50多位。对待学生,钟秉林先生始终坚持包容开放、循循善诱的教育原则。从博士硕士毕业论文,到平时学术期刊发表的选题和撰写,都会充分征求、听取学生的意见。在学术领域,钟秉林先生非常尊重每个学生的自由发展。他虽然有许多在研项目,但从来不会指派研究生参加某个课题组。对于学生的自选课题也都十分支持,还总是教导学生要用心去做研究、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课题。据学生们回忆,钟秉林先生在与学生探讨学术问题时,从不“乾纲独断”,反而经常把“这方面我不太了解”“你们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更好”这样的话语挂在嘴边。作为教育学领域的全国知名专家,他始终把自己摆在与学生平等的位置,与学生共同商讨不同研究方法的利与弊,研究有关重要文献的得与失。师门每月的沙龙例会上,钟秉林先生无论工作多么繁忙,都会尽可能地参加,耐心聆听学生的汇报和自由讨论,从不先入为主地给学生的汇报定下基调,而是在最后环节将大家提到的共性问题、重要问题进行总结,并补充自己对讨论主题的意见建议。
(三)事必躬亲,因材施教
钟秉林先生对学生的学业要求从不放松,在学术指导方面事必躬亲。他时常教导学生们,学术研究要有新意,要有问题意识,不能为发表而发表。无论是学生拟投稿的期刊论文,还是重点课题、重大报告,他都参与指导,从不懈怠。门下每位毕业生的学位论文初稿上,钟秉林先生都留下过数以百计的修订和批注,从文字表述、表格样式,甚至标点符号,都逐字逐句“打磨”,其中不少修订的时间都显示在凌晨。钟秉林先生始终有个教育梦,希望“人人能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人人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5]对于学术领域起步晚、入门慢的学生,他从不轻易放弃,而是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勉励学生戒骄戒躁、踏实努力,静待花开。在钟秉林先生开放包容教育思想的引导下,门下的学生就业未局限于学术研究领域。他们在行政岗位、学术界、出版界和企业界各尽其才,作出应有贡献。
四、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深耕高等教育研究,积极服务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一)投身高等教育学术研究
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期间,钟秉林先生依托先前担任东南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工作经历,基于在教育行政管理、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优势和学术积累,主动向学校申请担任教育学科教师,也希望以此为契机,深化高等教育研究。钟秉林先生认为,大学管理者需要深刻理解教育本质,洞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积淀教育管理智慧,由此才能不被社会世俗功利所诱惑,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开展创造性工作,推动教育改革创新。据北京师范大学王英杰教授回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师代表经慎重讨论,一致同意聘任钟秉林先生为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此,钟秉林先生正式从机械研究转向教育研究,并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管理、教育政策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过去十余年,钟秉林先生都是教育学特别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高产和高被引学者,连续多年入选中国大学教育学高贡献学者(全国第三方大学评价研究机构艾瑞深校友会网评选)、中国高被引学者(全球性信息分析公司爱思唯尔评选)等。在他的领导下,十余年来,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培养硕博士研究生、留学生近千余人,论文、著作、咨政报告等成果数量和质量位居全国同行前列,成为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重镇。
(二)聚焦国家需求开展战略研究
钟秉林先生经常说自己不是教育专业科班出身,但始终坚持用宏观视野、战略思维、系统观点研究教育,他的学术目光驰骋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信息技术教育等多个学科领域。[6]从事教育研究领域后,钟秉林先生聚焦党和国家的教育需求,开始更加勤奋刻苦地钻研。钟秉林先生团队先后承接多项教育部委托课题研究,第一时间回应教育部党组最为关切的问题。他十年如一日坚持开展高等教育领域人才培养、经费投入、考试招生、教师发展、后勤保障、体制改革等方面问题的研究。近年来,钟秉林先生更是围绕当前我国教育领域的复杂难题,敢于挑重担,敢于打硬仗,带领团队开展民办教育、教育资源配置、全面两孩政策、新高考改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研究,为国家教育改革提供了许多高质量的咨询报告,推动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三)勤勉求实,兢兢业业
许多人只看到钟秉林先生取得的学术成就,却不知晓这背后他夜以继日的艰苦付出。钟先生身兼数职,平时的工作日程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他的大多数学术论文、著作都是加班熬夜写就的。一年365天,他几乎360天都在工作,常常加班熬夜。平时的每一次讲课、报告、指导,无论什么场合,不管对象是大学校长、教授,还是中小学教师,他都会精心准备,而且成为一种职业习惯。对于国家部委委托的项目,他都是兢兢业业,亲自带项目组成员一起改写材料到深夜。对于合作发表的论文或出版书籍,只有先生实际参与、作出贡献的,才会同意署名。即便在病榻之上,钟秉林先生仍时刻牵挂着团队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强忍着病痛规划好项目研究重点与团队后续分工。生命末期的许多篇论文和报告,都是他在病榻上一字一句完成的。钟秉林先生逝世前后,他的学术论文还在《教育研究》《现代教育管理》等期刊发表,并有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五、乐教爱生、甘于奉献,始终关心学生成长,提携鼓励学术后辈发展
(一)时刻把学生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在学生学业或事业发展的关键节点,钟秉林先生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给予学生帮助和指导。无论工作多忙,都一定会亲力亲为学生的选课、论文指导,对硕博士学位论文更是逐段逐句修改。有时恰好碰上在外出差,钟秉林先生深夜看完学生的毕业论文后,还会针对文章问题逐一和学生沟通。笔者就有切身的体会,多年后向先生表示感谢,他回复说,这只是做了他该做的。在学术研究领域,他充分尊重、鼓励学生开展自己的探索。即便师门的在研课题任务繁重,钟秉林先生始终优先肯定、鼓励学生的自由研究兴趣,从不把参与导师课题作为对研究生的硬性要求。
(二)关心帮助困难学生
年轻时在农村的插队经历,使钟秉林先生对家庭困难的学生总会多一份关注关怀。每年新生入学时,他都会默默关注门下硕博士研究生的助学贷款情况,关心学生吃得好不好,生活上是否有困难。他清楚知道门下硕博士研究生的家庭困难情况,为了保护学生自尊,他总是寻找各种机会帮助改善困难学生伙食,悄悄为学生提供帮助。逢年过节,钟秉林先生会照例统计留守在校学生名单,亲切地与留校学生一一打电话问候,邀请他们一起庆祝节日。一件又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是钟秉林先生在繁忙工作之余的心头牵挂。对于学业有困难的学生,钟秉林先生总是循循善诱,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耐心指导学生学业。对于毕业后的学生,但凡遇到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他都会给予无私的指导和帮助。
(三)对校友、对社会无私奉献
钟秉林先生总是习惯为他人考虑,特别对于校友,他饱含了巨大的深情。平时工作每到一地,他都习惯性地去看望北京师范大学校友,关注校友在各行各业的成长和发展。但凡是校友的活动,他都会尽力抽出时间予以支持。教育界的领导和同事们每每提及钟秉林先生,无不对其心生敬重。他从来不因为自己的影响力而“摆架子”,一如既往关心、提携学术后辈。对于相关学术讲座、文章约稿、书稿写序和各类教育公益活动,只要先生有时间,基本上都有求必应。难能可贵的是,钟秉林先生从来不会因活动主办方的学校类型、层次、排名等来决定是否受邀参加,无论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顶尖学府,还是正处于发展建设阶段的民办独立学院,他不仅一视同仁,还总是对实力相对薄弱的新建民办院校平添一份关注,为薄弱学校的发展建设提供指导、贡献智慧。
六、胸怀天下、以文化人,始终坚持开放理念,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一)推动创办首家内地与香港地区合办大学
2004年,钟秉林校长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签订合作办学协议,成立首家内地和香港合办的大学,也是内地第一所新型博雅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钟秉林先生是推动中外合作大学成功建设最为关键的领导之一。新建一所大学,不只考验领导人的眼光,而且需要极其繁琐的沟通和协商。由于没有以往经验可资参考,只能一步一步地探索,遇到一个问题,攻克一个难关。在UIC建校初期,钟秉林先生一直担任董事会副董事长,呵护着UIC的成长。当时的管理团队因为不熟悉内地办事规范流程,常常遇到困难碰到钉子,每一次都要请教钟秉林先生,寻找解决办法。有时候,一个月好几次电话,有时候一周好几次。钟秉林先生总是以极大的耐心和超凡智慧,化解了办学路上诸多问题,从办学许可、招生计划和民政部机构许可,再到学费标准、物价审批,以及土地选址,在有限的时空内,建成了全国第一所内地大学与香港特区大学联合办学的机构。[7]直至2005年秋,UIC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宣布成立,迎来首批新生,成为香港与内地研究型大学合作办学的改革先锋。
(二)组团赴海外学术交流和招揽人才
钟秉林先生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他致力于推动北京师范大学的国际化,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向海内外宣传中国高等教育的成就和经验。据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处处长洪成文教授回忆,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启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外人才招聘活动,学校安排三个团,分别前往美国、日韩和欧洲招聘海外人才。钟秉林校长担任美国招聘团团长,带领教师从美国西海岸走到东海岸,竭力宣讲北京师范大学招贤纳才的想法。钟秉林先生不仅在会上娓娓道来,而且在会后与很多才俊和校友交谈甚欢。一批海外教师有感于钟秉林校长的真诚和感召力,陆续选择前往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今天,这批海外归来的学者已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学术队伍中的一支中坚力量,少数教授还成为校级领导。[8]正是钟秉林先生在担任校长时的求贤若渴,为北京师范大学招揽和储备一批海外优秀人才。
(三)助力提升我国教育国际影响力
钟秉林校长积极推动孔子学院建设。早在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就与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合作建设孔子学院。钟秉林先生率团亲赴旧金山参加孔子学院的揭幕典礼,旧金山市议会将2月15日确定为“孔子学院日”。[9]旧金山孔子学院的建立不仅推动了北京师范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工作,而且拓展了中国高校在美国教育领域特别是西海岸教育领域的影响力。2007年4月,英国卡迪夫大学授予钟秉林校长“名誉国际副校长”(Honorary International Vice President),这是卡迪夫大学首次颁发副校长荣誉职位。英国驻华使馆时任公使巴巴拉·伍德沃德(Barbara Woodward)女士对钟秉林校长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以及为中英高等教育交流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10]2017年,澳门大学向钟秉林教授颁授荣誉教育博士学位,以表彰其卓越成就,特别是为社会发展和教育作出的重大贡献。[11]2020年,钟秉林先生获香港浸会大学颁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12]这些学术头衔和荣誉,都是钟秉林先生的学术成果获得海内外学府高度认可的体现,钟秉林先生也借这些机会,不断向国外宣介我国教育改革的成就和经验,赢得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认可。
作者简介:姜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北京 100088);翟雪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88)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