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教育丨汉斯·德威特 菲利普· G. 阿尔特巴赫：面向未来的国际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4.08.01

引用格式：汉斯·德威特,菲利普· G. 阿尔特巴赫.面向未来的国际高等教育[J].世界教育信息,2024,37(8):3-7.

疫情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深远且广泛，尤其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更是受到沉重打击。^[1]同时，跨国与跨学科的科研合作变得至关重要，有助于应对疫情和解决社会经济后果。国际流动等重大挑战，以及疫苗开发中科研合作的必要性和影响，是疫情对高等教育影响的主要表现。人们希望高等教育能够从过去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错误（包括加剧的市场化和竞争） 中吸取教训，并通过合作开展教育和科研项目，为社会服务。但笔者对此不太乐观，担心大学旧习难改。笔者探讨了“非国际化革命”（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revolution that isn’t）^[2]，同时认为，回到旧习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疫情带来的深远的短期、中期，甚至是长期的后果和干扰不可避免”^[3]。重大的全球危机改变了社会，也改变了高等教育。无论期望与否，变化正在发生。而只有变化本身一直难以预测。边境和校园已经重新开放，在线教育再次被线下教育所取代。大学和政府都在欢迎留学生的到来，留学生人数也大幅回升。旧时光和旧习惯似乎又回来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真的是高等教育所为之奋斗的吗？

以上都是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和高等教育面临气候变化、日益增长的移民压力、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入学机会和公平差距、（高等）教育的资金、对学术自由的威胁、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以及顶级研究型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等重大危机和挑战的情况下。为了在未来实现更好的国际高等教育，高等教育需要应对这些重大挑战。

一、在线教育与线下教育相结合

在疫情期间被采用的在线教育中，学生和教师对这种学习和教学体验感到不适，技术尚不发达，且并不总是可用，课堂内外也缺少互动性强的学生和学者。针对世界各地的学生和教师调查都反映对“虚拟学术大学”的不满。

但是，面对在线教育的不断普及，需要回答，“我们现在正处于在线教育的变革时刻吗？”笔者预测，“就像十年前的慕课（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没有产生许多人预期的教育革命一样，如今向远程教育的大规模迅速转变也不会。不过，希望它能通过结合在线教育，提高课程和教学的质量和专业性”。^[4]事实似乎确实如此。

疫情让人们深刻意识到，互动性强的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对于线下教育的重要性。线下教育机构将被时代淘汰的想法显然是错误的。经合组织曾提到，“学生不太可能在线上内容中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学生更倾向于到大学结识优秀的人，与教师进行鼓舞人心的对话，与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合作，并体验校园的社交生活” 。^[5]

但是线上教育也为高等教育的未来创造许多值得关注的新机会。显然，与容纳数百名学生的大型演讲厅相比，在线教室会是更好的学习形式。在研究生教育和继续教育中，结合不同学习方式可以有效地开展线上和线下的学习项目，并减少学生和教师的流动需求。远程技术可以促进线下教学、虚拟交流和协作式在线国际合作学习（COIL）。虽然这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发生，但在过去几年里，教育项目、活动进展和教师参与度才有极大的提升，未来在线教育应该得到更多关注。高等教育不会完全虚拟化，但在线教学以及在线科研合作和社交肯定会增加。

在线教学机会增加的案例之一是协作式在线国际合作学习，它最初是在美国作为一种线上教育的形式发展起来，已经在欧洲得到应用，并扩展到拉丁美洲，成为学生和教师出国交流的替代方案。类似的趋势正在非洲和亚洲蔓延。这种形式的虚拟交流仍主要建立在南北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其中全球北方的大学占主导地位，但越来越多南南虚拟伙伴关系正在涌现。以这种方式，技术正在演变成一个提升包容性的机会。

二、学生国际流动

1965年，全球国际学生只有约25万人。疫情暴发之初，全球560万学生在国外留学，是十年前的两倍。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国际学生流动急剧扩大，并在许多地方成为主要“产业”之一。

留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其次是全球南方的其他国家。只有韩国，多年来一直是第三大输出国，但在过去十年中，由于国内教育质量等因素的提高，出国留学的人数出现下滑。主要的留学生接收国也保持稳定：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名列前茅；一些国家排名迅速提高，特别是加拿大、荷兰、中国和俄罗斯。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和南非等不仅派遣、同时也接收留学生，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希望吸引来自各国的学生。

总的来说，大多数留学生仍然来自亚洲，前往全球北方的英语授课国家，但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万晓峰指出，“有许多迹象表明，非洲留学生的人数持续增长。非洲大陆现在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之一，非洲 60%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6]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洲留学生接收国之一。西方国家、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争夺主导权，以获取非洲国家人才资源。

留学生目的国也将面临重大挑战。加拿大、荷兰、德国、爱尔兰和丹麦等英语国家和英语授课的国家越来越关注大量国际学生在本国及其机构中的影响。关注的问题包括语言、与当地学生的竞争、教与学的质量，尤其是住房问题，因为大多数国家住房资源都很短缺，这也成为特别有争议的话题。荷兰正在认真考虑对国际学生的数量和比率设置上限。同时，英国、澳大利亚等主要留学目的国也面临其他挑战。这些热门留学国家面临的另一个主要挑战是其收入来源依赖来自个别国家留学生的收入，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疫情让人们更直观地意识到，这种依赖对其经济和高等教育机构来说是一种高风险。推动国际学生多样化和减少对他们的依赖是应对这些挑战的最优解。

三、在地国际化备受关注

在过去的十年里，甚至在疫情之前，面对各国如此重视招收国际学生，各地已经开始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虽然流动性仍然是全球各国国际化政策的主导因素，但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国内课程国际化。为了减少对于流动性的过分关注，21世纪初，欧洲大陆的“在地国际化”、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课程国际化”，美国的“全面国际化”等开始涌现，目前已经迅速蔓延到全球南部，特别是拉丁美洲等地。这些实践试图将国际化的受众扩大到所有学生群体，而不只是关注少数留学生。此外，过分专注于教学（仅是大学三大使命之一）的模式也遭到质疑，人们呼吁应该更关注研究国际化和为社会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for society）。

虽然人们内心支持这些呼吁以及有关虚拟交流的倡议，但实际中重点仍然放在海外流动性和国际化上。对在地国际化的呼吁更多停留在口头，而非具体行动，这也佐证难以将呼吁付诸行动的现实，即便有，也只是个别例子。面对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课程去殖民化的呼吁和地缘政治局势，人们应该采取不同的国际化途径。

四、更重视“碳中和”的高等教育

尽管气候危机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早已在全球议程上提出，但在过去几年，它们在关于高等教育的讨论中更为核心。正如伦布利（Rumbley）所说，“若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能以明智且负责任的方式得到规划并推动，它可以在世界上产生强有力的积极结果。然而，那些相信国际化有潜力搭建更深层次的知识桥梁的个体、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必须立即展开合作，了解人们对地球的影响并改变人们的习惯。如今，我们共同的未来岌岌可危”。^[7]

对气候危机日益增长的担忧表明，以前的一些国际化途径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 目前已有几项应对气候危机和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倡议行动与国际化相关。国际教育工作者气候行动网络（CANIE）为了发挥机构领导力、使其履行更多承诺和行动，提出含70项行动的具体清单。“短期”流动，如海外学生的短期访学、领导和行政人员的会议、专业学术活动等，因会对学术、职业和环境造成影响而遭到批判。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国际流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短期的，尤其值得关注。

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不论是全球还是国家内部，高等教育领域各种不平等现象。人们认为差异化加强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顶尖研究型大学在国际高等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国家的主导地位。疫情则加剧了不平等。在这一背景下，负担能力成为关键，疫情的负面经济影响使得在学杂费高的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对中产阶级来说成为严峻挑战，尤其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这将对从全球南方到全球北方的国际流动构成更大挑战。

开展远程教育和通过分校、特许经营和大学合作项目实现跨国授课并非简单的替代方案。这些大多是私人组织发起的活动，对于国内机构来说学费高、投资风险大。解决高等教育中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需要更多长期的愿景、结构性的变革，以及来自世界各地所有学者、利益攸关方、机构和国家的集体承诺”。^[8]

此外，新一代学者正在挑战由西方观点和知识形式主导的有关国际高等教育的看法。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过于精英化，只惠及少数学习者、机构和国家长期以来受到批判。呼吁高等教育去殖民化有助于推动国际化和所有高等教育更加包容公平。

同样，我们需要关注难民和移民的重要性，以及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和获得高等教育支持的机会。由于战争以及其他经济、政治和环境冲突，难民人数在过去几年迅速增加。目前，全世界有1亿多难民流离失所。其中85%以上在发展中国家，61%是儿童，几乎所有难民都被剥夺了受教育权。虽然发达国家对已经接收的难民给予一定支持，但即便如此，难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极其有限。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的数据，全球只有1%的难民在大学接受教育。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提高这一比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难民，否则整整几代人都将被剥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知识安全

近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对提高知识安全的诉求带来新的危机。科研和出版合作以及流动性急剧增加，更加紧密的学术合作交流成为科研发展和创新的发动机。

从地缘政治联盟和紧张局势的变化中可以看到：合作对象发生改变，逆国际化的声音呼吁重视国家内的重点研究，国际学术合作中日益增长的政治干预，以及大学、知识和个人安全的不断提高。在西方世界和中国之间的学术合作方面，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在不久的将来只会恶化，从而带来前所未有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中国科学和高等教育与西方体系（尤其是美国）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层联系“脱钩”，将损害各方利益。而俄乌冲突不仅影响乌克兰的高等教育，也影响俄罗斯的高等教育。

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努力应对国际学术合作的需要，以应对社会和知识安全面临的全球挑战。对此没有捷径可走。明确国际高等教育的基本价值观和伦理至关重要：自主权和学术自由作为学术合作和参与的基础，比监管知识安全和将学术伙伴关系交给政府更为重要。

七、结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主要趋势一直占主导地位：大众化，以及高等教育与科研在全球知识经济中的作用。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矛盾的，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市场化和社会阶层化，并推动高等教育从公共产品向私人产品的转变。^[9]疫情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些趋势，并回归国际高等教育的传统价值观，促进合作和交流以造福公众。

202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在巴塞罗那举办，大会发布路线图“超越极限：重塑高等教育的新方法”（Beyond Limits: New Ways to Reinvent Higher Education）和会上提交的其他几份文件，为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指导，如增加机会和包容性，解决不平等问题，并发挥高等教育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作用。2022年10月，时任纽约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在《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发文称，基于纽约大学与世界各地机构的交流来看，国际化是否受到疫情影响难下定论。他的观点忽视了上述提出的挑战和采取行动克服这些挑战的必要性。

通过高等教育的三大使命：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我们需要利用学术界的内在力量和道德力量来解决当前的主要挑战——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气候变化和正在出现的“学术冷战”。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笔者建议：让高等教育更加“碳中和”；提升学术流动的多样化和包容性；更加重视面向全民的国内课程的国际化；将数字化视为教育和科研的一个综合维度而非替代品；促进平等的学术合作；并支持基于包容、自主和学术自由等共同学术价值观的全球学术参与。

（注：本文编译自高等教育期刊《改变》（Change）2023年第55卷第1期《面向未来的国际高等教育：重大危机和疫情后的挑战》，经作者授权刊发。感谢北京理工大学国际争端预防和解决研究院研究员刘进为文章授权发表、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陈咏思为本文翻译作出的贡献。）

《世界教育信息》2024年第8期目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