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 | 马东影 张其辉：新加坡高等教育赋能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4.04.08

引用格式：马东影,张其辉.新加坡高等教育赋能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研究[J].世界教育信息,2024,37(4):52-63.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的实力根植于该国产业和产业集群的表现，国家竞争优势也正是该国许多产业发展的综合表现。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与质量强国。^[2]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质是生产要素在部门间配置的变化，促使产出比例在产业间的调整变迁，推动经济的发展。^[3]作为社会运转的轴心，高等教育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区域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正面影响^[4]，而且也通过影响创新生态系统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来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转型。^[5]基于此，在加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发挥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优势，使其赋能产业结构转型，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

新加坡作为亚洲的后发型国家，其高等教育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形成了良性互动。从高等教育体系来看，新加坡拥有类型多样、层次分明的高等教育体系，主要包括自治性大学、理工学院、工艺教育学院，以及主要面向海外招生的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如拉萨尔艺术学院等。^[6]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承载不同的育人使命，如理工学院致力于培养社会亟需的、胜任职业（群）岗位能力要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7]从产业结构演变来看，伴随新加坡五次经济转型，社会先后开发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对技术和智力要素的依赖大幅提升，通过技术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产业附加值的提升。^[8]那么，新加坡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高等教育如何赋能产业结构转型？

诸多学者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新加坡学者倪安义和文卡特西在20世纪80年代对新加坡高等教育和产业发展状况进行研究，但仅关注对现状的描述，缺乏对二者关系的探讨。^[9]20世纪末，受知识经济兴起和新一轮新加坡产业转型的影响，以黄宝金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对新加坡高等教育与产业的相互作用开展实证研究，并认为受产业规模和产业整体的创新强度的影响，这一时期新加坡产业和高等教育之间的互动程度仍处于低位，二者需加强除正式合作项目之外的交流。^[10]21世纪后，相关研究愈加关注对二者关系的深入探讨。李俊文与温恩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为例，提出合作研发协议、知识产权转让、学生培训等9种大学与产业之间的合作方式，并提出新加坡高等教育与产业之间单向流动和双向流动两种互动模式。^[11]袁平和、安妮特·辛格等人以“三螺旋模型”为基础，分析新加坡作为小型经济体在高等教育与产业双向互动的特殊性，并探讨了如何改革新加坡高等教育的组织结构和激励制度以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12]在已有的研究中，不同学者从人力资源、技术创新等不同角度研究新加坡高等教育和产业之间的关系，普遍认同新加坡高等教育对于产业发展具有一定支撑作用。但是，鲜有学者从历史的视角审视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问题，关于新加坡近年来新一轮产业转型战略的研究也相对有限。因此，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之下，新加坡高等教育如何赋能城市产业结构转型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理论视角与适切性分析

迈克尔·波特的城市竞争阶段理论提出，国家经济在不同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竞争优势。将国家竞争优势阶段化，其目的不在于解释国家经济的完整表现，或是它的全部发展过程，而是要清楚地刻画那些促进国家经济繁荣的产业特色。^[13]波特根据国家和城市竞争的动态演进特征、竞争力影响因素组合演替规律特征等，归纳出三个依次升级的竞争阶段，分别是要素驱动主导型阶段、投资驱动主导型阶段和创新驱动主导型阶段。^[14]

在要素驱动主导型阶段，基本的生产要素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这些基本的生产要素可以是自然资源或自然环境，也可以是不匮乏且又廉价的一般劳动力。在此阶段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完全以价格条件进行竞争，能够提供的产品不多，应用的工艺技术层次也不高，所能表现出来的技术主要来自模仿，技术创新与创造须依赖国外产业的支持。^[15]

在投资驱动主导型阶段，竞争优势以从政府到企业之间积极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为基础。政府在这一阶段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它可以引导有限的资本流入正确产业、鼓励冒险精神、提供暂时的保护措施，以及激励获取国外技术等。但是，这一阶段的产业不仅仅是模仿和应用国外的技术与方法，而且还致力于改善外来的技术，创造了更多先进的生产要素。^[16]

在创新驱动主导型阶段，政府对于产业的干预逐步减弱，产业竞争力势不可挡，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特征：第一，产业的全球化战略，这个阶段的产业不仅大力铺设国际营销与服务网络，而且会搭配已有国际知名品牌活动并采取国外设厂的制造方式；第二，兼顾产业的垂直深化发展与横向水平发展，这一阶段的产业发展既强调高层次竞争优势的辐射带动作用，又关注以水平化的发展方向创造更多跨产业的扩散效应；第三，服务业走向国际化，本国服务性产业会伴随制造业国际化而走向海外，除此之外，本国需求亦能成为服务业延展国际空间的根基。^[17]

作为一个典型的城市国家，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陆续进入波特所归纳的三个城市竞争阶段。根据我国学者王勇、顾红杰等人提出的新加坡产业升级路径^[18]：1965—1973年，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产业结构调整，主动将部分低端制造业向其他国家转移，新加坡及时启动制造业发展计划，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生产纺织品、电子零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1974—1998年，新加坡政府在此期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推动产业升级，大力倡导发展芯片制造业等高科技产业，先后推进技术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1999年至今，新加坡政府将目光瞄准金融科技带来的发展机遇，加大创新和研发力度，大力推进“智慧国家”发展战略，加快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总体来说，以上三个阶段是按照新加坡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历程进行划分的，较好地概括了新加坡从模仿与依赖到创新与引领的产业发展历程，其实践逻辑与波特的城市竞争阶段相契合。基于此，本研究以波特的城市竞争阶段理论作为理论视角，把握不同阶段新加坡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

三、新加坡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转型的互动逻辑

作为一个教育立国的城市国家，新加坡自建国之初就将教育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19]伴随着新加坡城市竞争阶段的升级，高等教育也在及时调整自身发展战略以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产业和高等教育之间的互动也由最初的“弱互动”状态逐步转化为后来的“强互动”状态。

（一）要素驱动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高等教育适应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在要素驱动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新加坡在1965—1973年处于典型的生产要素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产业发展可用“三主”战略来形容——投资以外商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具体表现为这一时期新加坡产业发展主要是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土地以及地理位置优势，承接发达国家无技术或低技术含量的产业转移，其产业竞争优势来自于初级生产要素的累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地理位置优势。1966年，新加坡制定第二个五年发展规划，确定未来一段时间产业发展的主旋律是向现代化工业经济迈进。1967年，新加坡政府颁布《经济扩展法》，提出对先锋企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5～10年所得税的优惠待遇，缩小了进口商品的征税和限额范围等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以此吸引企业将低端产业转移至新加坡。^[20]在新加坡政府的努力之下，大量跨国公司将低端制造业转移至新加坡，其工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也从1963年的15.6%增加至1973年的22.5%。^[21]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增长最为迅速和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部门。

在这一阶段，新加坡高等教育开始摒弃殖民时期“重学轻术”的办学思想，转向实用主义，并确立“发展实用教育以配合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需要”的方针。^[22]随着新加坡高等教育办学思想的调整，一大批高等教育机构相继成立，以此来回应产业发展对于大量合格劳动力的需求。例如，义安理工学院于1967年开始开设工程和商业专业的文凭课程，以培养更多工商领域的人才。^[23]新加坡理工学院于1968年成立建筑与工程学院，次年又推出为期两年的工业与技术员证书课程。^[24]1972年，新加坡政府成立全国最大成人培训机构——国家生产力局，并每年拨款1000万新元，用于训练职业工人。^[25]通过审视这一阶段新加坡高等教育与产业之间的互动，我们可以发现，新加坡在建国之初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以大量廉价劳动力带动产业的发展。高等教育为顺应产业发展需求，通过训练具有熟练技术与掌握一定技能的合格劳动力来支撑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新加坡高等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且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水平人才需求量不大，因此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对于产业发展的支撑与赋能作用较为有限，高等教育仍在努力适应产业发展，二者之间的发展关系仍处于“弱互动”状态。

（二）投资驱动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短平快”的高等教育发展态势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在投资驱动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城市主导产业越来越倚重高级生产要素，但初级生产要素仍是产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企业开始大量投资兴建现代化、高效率与大规模生产的机器设备厂房，并努力在全球市场上以付专利费、合资或其他途径找寻更精密的国外产品和工程技术。1973年前后，新加坡已基本实现工业化，而国际石油危机爆发和新加坡国内的劳工短缺问题日益严峻，使得新加坡现有的产业格局遭受重创。1978年，新加坡成立贸易与工业部，以指导新加坡产业重组与改革，推动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乃至资本密集型主导产业转型。为此，新加坡积极鼓励企业投资兴办现代化、高效率的厂房，吸引一些知名的计算机及周边设备制造商如希捷、迈拓和康诺相继在新加坡落户。到1984年，有超过150家跨国公司在新加坡从事电子产品及计算机配件的生产。新加坡硬盘驱动器的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硬盘驱动器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其他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如印刷电路板、金属冲压、压铸、精密机械加工等。同时，新加坡注重通过政策引导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1991年，新加坡经济计划委员会出台《战略经济规划：迈向发达国家》，倡导大力发展石油化学产业，把与石油化学相关产业都集中至裕廊岛。^[26]

为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对于技能型人才和产业技术升级的需求，新加坡高等教育作出积极回应。一方面，通过扩大原有机构和成立新学院来扩充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回应产业发展对于技能型人才的大量需求。1974年，新加坡理工学院多佛路校区开工建设；义安理工学院于1981年和1986年分别进行两次校园扩建计划；20世纪90年代后，淡马锡理工学院和南洋理工学院相继成立。据统计，1980—1990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平均每年增长8%。^[27]另一方面，新加坡高校通过改革课程和学科布局，培养能够支撑产业技术更新的人才。1984年，新加坡理工学院重组并修订所有全日制文凭课程，以培养能熟练掌握和更新产业技术的人才。^[28]1985年，义安理工学院开设与制造业有关的兼职高级文凭课程。^[29]1991年，淡马锡理工学院开设电子、信息技术、机电一体化、旅游管理，以及物流和运营管理课程，以为新兴产业培养技能型人才。^[30]在投资驱动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与产业都实现了飞速发展。这一时期，由于受到国内外环境与局势的影响，新加坡产业开始向投资驱动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迈进，主导产业也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而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进军。为支撑产业结构转型，新加坡高等教育主要通过扩大教育规模快速满足产业发展对人才规模的需求。但是，这一时期新加坡仍在以发展本土高校为主，高等教育的建设也是一种经济思维的产物，希望以“短平快”的发展方式快速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对于技能型人才的大量需求。

（三）创新驱动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高质量高等教育助力知识密集型产业创新

相较于要素驱动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与投资驱动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在创新驱动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对于基本生产要素的依赖会越来越低，而更高级别的研究机构和更具水平的大学在逐渐形成之中。这些机构不仅会创造出高级生产要素，同时也会与特定的产业联系。同时，产业技术的创新也会吸引更多的国际企业入驻，掀起城市国际化的浪潮。20世纪90年代末，伴随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知识经济席卷全球，新加坡产业结构性矛盾也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之下，新加坡政府倡导建立一个先进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体^[31]，推动知识密集型主导产业的发展。21世纪初，新加坡先后制定了《资讯通信21蓝图》与《全联新加坡计划》，旨在提升信息通信产业的人力资源与资本价值、建设信息通信产业集群与枢纽，以及加强信息通信产业的合作与创新。^[32]2006年，新加坡政府出台《智慧国2015计划》，旨在发展信息通信产业，实现政府、社会、关键经济领域的转型，其目标是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以信息驱动的全球化都市和智能化国度；2014年，在《智慧国2015》的基础上，推出了《智慧国2025计划》，提出构建“智慧国平台”的畅想，建设覆盖整个国家的数据连接、收集和分析的操作系统与基础设施。^[33]国家科技委员会在2020年发布《研究、创新和企业2025计划》，拟投入250亿新元以资助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医学健康、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34]在政府政策引领之下，这一时期新加坡也产生诸如托克集团、丰益国际、奥兰国际等本土的世界500强公司。另外，诺华制药、谷歌、亚马逊等一众海外知识型企业也开始在新加坡设置亚洲总部。

在创新驱动主导型城市竞争阶段，新加坡高等教育对标世界级水平实现了高质量发展。首先，政府加强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2000年，新加坡政府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经常性支出为8.985亿新元，发展支出为3.296亿新元，总支出为12.281亿新元。^[35]2018年，新加坡政府用于高等教育的经常性支出为32.548亿新元，总支出达到32.759亿新元。^[36]其次，高校致力于科研水平的提升。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为例，为满足知识经济时代对高级生产要素和技术创新的需求，南洋理工大学持续加强以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的学科平台建设，包括：政府主导和建立的各类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等学科平台；高校根据其发展战略建立的各类学科平台；高校与企业、国内外其他高校共建的各类学科平台。该校自1991年正式建校以来相继成立33所研究院、4个跨学科研究基地，以及6个研究中心。^[37]再次，改革与创新育人模式。一方面，加强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以构建“全球化知识企业”作为发展定位，相继成立大学创业中心、企业与技术联络办公室等组织机构，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咨询与指导工作。另一方面，变革高等教育的技能训练模式。例如，义安理工学院推出“义安学习模式”，可有效帮助学生融合自身的各种技能，以便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38]最后，实现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加坡通过推行环球校园计划、生物医学科学计划、卓越研究与科技企业校园计划等，构建具有新加坡高等教育特色的学生枢纽、高技能人才枢纽和知识创新枢纽，以此吸引海外优秀的生源和人才，为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活力。

四、新加坡高等教育赋能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举措

随着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各行各业对数字平台、软件、硬件和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相关数据显示，到2020年新加坡有44%的工作实现自动化。^[39]为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新加坡政府于2016年发布面向“工业4.0”的产业转型计划，提出投入45亿新元，为包括制造业、环境建设、贸易与联系等在内的23个领域制定数字化转型蓝图。^[40]为适应融入数字经济的知识经济时代背景，新加坡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多层面发力，以多种举措赋能新加坡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

（一）优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为产业结构转型累积人力资本

新加坡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一般是随着产业结构、市场技术、人才的现实需要而进行设计的。为保证人才培养能够适应产业和市场的需求，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对自身的专业设施采取动态调整的模式。例如，2016年，义安理工学院提出，根据本地社会需求，缩招通信与网络工程、数字取证、移动和网路服务等专业学生。^[41]工艺教育学院于2017年推出“数字工作场所未来技能”项目，培养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力。^[42]2021年，新加坡理工学院、义安理工学院和戴尔科技公司合作为学生提供大数据、数字城市管理和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相关的数字技能培训。^[43]截至2022年，新加坡高等教育共开设11个大类专业，其中含81个具体专业。5所理工学院根据智能制造、个人服务等支柱性产业占比情况，重点布局了管理类、工程类、健康科学类等与知识密集型产业高度相关的专业，这些专业的总招生数占所有专业的80%。^[44]另外，新加坡高等教育还在积极支持在职人员的技能提升，推动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2014年，新加坡政府开始依托高等教育机构实施“技能创前程计划”，联手新加坡自治大学、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等开展相关技能培训，为有意愿提高自身技能的人员提供帮助。例如，新加坡理工学院推出面向工业4.0时代的继续教育课程，其中包括“智能制造”“企业和劳动力转型”“产品开发数字化”等课程。共和理工学院成立继续教育学院，并推出“5G基础知识和应用”“机器学习”“3D打印技术”等课程。新加坡管理大学推出“Web 3.0 经济：元宇宙、游戏和游戏基础知识”课程。^[45]2019年的数据显示，有50万名新加坡居民和1.4万家企业从该计划中受益。^[46]

（二）加强产教融合，发挥高校科研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创新是推动新加坡产业结构转型的持续动力，而高等教育作为以科学研究为主要职能的机构，是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型的重要支柱。^[47]新加坡高等教育领域的科学研究多以经济发展为导向，旨在推进科学发现和开发创新技术。^[48]例如，淡马锡理工学院发明了自主运输车，可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的运输成本；共和理工学院开发的模块化屋顶温室耕作系统，可在高温的屋顶为蔬菜提供最佳的生长环境，从而有效缓解新加坡蔬菜依赖进口的难题。此外，新加坡高校还成立了创新中心，为产业开发新技术提供方案，并为这些新技术的转让和商业化提供机会，助力产业附加值的提升。作为科研成果转化以及高校与产业发展密切结合的重要技术平台，理工学院的创新中心以市场为导向，有效缩短创新源头与市场之间的距离。^[49]新加坡理工学院成立了食品创新与资源中心、先进材料中心等6大创新中心。其中，食品创新与资源中心致力于打造食品创新的卓越平台，并为食品企业技术的一站式开发提供支持。^[50]又如，淡马锡理工学院成立水产养殖创新中心，目标是通过创新和技术实现可持续集约化水产养殖生产，推动水产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加强新加坡本土的粮食安全。^[51]新加坡国立大学与思科公司共建思科—新加坡国立大学加速数字经济企业实验室，致力于全面审视并加速新加坡数字经济转型，并利用技术提高面向未来的专业劳动力的生产力。^[52]

（三）发挥高等教育的集聚效应，推动高校产业协同发展

产业发展的各要素之间并非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提升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于建立关键要素之间的关联。而在地域层面上，产业借助各种各样环节联系起来的组群方式，对产业的横向和纵向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53]高等教育作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为一体的社会轴心机构，其在吸引产业在地域上集聚方面拥有先天的优势。新加坡于2000年在毗邻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理工大学的黄金地段上启动了纬壹科技城项目，旨在依托高校雄厚的科研实力，吸引科技企业入驻科学园。物理上的临近增加大学与产业界沟通的机会，同时也带动相关产业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正如宝洁新加坡创新中心总监詹姆斯·考所说：“驱使宝洁在纬壹科技城内设置研究机构的主要动因是这里有许多关键机构，包括理工学院和大学以及技术和研究机构，并且我和我的同事可以很容易联系到相关领域的教授和研究人员，并与他们讨论合作想法。”^[54]纬壹科技城内有5所高校、15个公共研究机构、400家领先公司和超过5万名知识工作者，并由此形成了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信息通信技术与媒体产业集群、新兴产业集群等八大产业集群。^[55]

（四）建设亚洲高等教育枢纽，营造国内市场国际化的竞争环境

高等教育作为具有国际交流与合作功能的机构，可在国际人才培养与吸引和先进技术交流方面支撑国内市场国际化环境的建设。首先，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例如，新加坡政府积极推行理工学院的“海外训练计划”，该计划由院校自主报送，每年选派数千名优秀的在校生或研修人员前往海外的大型企业接受培训，政府负责报销差旅费用。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全球各大商业中心设立海外学院，将国立大学内最具创新精神和创业潜力的学生送往海外学院深造。^[56]除了依托海外大型企业的校企合作，新加坡高等教育还在积极进行校校合作，即与世界一流高校共建研修基地，从而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的国际化水平。其次，发挥亚洲高等教育枢纽的辐射作用，吸引世界各地学生与人才来新加坡求学或任教。为此，新加坡政府设立“国际学生奖学金”，旨在吸引优秀国际学生来新加坡学习和深造。同时，新加坡还依托其雄厚的高等教育实力、世界领先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优渥的薪资待遇，吸引包括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悉尼·布伦纳、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前临床科学主任爱迪生·刘博士等在内的一大批海外高层次人才赴新加坡高校任教或工作。^[57]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产业界对人才的需求标准逐渐走向国际化，这为产业内的国际化竞争提供了人力基础。具有国际背景的人才也为新加坡产业发展带来了先进的国际经验与不同于国内市场的需求，为新加坡国内产业适应国际竞争提供了很好的过渡。再次，实现校企合作国际化。新加坡高校与世界知名的企业建立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与微软、IBM、思科等国际知名科技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通过与这些企业的合作，学生能够客观且深入地了解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运行管理和企业文化等特点，了解到世界知名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和技术开发流程，这为学生以后在本地就业并提升新加坡产业技术打下坚实的基础。新加坡高校科研的国际化，促使新加坡的许多产业技术达到世界级水平。

五、启示

经历了多次的产业转型，新加坡如今已经发展成集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精密工程、金融保险产业等众多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一体的国际城市，其竞争力也跃升至全球第一。^[58]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高等教育在多次产业结构转型中的赋能作用，这也为我国高等教育赋能产业结构转型提供借鉴。

（一）重塑高等教育的育人生态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它在国民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新加坡的经验亦表明，高质量人才的集聚可有效地带动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升级。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还不能充分支撑服务高质量发展。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2%^[59]，对比新加坡的84.8%^[60]，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除此之外，我国高等教育人才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匹配度较低，对产业发展构成障碍。^[61]

基于此，我国可着力构建起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首先，吸引外来高等教育资源。我国可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率先引进世界一流高校在本地办学或开展合作办学，以外来资源提升本土人力资本的素质，打造一支既符合本土产业结构又具备全球视野的人才队伍。其次，大力发展创新创业教育。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起步较晚，在整体发展水平上也与一些起步较早的国家存在一定差距。据相关数据统计，中国大学生群体中有70%的学生有创业的想法，但毕业后真正创业的不到0.03%。^[62]借鉴新加坡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经验，我国的一些试点高校可率先推出海外学院计划，将具有较强创业意愿和创新能力的学生推送至国际商业中心深造，使其在实践中感受创新创业文化，克服内部资源不足、学生创新创业视野受限等问题。最后，建立能够适应第四次产业革命，倡导知识更新换代的高等教育终身学习体系。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不仅要满足适龄青年的学习需求，而且要扩大入学途径，满足在职人员的学习需求，为他们提供知识更新和技能升级的途径。

（二）加强高校科研成果转化

在科技与经济协同发展的背景之下，高校知识生产的模式已经从强调以学科为核心的“洪堡模式”转向以应用问题为导向、强调参与组织的异质性与多元化的模式。高校大量科学研究活动兼具“基础研究的应用性”与“应用研究的基础性”的双重属性，产业需求驱动型基础研究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科研成果。^[63]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有效的科研合作与科研转化变得越来越重要。高校作为创新的源头，对于推动产业技术革新有着不可推辞的责任，而科研成果转化率是高校对产业发展贡献的直接表现之一。相关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高校有效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9%。^[64]相较于新加坡50%以上的专利转化率^[65]，仍有巨大提升空间。

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提高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可注意以下三点。首先，提高对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视程度、科研经费投入以及科研成果转化在高校科研工作中的重要性。具体而言，需重塑重科研、轻转化的高校科研生态。我国可选择一批试点院校先试先行改革高校科研绩效评价，评价中将科研成果产业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其次，可在大学城附近建设大学科技园，依托高校雄厚的科研实力吸引国内外高科技企业及科技孵化器入驻。以北京中关村为样本，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科技园区，并以科技园区为跳板，推动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同时，高校可加强与外部机构的联合开发力度、积极开展相关科研合作、共建团队，以多元化的方式推动科研成果商业化。最后，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科研转化机制，发挥市场对高校研发方向、要素价格、路线选择，以及各类创新要素的导向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三）调整高等教育与产业的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以专门篇章论述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意义，并指出“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提升区域合作层次和水平”^[66]。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但机构数量的增加并未改变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的现状。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只在少数地域较为集中，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在地域上仍处于分散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等教育集聚区域，产业并未出现集群发展的迹象。借鉴新加坡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经验，我国应有序推动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沿着“十四五”规划中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的指导方向，推动高校共享教育资源、融合教育要素、推进合作互动及避免无序竞争。通过这些举措实现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从而促进产业在高校附近实现集群发展。

具体而言，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应遵循区域产业发展的规律，在服务功能上凸显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将引导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视为发展目标之一。第一，在高校集聚但未形成产业集群的区域，要深入分析该区域的产业特点，组建与产业相契合的学科集群和科研创新团队，发挥自身学科优势，形成学科结构、科研团队与产业结构整体匹配、相互支撑的运行机制，从而促使产业集群化的出现。第二，在高校集聚且产业集群已经初步形成的区域，高校要依据产业集群的特征，主动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和科研组织方式，同时深入分析产业上下游的关系网络，围绕产业链的发展，推动校内学科的交叉融合和知识技术创新，从而真正实现高校对产业的学科链、人才链、创新链、技术链的支撑。第三，高校要有“补短板、提优势”的意识，发挥高等教育对产业的带动作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产业发展目标，促进产业升级，集中高校资源突破关键性技术壁垒。

（四）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的产业也同步开启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这就要求我国产业必须发展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内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水平。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赴中国留学的人数逐渐增加，2016年来华留学生人数为442,773人次^[67]，到2018年这一人数增长至492,185人次，两年间增长了11.2%，其中接受学历教育的人数占比为52.4%^[68]。随着我国对新冠疫情限制的逐渐放宽，来华留学生人数有望进一步增加，据预测，2023年来华留学生人数将达到605,752人次，相较于2018年的492,185人次增加了23%。^[69]尽管来华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但相较于我国高校在学总规模的4,655万人，这一数字仍较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学生国际化不足的问题。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国际化方面，我国科研国际合作率仅为20.3%，新加坡为62.8%。^[70]相较于新加坡，我国高等教育科研国际化水平仍严重不足。

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可从学生培养和科研合作两方面共同发力。从学生国际化角度来看，一方面，要积极推行我国高校在地国际化。高校可利用已有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如国际学者、来华留学生、跨境项目、多元课程、国际会议等，建设富有本土特色的国际性校园，为学生在校内提供接触跨文化与国际性事物的机会，进而实现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办学目标。另一方面，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优秀来华留学生。各地可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和地域特点，边疆省份可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如广西、云南可以对接越南缅甸、泰国等周边国家；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以其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为基础，接受更多优质来华留学生。合作形式包括互换访问交流的学生、合作办学、设置国别专项奖学金，并为优秀人才留在中国工作提供优惠待遇。在推动国内高等教育科研国际化方面，我国可扩大与海外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科研合作的范围，如吸引海外一流高校来华办学、组建和加入高等教育国际联盟、建设国际化科研平台等。同时，积极鼓励国内外高校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如合作申报我国的科研项目、共同研究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瓶颈等，通过思想的碰撞，解决国内产业国际竞争力不足的问题。